一、整部著作的框架

講德爾布呂克，最重要的是要講《戰爭藝術史》。先來看該書的結構和目的。4 卷中的“古典時代的戰爭”討論了從希波戰爭到羅馬共和國愷撒時期的戰爭藝術史。

順便說一下，在 18世紀和 19世紀的西方戰爭研究者的術語庫裡邊，“戰爭藝術”是個經常被使用的術語。這個術語一方面很好、很形象，另一方面也很含糊，實際上包含的範圍非常之廣。“戰爭藝術”不但指戰略和戰術，往往還包括軍事組織方式和軍隊組織方式，而這兩者—軍事和軍隊組織方式，甚至說更廣大的軍事體制的結構同戰略戰術的關係甚為密切。特別是因為，有一些戰略和戰術只能在一定的軍事體制和軍隊組織方式條件下才可能出現，也才可能被實施。

“蠻族入侵”大部分主要論述早期口耳曼人的軍事組織，實際上它講了政治框架中的軍事和戰爭藝術，而這“政治框架”還包括了社會組織。它同時也論述了羅馬軍事體制的衰亡，還有拜占庭即東羅馬的軍事體制，連同西歐封建社會體制和軍事體制的開始。

“中世紀戰爭”主要是論述中世紀裡戰術和戰略的衰落和消亡；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就是在所謂 Dark Age—“黑暗時期”—裡，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戰術和戰略。然後在第 3 卷的末尾（這是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德爾布呂克論述了戰術體制，特別是戰術陣列在 15 世紀的復興，復興者就是瑞士人。實際上，近現代戰爭方式就是從瑞士人開始，開始於 15 世紀瑞士同勃艮第的戰爭。

“現代戰爭的黎明”將戰術方式和戰略思維的史事一直講到了拿破崙時代。

二、古代戰爭真相的還原——批判性考證方法

他是這麼一個很少見到的歷史學家、史學大師：既能搞非常細的東西，進行非常嚴格細緻的歷史考證，恢復歷史細節的本來面貌，但同時又不是一個主要注重這些的人；他主要注重的是宏觀的揭示、宏觀的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廣泛的趨勢，並且從裡面提煉出廣泛的思想。

這一點同先前的戰爭史、軍事史非常不一樣。軍事史一般是相當枯燥的，大都寫打仗，有非常專門的細節，什麼戰場，什麼戰術行列，用什麼大炮等，非常細緻。如果你對那段歷史非常熟悉的話，你大概會看得頗有興趣，但是一般的人是絕對覺得枯燥的。然而，德爾布呂克特別關注軍事史當中的所謂宏觀的道理，這點和先前的軍事史很不一樣。

他研究戰爭史和軍事史的目的已經在他的《戰爭藝術史》的標題當中顯露出來了：在“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甚至在社會政治歷史框架內的戰爭藝術史。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起兩者之間的動態聯絡：一方面是政治實體，特別是國家的體制；另一方面是戰爭方式、戰略和戰術。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國家的體制，特別是在政治體制和國家的戰略戰術之間建立一種得到揭示的本質性關係，或者說揭示這兩者之間的本質性聯絡。當然與此同時，德爾布呂克認識到，你如果要從歷史中抽取出廣泛的結論，昇華出大的道理的話，首先你就必須準確地還原歷史。

怎麼說呢？首先歷史學家必須儘可能確定歷史上一個個、一類類戰爭到底是怎麼打的，要辨明歷史細節。德爾布呂克的這個思想非常自覺，那就是因為要在歷史中尋找或昇華出宏觀的結論，揭示出深層含義和主題，所以要非常認真、細緻和嚴格地去辨識、探究和考證那些細節。

這樣一來，我們就要談到他對古代軍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證方法。這種方法有一個他自己創造的專門名稱，現在真正懂行的人都用它的德文原文—Sachkritik，字面意思大約是“事件考辨”，實際上就是對軍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證。也就是說，這個方法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當代歷史學家如何來考證和檢驗歷史上（當然包括古遠的，越古越難）流傳至今的軍事史料。

三、三大主題之戰術形式的演變

上面講的是比較專門性的古代軍事史料考證，而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他的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的三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戰術形式從希波戰爭到拿破崙戰爭的演變。如果單就軍事史和軍事思想而言，德爾布呂克對整個西方戰爭史上戰術形式（tactical bodies）的演變的發現和闡釋是最重要的。最粗略地講，這演變歷程就是首先從原始的希臘方陣逐漸演變為羅馬人使用的高度協調的戰術陣勢（tactical formation），而用德爾布呂克的話說，羅馬人的這種戰術陣勢代表著古代軍事藝術和戰爭藝術的“根本精髓”；此後最重要的，在於 15 世紀瑞士同勃艮第戰爭期間戰術形式的復興，並且在以後幾個世紀裡不斷得到改善，直至到拿破崙手裡臻於完善。這麼一個過程可以說是西方戰爭藝術史的主線。在一個專史領域，極少有歷史學家能夠按照一個符合邏輯的、本質性的重大主題，對幾千年的歷史進行統一的解釋，而德爾布呂克做到了。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像剛才說的那樣，他認為古代戰爭藝術的歷史轉折點在羅馬共和國的高峰時期裡，其時形成了高度協調的戰術陣勢，而這轉折點就是坎尼戰役（the battle of Cannae）。公元前 216 年，漢尼拔統帥的迦太基軍隊在坎尼殲滅了羅馬大軍，這是到那時為止西方世界最完美的一個戰役。

坎尼戰役後，羅馬人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從慘敗中復興過來，最後還是要戰勝迦太基。坎尼戰役的失敗對於羅馬軍事體制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軍隊主力在這次戰役中遭到滅頂之災以後，沒過多久羅馬人竟然能夠反敗為勝，滅了迦太基。秘密在什麼地方？德爾布呂克說，秘密就在於步兵方陣的演化。在坎尼，羅馬步兵用的還是原始的希臘方陣，馬拉松戰役時的那種方陣，所以漢尼拔在坎尼全殲羅馬軍隊主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從那以後，羅馬的戰術形式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羅馬人首先把原始的方陣分為一個個縱隊，然後把這些縱隊分為一批小的戰術單位，能夠各自作戰，同時互相之間也能協調起來成為一個整體。能夠各自作戰的小單位互相間協調組合為一個整體：這就是後來威名遠揚的羅馬軍團（Roman Legions）。羅馬軍團可以說誕生於坎尼慘敗。也就是說，在發憤振興的過程中，羅馬軍隊從一支公民軍隊（citizen army）變成了職業軍隊（professional army）。其強調的重點在於軍事紀律—非常嚴酷的軍事紀律，而這樣的軍事紀律就是羅馬軍事體制的特徵。羅馬人正是靠著這個變化，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用德爾布呂克的話來說，不是因為羅馬軍隊比他們的對手勇敢，而是因為他們的紀律導致他們有更強的戰術形式。

隨著後來羅馬帝國的衰落和野蠻化，戰術形式逐漸蛻化。政治混亂削弱並瓦解了軍隊的紀律，破壞了它原本優秀的戰術形式、戰術陣列。

越來越多的蠻族人進人了軍隊，他們不可能服從嚴明的紀律，也不可能結合為一種高度整合的戰鬥陣列。也就是說，隨著國家的衰落，後來戰術也發生退變。步兵不行了，戰術陣列不行了，因為政治不行了，國家不行了。然後越來越明顯的傾向是，越來越以重灌騎兵來代替步兵，這慢慢就變成了中世紀的騎士。重灌騎兵開始時當然不是這樣，但後來慢慢全副武裝起來，後來逐漸變成一個個單槍匹馬、全副武裝的“騎在馬背上的武士”。當然這裡邊起決定作用的還有社會組織的巨大變化。所以在中世紀很長的歷史裡，軍事史就被這樣的人物所統治，就是一個一個的武裝的騎士。

然後，出現了另一大轉折點，就是上面講到的 15 世紀裡戰術形式的復興。這一復興就是步兵的復興，不依賴於騎兵的步兵的復興。瑞士人的步兵陣勢開始類似於羅馬方陣、羅馬軍團的作戰方式。德爾布呂克說，這樣一種由步兵的復興帶來的戰術形式的復興（所謂“tactical bodies”很大程度上關係到陣列）是軍事史上的一次革命，可與坎尼戰役後的那個革命媲美。他說，實際上真正摧毀了封建城堡、封建制度的是步兵和戰術形式的復興。我們都知道恩格斯講的話，就是國王和資產階級結盟，有錢了，用火藥，造大炮，轟垮了封建城堡和封建制度。德爾布呂克基於系統的研究指出，封建戰爭方式的失敗、封建城堡的無能、封建騎士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至少是直接原因—在於步兵和戰術形式的復興，這個東西使得封建勢力的軍事能力急速走向衰落。

當然這個東西發展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就成了一個現代的戰術形式—現代步兵，現代常備軍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這是戰爭形式從希波戰爭到拿破崙戰爭的演變。

四、戰術演變的的政治原因

但是，他的書是《政治史框架中的戰爭藝術史》，為什麼政治是更深層的原因？現在我們來看他所揭示下的全部歷史中戰爭和政治的關係。全部歷史中戰爭和政治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戰爭藝術史》的一個根本主題，或者說最高主題。他說，在他描述和論證的每個歷史時期裡，戰術的演化（實際上在 19 世紀，“tactic”這個詞還沒有完全與“strategy”隔開，所以有的時候講“tactics”還含有戰略的意思，因而甚至可以說戰略的演化）同政治的演變緊密相聯。這是德爾布呂克強調的。羅馬軍隊主力在坎尼遭到毀滅性的失敗，當然首先歸因於它的戰術弱點（weakness of tactics），但是這個戰術弱點又要歸因於軍隊是由沒有受過訓練，或者訓練很不好的平民組成，而不是由職業計程車兵組成。不僅如此，這還要歸因於羅馬國家體制的非集權化。我們都知道羅馬行政官—“執政官”是兩個人，他們互相輪換著指揮軍隊—這次戰役你指揮，下次戰役就必須我指揮。沒有什麼別的原因，這是體制，是制度。然後譬如我們兩個當了一年兩年的執政官，就一定要下臺，一定要換。誰來決定？元老院來決定，當然元老院還要聽公民大會的意見。

坎尼戰役以後，羅馬幾乎面臨滅頂的危險，羅馬人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了。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個統一、高度集中和穩定的指揮體制。改革的標誌就是公元前 211 年（坎尼戰役五六年以後），羅馬名將大西庇阿（P。C。Scipio）被任命為羅馬非洲軍隊總司令，而且規定他的職位一直保持到同迦太基的戰爭結束，就是所謂第二次普尼克戰爭結束。當時元老院規定，如果不出現其他意料不到的情況，他的職位將保留到戰爭結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非常大的變革。對大西庇阿的這樣一個任命，完全違背了羅馬的政治體制傳統，甚至可以說標誌著共和國體制開始衰落。這就是走向愷撒，走向聖奧古斯都的第一步。但是，這樣一種變革使得羅馬軍團有可能建立，使得羅馬能夠在坎尼戰役之後沒幾年就滅了迦太基，並且逐漸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所以在這個場合，政治同戰爭方式間的密切聯絡非常明顯。用德爾布呂克的話來說，“第二次普尼克戰爭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就是羅馬實現了內在的轉變，這個轉變極大地增長了它的軍事潛力”（“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in world history is that Rome effected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that increase her military potentiality enormously”），甚至可以誇張地說，也改變羅馬國家的全部性質。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同時因為普尼克戰爭老幼皆知，所以顯得更加重要。

其實，他對戰術形式的所有演變都有後面的政治和社會解釋。例如對中世紀早期日耳曼人的軍事體制 Gevierthaufe（ 一個很專門的古日耳曼術語），他就分析了它後面的村社組織方式，指出它是這一組織方式的軍事表現。然後他論證隨著日耳曼人的文明化即羅馬化，日耳曼的村社和 Gevierthaufe 也就逐漸瓦解了。當然還有或許更重要的例子—15世紀瑞士人的勝利。為什麼會有這勝利？為什麼會有戰術形式和步兵在瑞士人那裡的復興？政治體制和自由民的結合。當然我們現在有了唯物主義史觀以後，主要原因已變得很清楚：這裡說的自由民按照我們的話來講就是“中農”，有自己小塊田地的農夫，就像恩格斯講英國 17 世紀革命的時候，這樣的人是軍隊的棟樑、共和國的棟樑。但是在德爾布呂克的時候，很多情況還不清楚，因而他說瑞士人的勝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在瑞士的各州當中，民主的成分和貴族的成分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用他的話說是“城市的貴族”（其實就是早期的商業貴族，就像在後來的荷蘭）和自由農民大眾很好地結合。當然，在論述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時期法國戰術和戰略優越性的時候，他提供的解釋和我們現在的解釋幾乎一樣，就是革命引起了政治變化、社會變化和民眾的激情等。

五、戰略哲學——兩大基本戰略形式的提出和運用

在戰略理論方面，或者說在戰略哲學方面，他的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和論證了戰略的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這是對克勞塞維茨一部分思想的很大的發展。因為克勞塞維茨在論及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對自己的這部分書稿還很不滿意，要修改，但是他後來就逝世了，所以自己沒有寫多少。德爾布呂克在戰略理論方面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強調所有軍事戰略都可以被分為兩大基本形式殲滅戰略（th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和消耗戰略（the strategy of exhaustion）。殲滅戰略是進行決戰決勝性質的戰役，消耗戰略卻是著重於消耗敵人的意志，作戰僅僅被當作實現戰爭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佔領別國的領土，摧毀敵國的莊稼，摧毀敵國的商業，進行封鎖等。德爾布呂克的戰略理論的深層含義在於，決非像約米尼說的那樣只有一種“不變的科學的戰略原則”。歷史證明，並不是只有一種戰略原則、戰略理論，能夠適用於所有時期的所有戰役。

為什麼我們並列的關於德爾布呂克的參考文獻這麼少？因為研究德爾布呂克的英文文獻特別少，而德文的相當多，但那是我們大多不懂的語言。我們能夠得到英文文獻包括德爾布呂克《戰爭藝術史》4 卷英譯本，我要大家在課後閱讀其中幾頁，那是他論說伯里克利進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大戰略的，作為與殲滅戰略相反的消耗戰略的一個典型。我們列出的 Gordon A。Craig 的一篇論文非常好。這位老先生多年來是美國研究德國現代史的頭號權威，我的講述基本上依據了他的這篇文章。還有就是大歷史學家古奇（G。 P。 Gooch）的大名著《19 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中論述蘭克的一章，可以讓我們瞭解科學的治史方法的由來。我們已經知道，沒有蘭克，就不會有我們見到的那個德爾布呂克，正如沒有克勞塞維茨，很可能不會有這樣一位德爾布呂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