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講一下法治中國與文化傳統。圍繞這個主題，我們來思考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有法治傳統嗎？

可以這樣說，辛亥革命之前，有法制，無法治。這兩個詞有什麼區別？法治是以法治國，王在法下，這是約定之法，可以商量；法制則是依法治國，王在法上，王定之法，沒有商量。

《管子·任法》裡有這樣一段話，“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所有人分成三等，君主是立法者，官員是執法者，民眾則受制於法，這個法是不可以商量的。

有人說，約法三章不就是可以商量嗎？我們想想，約法的時候哪有商量，那叫宣佈。沒有立法程式，沒有商量，所立之法可能是良法，也可能是惡法，這個要碰運氣。

只有刑訊逼供，沒有辯護制度，沒有無罪推定，這是王權時代一個重要特點，包括商鞅自己都身受其害。秦惠王上臺後，有人上了一份奏摺，稱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全國通緝，商鞅百口莫辯，只好逃跑。當他跑到邊境想住店休息時，店老闆拒絕說，商鞅有令，住店的人如果沒有證件，店主要連帶判罪。商鞅聞聽此言長嘆說，沒想到，新法之弊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這也是典故“作法自斃”的來源。商鞅的遭遇涉及到兩個問題，取證和庭辯。他被扣上謀反的罪名，沒有取證，也不給他辯論的權利，直接通緝。

大家都知道狄仁傑，武則天時代的大臣，他被來俊臣誣陷謀反，沒有取證和庭辯，馬上就被抓起來了。狄仁傑入獄後立刻認罪，當時的規定是，抓進來的人只要招了，一般就不對他動刑。由於已經認罪，對他的看守很鬆，狄仁傑寫了一封申冤的血書藏在棉袍裡，以天熱換單衣為由，讓家人帶了回去。狄仁傑的兒子發現了信，馬上求見武則天，把父親的情況一五一十說了。武則天就召見狄仁傑，問他為什麼承認謀反，狄仁傑說，我要是不承認，早就死在皮鞭下了，如何見陛下？武則天就把他從輕發落了，這才死裡逃生。

甚至直到今天，一些民眾看重的也是實質正義，而非程式公正。中國人不理解辛普森案，控方辯方在那辯來辯去，盤問證人，最後辛普森被無罪釋放。中國人喜歡看包公案，包青天日斷陽、夜斷陰，一審就審出誰是壞人來，三口鍘刀，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把那貪官汙吏給我鍘了，好過癮。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們法治傳統的缺失。

第二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法治傳統？

“以法治國”這個詞戰國時期就有了，韓非子說，“以法治國，舉措而已。”只要措施對，就可以用法來治國。法家所講的法治，君主是治國主體，法是君主治國的手段，這不是我們要的法治，我們今天講的法治，是人不治，法來治。

古代的中國人有三個夢。一個叫聖君夢，夢想有個好皇帝，仁慈、英明，最好是聖君。能不能實現，得碰運氣。

第二個夢是清官夢，皇帝差一點就差一點吧，天高皇帝遠，皇帝管不了我這裡來。我的父母官好也不錯，這叫清官夢。

第三個夢是俠客夢，皇帝是昏君，父母官是貪官，但是有一個俠客半夜到縣衙取了貪官首級也可以。所以中國人喜歡看《三國演義》，劉備代表聖君，諸葛亮代表清官，關羽、張飛代表俠客，聖君夢破滅了就做清官夢，清官夢破滅了就做俠客夢，俠客夢破滅了看武俠小說，所以武俠小說也是中國特色。

中國的文化傳統為什麼會是這樣？

中國人現在還是講面子，但把“禮”丟了。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稱自己老婆為夫人，這叫沒文化。夫人是稱別人老婆的，稱自己老婆可以用我太太，我妻子，傳統社會用的是拙荊、賤內、內子。

再舉個例子。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有一個習慣是抑己揚人，放低自己，抬高別人。我們那時候，稱呼父親的同事，不論年齡大小一律叫伯伯，我父親動不動就說，你幫叔叔倒杯茶，其實那人跟我差不多年紀，但我必須照做，這是禮。

傳統社會里，兒子帶同學來，見到父親，同學可以坐著，兒子要站著，得把人家抬高一層。我父親的老師我要叫太老師，但太老師絕對不會叫我孫子，而是叫我世侄，他把自己降下來跟我父親同輩，非常謙虛。

現在呢，只要面子，禮沒了。前不久有個人發微博說，自己在日本住酒店，為了報復日本帝國主義，把房間裡的水龍頭全開啟，故意浪費水還洋洋自得，丟人丟到國外去了。

還有的人把擺譜當成有面子，在餐廳裡大聲的呵斥服務員，人家為你服務你不道謝，這不叫有面子。有教養才有面子。現在居然以沒教養為面子，這是很成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回顧一下人類文明史就會發現，在古代社會，法治最健全的是古羅馬。羅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邏輯非常清晰，其中私法又比公法重要，它把對公權的規範和約束以及對人權的保護寫得清清楚楚，是非常典型的以法治國。

羅馬人為什麼能做到呢？因為他們是希臘文明的繼承人，而希臘文明誕生自商業民族。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有兩個前提，一是產權明晰，二是公買公賣。希臘人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徹底的私有制，財產歸個人所有，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而這一步我們沒有走出來。

中國歷史上，私有制並不徹底，古代的私有制是家庭所有制，財產歸家庭所有，但不歸個人所有。你沒有個人財產，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怎麼會有獨立人格，人格不獨立，思想就不獨立，意志也不自由。

我們對比中西方文化就會發現，中國人的人際關係要靠血緣和泛血緣關係，要麼是親屬，要麼稱兄道弟，而西方人的人際關係靠的是契約精神。婚姻就是典型的契約關係。在婚禮現場，神職人員分別向新郎新娘確認是否願意和對方終身廝守，還要問在場的嘉賓一句“各位有異議嗎”，沒有異議就可以結為夫妻了。

這就相當於一個合同簽署儀式。有效合同有兩個前提，一是合同本身合法，二是雙方當事人自願簽訂。西方人普遍有信仰，婚禮上的神職人員是在代表上帝發問，新人在承諾彼此相愛、至死不渝的同時，也等於是和上帝簽署了契約，靠自律來遵守。一旦現場有人反對，那麼合同作廢；全部環節走完了，合同生效。你會發現，契約關係可以規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也可以規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可能會有人抗議，怎麼把中國說得一無是處啊？其實不是的。宋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司法制度最健全的一個時代，比如一個刑事案件，宋代會分成三個流程：逮捕，審訊，判決。權力是分散而相互制約的，每個機關只有一部分權力，因為流程非常多，想造成冤假錯案成本很大，要買通太多人。

經過一審推勘，二審錄問，主審法官要告訴犯人有權喊冤，犯人一旦喊冤，案件必須重審，所有證據都要核對一遍，直到沒問題了再移交下一步。怎麼定罪和量刑也要從大宋刑律中找到適用的法條，行刑時如果犯人喊冤，對不起，把人拉回來，全部重來一遍。

為什麼宋代的司法程式到了明清以後就不再沿襲了？因為宋代是一個商業社會，商品經濟非常繁榮。我們都認為炒股是現代社會才有的行為，其實宋代就已經有了。宋代的“股票”叫度牒，是政府機構發給出家人，證明其合法身份的憑證，出家人要有兩份證明，一份叫戒牒，是僧官機構及傳戒師簽發的，另一個就是度牒。

宋代的度碟很有意思，需要花錢買，還可以買空白度碟，隨時把名字簽上就出家，《水滸傳》魯智深就是這麼出家的，寫上他名字就OK了。

度牒有什麼好處呢？有了度牒可以不服兵役，也可以不交賦稅。有好處就有買賣，於是民間開始炒度牒，最初定價100多貫，到徽宗年間炒到了200多貫，宋政府看到炒度牒的人發財了，覺得吃虧，決定增發10倍，結果市場供大於求，“股價”跌到80貫。

宋代還有鹽鈔，又叫鹽引，政府允許民間經營鹽業，但是要特許經營，每個營業執照可以賣200斤鹽。因為有利潤，那些特別有錢的人就從有鹽鈔的人那裡買入，加點錢，我還是有利潤的。

不光是商品經濟很繁榮，宋代的統治者也很有意思，遇到問題了，但凡能用錢解決的，不廢話。宋真宗的時候，蕭太后帶著遼聖宗從北方打過來，大家都清楚誰也滅不掉誰，於是坐下來談判，宋真宗跟他們簽訂了檀淵之盟，每年給契丹三十萬銀絹，用少量的錢換回一百多年的和平。如果不是後來宋徽宗犯渾，北宋不會垮。

建設法治中國的道路將艱難而漫長，可謂任重道遠。鄙人無能為力，只能拜託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