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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為何敢說“明朝當然應該亡”。明朝是自己覆滅的，並非給滿清所打垮。《袁崇煥評傳》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最腐敗、統治者最殘暴的朝代。明朝當然應該亡，對於中國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袁崇煥評傳》

《袁崇煥評傳》是金庸覺得《碧血劍》裡的袁崇煥沒有寫好，而寫的一篇補充文章，其寫於封筆之作《鹿鼎記》之後。

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們，許多人都潛在存有一種大漢族思想。《書劍恩仇錄》、《鹿鼎記》中的江湖俠客，無一不是“反清復明”的豪俠壯士，並圍繞這個思想演繹出無數的恩恩怨怨。但在這裡，金庸陡然提出一個新命題“明朝當然該亡”。

這個命題，無疑是站在民本立場來說的，《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見，人民應該排在第一位，明朝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只有那些愚忠的知識分子，才會痛哭流涕，誓死要恢復朱家王朝。金庸已經認識到這種民族主義的狹隘性，所以在《鹿鼎記》中，透過對康熙的褒揚，對韋小寶的思考，向“反清復明”提出質疑。

金庸自己也說：“我初期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因我的歷史觀念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

其實這種民族平等的觀念在《書劍恩仇錄》中已經借霍青桐之口稍有流露，但是作為處女作，他沒敢就這個問題充分展開，只能算是端倪初露。

霍青桐又是傷心，又是憤恨，怒道：“你怎地如此胡塗，竟會去相信皇帝？”陳家洛慚愧無地，道：“我只道他是漢人，又是我的親哥哥。”霍青桐道：“漢人就怎樣？難道漢人就不做壞事麼？做了皇帝，還有甚麼手足之情？”陳家洛哽咽道：“是我害了喀絲麗！我……我恨不得即刻隨她而去。”

金庸作品足足有一半是以民族關係為題材的，原因之一是他的人物走南闖北，需要把讀者帶到那冰天雪地、大漠草原上，以增強作品的奇詭色彩，另一個原因是要表明他自己對歷史上你來我往的民族戰爭的獨特看法。

從《書劍恩仇錄》起，到《碧血劍》、《射鵰》、《神鵰》、《倚天》、《天龍》、《鹿鼎》，民族關係大多涉及政治原因，只有《白馬嘯西風》透過一個父母雙亡的小女孩的眼光，從實際生活出發，以民族間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直接地說明“各民族的人當中，都會有好人，也會有壞人。”在別的作品中，大多講述了其他民族對漢族人民的壓迫和暴行，而這部作品中，則主要講述了漢人對他民族欠下的冤債，哈薩克人對李文秀的冤枉也是源於漢人強盜對哈薩克人的欺侮。

霍元龍和陳大海之流仗著武力，大肆擄掠哈薩克人，純樸的蘇魯克在他直覺的情感之中，恨透了不分青紅皂白把氣撒到一個柔弱小女孩身上的漢人。金庸不是透過武力，而是透過李文秀的善良，讓蘇魯克，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了人心善的一面。

《天龍》中的喬峰最後自殺了，殺死喬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傳統道德觀念中的處世哲學和價值觀念，是胡漢幾千年血雨腥風爭鬥形成的民族仇視。

以喬峰之絕世神功，俠肝義膽，那是當之無愧的武林盟主的本色，但是，像他這樣的英雄卻以自殺結束了性命，悲劇的原因在於他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而且是接受了漢族教化和漢族觀念的契丹人。

他從一開始，就在民族間拼殺的刀口上過活。週歲時，父母帶他去外婆家做客，卻遭到中原群雄圍殺，父母下落不明，成了孤兒。但又是這些漢人將他撫養長大，培育成人。他既受父母之生身，又受喬三槐夫婦之養育，還受中原群雄之教導，任誰都是他尊敬的前輩。但他們之間相互仇殺，誰都與他有仇怨。他處在夾縫之中，左右為難。

為報殺父之仇，他誤殺了自己心愛的姑娘阿朱，為雪身世遭嫌之恥，他血洗了聚賢莊，為了平息民族間的流血戰爭，他要挾自己的君主，成了民族的罪人，為了兄弟的情誼，他又放走了耶律洪基。他進是罪，退是罪，只要能罷兵止戈，他義無反顧。

他的悲劇是民族間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統治階級的野心爭奪，使得廣大人民陷入兵荒馬亂之中，個人爭鬥演變為民族的戰爭，發展為民族間的互相仇恨，矛盾由官方轉向民間。於是，個人變得只能為本民族的利益去戰鬥，去掠奪，去殺戮，沒人多問一聲：正義嗎？

喬峰的悲劇告訴我們，民族和睦才是避免悲劇發生的關鍵所在。

從處女座《書劍》到封筆作《鹿鼎》，再到《袁崇煥評傳》，金庸的民族觀念有了很大轉變，不再是“反清復明”式的漢族獨尊，而是誰暴虐誰就該亡，誰腐敗誰就該亡，無關於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