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在國際合作部“海外名家講學計劃”的支援下舉辦線上講座，主題為“文學作為抵抗：納粹佔領時期的荷蘭地下文學（1940-1945）”。主講人傑羅恩·德伍夫（Jeroen Dewulf）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日耳曼研究系講席教授，兼任伯克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和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荷蘭殖民與後殖民文學及歷史，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低地國家文化，日耳曼文學及歐洲政治等。

荷蘭地下文學的歷史淵源

出版業在荷蘭以及廣義的低地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而深厚的出版傳統對荷蘭人的身份認同及他們在二戰期間的抵抗運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比利時安特衛普（Antwerp）自16世紀起便是歐洲印刷業的中心，當地著名的普朗坦出版社（Plantin Press）是歐洲最古老的兩個出版機構之一。安特衛普在今天的比利時境內，卻與荷蘭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當時的尼德蘭（或所謂低地國家）的範圍比現在大得多，大致覆蓋現在的整個荷比盧地區（Benelux），安特衛普也在其領土範圍之內。

16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歐洲，其中的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Charles V）控制著大片土地，號稱日不落帝國（sun never set），尼德蘭也是其領土的一部分。龐大的帝國採用中央集權制，馬德里是絕對的權力中心。在查理五世的統治下，王國所屬城邦沒有制定政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這樣的要求卻與尼德蘭的傳統相沖突。尼德蘭自古以來都是一個貿易非常活躍的地區，傳統上其境內各區域都享有地方自治權，可以自訂稅收政策。尼德蘭人對這種自治權十分珍視，對馬德里的壓迫也日漸不滿，荷蘭人也因此對作為西班牙執政根基的宗教問題展開了全新的思考。伊拉斯謨（Erasmus）等人的批判性思考在尼德蘭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無可避免地對教皇和查理五世的權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戰，當時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就清晰地反映了這一情況。可以說，自16世紀起，創作與出版就是荷蘭人反抗壓迫的重要手段。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領導的反抗運動催生了新教的誕生，馬德里政權也開始努力地壓制此類活動。然而，壓迫帶來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西班牙是否可以有效地控制人們的信仰？身處帝國中心的馬德里當然認為這是可行的——作為一個統一的帝國，人民理應擁有相同的信仰，即天主教，而尼德蘭人則更願意堅持自治的傳統。這種分歧引發了尼德蘭人對西班牙統治進行反抗，戰爭持續了80餘年，最終導致了尼德蘭的分裂，南部省份仍然處於西班牙的統治之下，信奉天主教，成為了日後的比利時和盧森堡；北邊的省份則成立了獨立的共和國，獲得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荷蘭國父威廉·範·奧倫治（William van Orange）在八十年戰爭中將印刷品用作其強有力的武器，以獲取公眾支援，著名的《高岑詩歌集》（Anthology Geuzenlied）便是典型範例。高岑（Geuzen）指的是16世紀威廉·範·奧倫治的支持者，倡導自由，反對西班牙人的統治。《高岑詩歌集》就是為聲援他們而作，反映了荷蘭人的身份認同，現在仍然有較大影響，荷蘭國歌的一部分就來源於高岑詩歌集。因此，自16世紀就開始興盛的低地國家印刷業和反抗文學在納粹佔領時期再次成為了滋生反抗的土壤。

二戰中荷蘭地下文學的興起

二戰中地下文學在荷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但其中的原因卻是比較複雜的。其中一種接地氣的解釋是，納粹佔領時期荷蘭人大多無事可做。因為害怕轟炸以及害怕被送到德國當勞工，人們常常需要躲在家裡，門窗緊鎖，城市的夜晚通常也是漆黑一片。在這樣的環境中，荷蘭人百無聊賴，只能苦等，一部分人便把情感寄託在文字作品上，構成了地下文學的一部分。日記是那個時代重要的文學形式，記錄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安妮日記》便是其中的代表。這些地下文學也反映了當時的荷蘭人的生活狀態：等待、再等待，直至實現獨立與解放。

地下文學的興起也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即德國納粹在荷蘭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其嚴格程度超過了其他任何佔領地區。這一審查制度嚴格控制了在荷蘭出版的所有印刷品，猶太作家或支援共產主義的文學作品都會遭到清理，一些看起來不痛不癢的英美作品也會遭到審查，並將其作者視作“敵方作家”。甚至與納粹、佔領、反抗等主題毫無關聯的譯著也會遭到審查和禁止，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詩集的荷蘭文譯本亦未能倖免。

德國納粹的宣傳部門在荷蘭成立了文化管理院（KultuurKamer），負責監管荷蘭的所有出版物。納粹佔領時期，想要繼續發表的作家必須要首先成為文化管理院的會員，這意味著出版物必須完全符合納粹的思想和價值觀。許多荷蘭作家都反對這一政策，但仍有不少人為了維持生計選擇加入文化管理院，以換取繼續發表的機會，而創作內容卻是一些與時政現狀無關的動植物主題。對於那些信仰較為堅定的作家來說，地下文學則成為了其繼續創作發表的另一種選擇。同時，很多荷蘭人相信，購買和閱讀地下文學也是支援同胞反抗納粹的一種實際行動，因為透過地下文學所賺取的一部分利潤將被用於支援抵抗組織。

為何德國納粹對荷蘭的管理方式如此特殊？事實上，在德國人到來之前，荷蘭人安東·馬瑟特（Anton Mussert）就受到納粹主義的鼓舞，在荷蘭發起了小規模的荷蘭納粹運動（NSB），想要在德國進駐後成為領袖。然而，馬瑟特不僅在荷蘭當地不受歡迎，其政治理念也沒有得到德國納粹的賞識。馬瑟特的最終目的是將荷蘭納粹化，成為納粹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讓荷蘭保持國家獨立，成為歐洲重要的一部分。這與德國納粹的想法並不一致，最終導致納粹當局決定在荷蘭採用不同管理方式。在他們看來，不僅要將荷蘭納粹化，更要讓荷蘭社會“德國化”，使其成為大德國（Greater Germany）的一部分。許多納粹頭目認為，荷蘭自古以來就是的德意志的一部分，荷蘭只是因為一些歷史原因暫時離開了德國的懷抱。因此，他們更願意將荷蘭稱作“威斯特蘭”（西邊的土地，Westland）而不是“尼德蘭”（低地之國，Netherland）。納粹軍政領袖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就曾聲稱荷蘭語就像盧森堡德語一樣，不過是德語的一種方言。因此，德國納粹也想如法炮製其對待盧森堡的方式，將荷蘭社會一步步蠶食，令其成為德國的一部分，最終讓荷蘭人自願將自己看作是德國人。在納粹看來，德國即將領導一個新歐洲，荷蘭人應該為自己成為領導新歐洲的一部分感到高興。荷蘭社會的納粹化顯然不能實現這一願景，只有對前者進行完全的“德國化“改造才能達到目的。

在此背景下，荷蘭人也對此產生了激烈的反應，開始用更為直白的愛國話語表達自己。他們堅信荷蘭人不是德國人，要堅守自身的身份，要為自己的荷蘭身份感到自豪。然而，這樣的話語事實上與馬瑟特使用的陳述方式殊途同歸。為了將自己與馬瑟特等納粹分子區別開來，荷蘭反抗者們決定再度搬出荷蘭皇室，將其作為國家團結的象徵。在德國入侵前，荷蘭皇室就已失去了昔日的影響力，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對其充滿了不屑。然而，這一情況在德國佔領荷蘭之後發生了改變。反抗者們為荷蘭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二次加冕”，冠之為“荷蘭女王及荷蘭人民的女王”。這樣做的最主要原因是馬瑟特曾在荷蘭王室倉皇逃往倫敦後對其大肆批評，認為王室背叛了荷蘭民眾，並希望藉此機會與德國納粹合作，實現自己統治荷蘭的夢想。馬瑟特的批評顯然與大多數荷蘭人的意願相悖，因此反抗者（尤其是其中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將曾經被當作保守勢力象徵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奉為反抗運動的英雄。荷蘭王室也因此在反抗運動中變得愈發重要，象徵荷蘭皇室的橙色也成為了反抗者的標誌色。

荷蘭地下文學的流通

前文提到，地下文學是遭到納粹當局明令禁止的，在此背景下進行創作需面臨極大的風險。德國佔領期間，荷蘭有至少700名地下出版工作者被殺害。除了處罰違反禁令者，納粹當局還會採用諸如沒收打字機等手段加強控制。然而，納粹並沒有對地下文學的創作和印刷進行真正有效的控制。首先，荷蘭有著成千上萬臺打字機，沒收難度較大。同時，荷蘭人想出了隱藏打字機的各種辦法，將其藏在狗圈或墓地等人跡罕至的地方。此外，荷蘭人也採用膠版（hectograph）等更為安靜印刷方式。這種印刷方式需要藉助外力，因此人們經常使用在荷蘭隨處可見的腳踏車來驅動列印裝置。納粹當局嚴格管控紙張的分配和使用，因此荷蘭地下文學作品通常較薄，以詩歌和小故事為主，幾乎沒有長篇小說。

弱軍事抵抗 vs. 強精神抵抗

緊接著，德伍夫教授探討了其著作的核心問題，即荷蘭人的精神反抗。事實上，荷蘭人在二戰期間並沒有進行太多的軍事抗爭，他們對德國納粹的反抗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而且是比較成功的。正因如此，德國納粹對於荷蘭的“納粹化”和“德國化”改造均以失敗告終。由於德國對荷蘭的佔領，荷蘭人更加明確地認識到自己是荷蘭人，而不是德國人。德國納粹是侵略者，是限制荷蘭自由之人，因此荷蘭人也將自己的身份認同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荷蘭地下文學中，反抗作家經常強調荷蘭人是世界上和德國人最不一樣的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地下文學形成了一種對抗納粹戰爭文學的反宣傳。

德伍夫以阿爾伯特·赫爾曼（Albert Helman）為例，分析了德國和德國人在荷蘭地下文學中的形象。阿爾伯特·赫爾曼來自荷屬蘇利南地區，是第一位來自荷蘭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反殖民小說作家。他拒絕加入納粹建立的文化管理院，毅然決定投身地下文學的創作。他收集了大量德語文學作品中對於德國納粹的批評，將其整理成合集出版，以此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荷蘭地下文學中反德話語的核心目的是對納粹宣傳進行對抗，這其中也包括引用來自奧地利或德國反納粹勢力的聲音。事實上，部分荷蘭地下文學作品就是由流亡荷蘭的德國和奧地利作家創作的，總量中約有5%的作品是德語，如卡夫卡作品（Franz Kafka）的再版。也有一小部分出版商專門出版售賣德語文學作品，如沃爾夫岡·弗洛梅爾（Wolfgang Frommel）和沃爾夫岡·科丹（Wolfgang Cordan）兩位德國知識分子。兩人均是格奧爾格圈（George-Kreis）成員，在流亡荷蘭時創立了僅出版德語文學中“陽春白雪”作品的地下機構，併成功地將這些書籍賣給了德軍官兵。

另一方面，荷蘭地下文學並不只是一味地強調與德國進行鬥爭，有一部分作品也表達了調停及和解的意願。例如，作家西蒙·費斯特代克（Simon Vestdijk）就曾在獄中邀請自己的獄友演講。而這位獄友則選擇了德語作家卡夫卡作為例子，表示荷蘭人需要對抗的是納粹分子，而不是德國的語言和文化。戰後，以費斯特代克為首的作家群體也極力反對荷蘭文化部推動的廢除高中德語教學的計劃。儘管如此，戰後荷蘭人學習德語的意願遠低於戰前，荷蘭也因此被看作德國鄰國中最不願意學習德語的國家。然而，德語並未在荷蘭銷聲匿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大量奧地利和德國流亡者選擇繼續在荷蘭生活。《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的父親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就有一位這樣的密友，德國社會學家庫爾特·巴施維茨（Kurt Baschwitz）。巴施維茨在戰後積極幫助聯絡《安妮日記》的出版，為荷蘭文學作出了貢獻。

講座的最後一部分，德伍夫教授探討了荷蘭地下文學的戰後處境及影響。荷蘭解放後，地下文學成為了反法西斯主義的象徵。地下文學作品首先在荷蘭各地展出，以祭奠那些為了出版自由而獻出生命的反抗者。之後，這些作品就在歐洲巡迴展示，並被賦予了另一層意涵——地下文學不僅僅是用來反抗納粹宣傳的工具，更重要地，它成為了提升荷蘭國家形象的手段，荷蘭政府希望透過展出地下文學作品來凸顯該國在德國佔領時期的英雄形象，而這種刻意的形象塑造實際上掩蓋了荷蘭在二戰中表現出的軟弱：荷蘭軍隊僅稍作抵抗便敗下陣來，最終是依靠他國的強大力量才打敗侵略者重獲自由。二戰期間，參與武裝鬥爭的荷蘭人最多不超過25000人，然而荷蘭卻聲稱自己是個英雄的國度，顯然是不合適的。同時，許多荷蘭人與德國人進行經濟合作，協助納粹迫害猶太人，大量事實在戰後被掩蓋，遭到責難的僅有馬瑟特和他的荷蘭納粹運動以及罪惡的德國人。可以說，戰時的荷蘭地下文學是對抗納粹宣傳的有力武器，然而在戰後卻成為了荷蘭為自己不光彩行為進行辯解的藉口。

同時，在殖民地問題上，地下文學甚至被當作荷蘭為其殖民戰爭進行辯護的依據。例如，廣受歡迎的荷蘭地下文學作家萊昂哈德·惠辛加（Leonhard Huizinga）就聲稱，二戰期間不僅僅是德國佔領了荷蘭，日本人也同時侵略了荷屬東印度。因此，荷蘭不僅僅在歐洲戰勝了德國，也在亞洲戰勝了日本，因此荷蘭人解放了荷蘭，也解放了荷屬東印度。然而，這樣的敘述顯然在印度尼西亞並沒有太大的市場。印尼人心中的“自由”與荷蘭人認為的並不一致。1944年，“忙碌的蜜蜂”出版社收到了大量來自印尼民族主義領袖蘇丹·沙里爾（Sutan Syarir）的信件，信件由沙里爾的妻子提供。戰爭開始前，沙里爾被荷蘭人囚禁於巴布亞的波汶·帝古爾（Boven Digul）監獄，他在獄中寫下了這些文字，不僅批評了荷蘭的殖民政策，同時還對荷蘭王室及威廉明娜本人進行了批判。“忙碌的蜜蜂”一開始十分猶豫是否應該出版這些信件，希望等荷印殖民戰爭的塵埃落定落定之後再出版。事實上，“忙碌的蜜蜂”拖到第二年才出版了這些信件。與此同時，該出版社卻再版了殖民主義者惠辛加的書，共40000冊，為荷蘭重返東印度“拯救印度尼西亞”造勢。這樣的背景下，荷蘭人將自己對“佔領”、“殖民”和“反抗精神”的雙重標準展現得淋漓盡致。

除了殖民問題，二戰中猶太人遭遇的大屠殺也為荷蘭地下文學蒙上了一層陰影。荷蘭人的英雄形象在雅戈·普雷瑟（Jacques Presser）所著的《消亡》（Ondergang，1965，英譯本譯為《風中灰》（Ashes in the Wind））中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普雷瑟是一位猶太曆史學家，妻子在猶太大屠殺中喪生，本人則在災難中艱難地活了下來。在荷蘭，有73%的猶太人遭到迫害，這一比例在整個歐洲是最高的。德伍夫教授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荷蘭人還將自己稱作是英雄的民族是極不合適的。記者阿德里安·維尼瑪（Adriaan Venema）也對一些位居高位的荷蘭知識分子提出質疑，批評他們在戰後努力掩蓋了自己在戰爭中與德國合作的事實。這些知識分子見風使舵，初期堅信德國會贏，便積極投身納粹文學的創作，到了戰爭末期，看到德國大勢已去，就開始創作地下文學。比如，簡·坎珀特（Jan Campert）就在戰爭初期收取了大量猶太人的錢財，承諾將幫助他們偷渡到比利時避難，然而卻在暗中與德國人勾結，使得這些猶太人一到比利時就遭到逮捕。維尼瑪揭露了荷蘭地下文學中的陰暗一面，使得荷蘭地下文學的光輝形象大打折扣。

德伍夫教授認為，地下文學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政治歷史背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他同時指出，戰後荷蘭文學中所謂的“新思潮”實際上在戰爭時期就已萌發，但許多文學研究者卻將這些“新思潮”與戰爭時期的文學割裂開來。例如，安娜·巴拉曼（Ana Blaman）於1948年創作的小說《孤獨之旅》（Eenzaam Avontuur）是荷蘭第一部公開描寫女同性戀關係的小說，但她在1943年其實就已出版過含類似女同題材的短篇小說。萊恩·布萊斯特拉（Rein Blijstra）創作的地下文學作品討論了與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的相關問題，他尖銳地發問：如果一個國家將自己追求自由的抵抗行為視作正義之舉，那麼她佔有殖民地的正當性又從何而來呢？地下文學作品也包含了最早的猶太大屠殺相關記錄。早在《安妮日記》問世前，埃迪·赫爾薩姆（Etty Hillesum）從韋斯特博克（Westerbork）集中營寄出的信件就已經透過秘密渠道出版發行。

許多人批評了荷蘭在戰爭時期對納粹罪行的無動於衷，而這種反思是否到了戰後才出現呢？德伍夫教授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在戰爭進行時就有一大批地下文學作家清晰而尖銳地批判了部分荷蘭人漠不關心的態度。這些作家並不是到了1960年代才投身於反叛文學思潮，相反，他們在抗議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戰爭時期就已經勇敢地發出了批判的聲音。

最後，德伍夫教授強調，地下文學的重要性在於維繫了民眾對文字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納粹宣傳機器壓製並濫用了文學的力量，出版作為人文主義後盾的傳統信仰遭到了徹底的破壞，而荷蘭民眾對文學力量的信仰卻恰恰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蓬勃興盛的秘密刊物與地下文學作品與納粹宣傳機器對文學的濫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可能不像一些人期冀的那樣光芒萬丈，但在無盡的黑暗籠罩大地時，再微小的火焰都可以帶來溫暖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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