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入圍終評的新石器時代專案中，長江流域有二，浙江井頭山遺址入選；黃河流域佔三，河南雙槐樹和時莊遺址入選，在中國考古學百年之際，為誕生之地獻上厚禮。但“中原”之大勝，並不會讓我們重歸“中原中心”的舊路，新發現揭示的是中華文明自孕育之初就呈現出的多元發展的鮮活場景。
井頭山遺址的發掘是近年來充滿傳奇的浙江史前考古為我們帶來的又一次震撼。考古學家對深埋地下的早期遺址的熱切執念打動各方，遂有投資巨大的鋼架圍護下開創性的超大埋深發掘，讓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揭開5～8米厚的海相沉積，見證滄海桑田之變。
飽水的埋藏環境使有機物得以良好儲存。木製品種類繁多，頂端有規整橢圓形卯孔以嵌入石斧的器柄，大小不一，狀態如新，是成套的木作工具。編織物有蘆葦和竹等製作的席、籃、筐、揹簍、魚罩和扇等，內容之豐富和儲存狀況之好更是罕見。
出土海洋軟體動物貝殼、出土陶器組合
堆積成丘的泥蚶、海螺、牡蠣、縊蟶和文蛤貝殼以及大量海魚的脊椎骨、牙齒和耳石等，提供了開發海洋資源的直接證據。鹿、豬、狗、聖水牛和水獺等動物骨骼又展示出陸生動物資源之豐富。儲藏坑中橡子、麻櫟果、桃核、果殼、松果、靈芝塊和獼猴桃種子數量之多和樣貌之新鮮，呈現植物類食物之富饒，讓少量炭化米粒和水稻小穗軸等農作物馴化的證據都好像沒那麼重要了。
這些發現不僅以驚人的細節展現出8000多年前海邊村落生活的生動場景，更引發對多個重大學術問題的思考。首先當然是中國文化的海洋性問題。多年前，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帶邊架的獨木舟的發現，已經激起熱議，井頭山作為中國大陸沿海時代最早的海洋貝丘遺址，無疑會讓相關研究更加切實而深入，為南島語族起源這樣的國際熱點問題的討論確立新的基點。遺址居民在富饒環境中採取的廣譜食物開發策略，自會觸發對農業起源動因和過程的新思考。錢塘江以南狹小地區內在確立了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之後，又見井頭山，再次提醒我們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因環境差異形成的多樣性，長江流域尤其如此。
湖南華容七星墩遺址則令我們對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發展的認識更加豐滿。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無疑是整個區域的引領者，影響力北達南陽盆地，西南覆蓋洞庭之野，直入澧陽平原。
七星墩遺址2020年發掘的城垣與池塘剖面
七星墩遺址在距今5000年前後兩湖地區掀起的築城浪潮中乘勢而起，成為有內外兩圈城垣和壕溝、面積達25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並在距今4500年發展到鼎盛階段，功能分割槽清晰，內城出現大型建築。距今4000年外城雖廢，內城擴大，出土石鏃和玉器，更有銅礦石和疑似冶煉用具，其勢未衰。
近年來，除了石家河古城的印信臺儀式遺蹟和譚家嶺甕棺隨葬玉器之外，湖南澧縣雞叫城和孫家崗遺址也連獲重要發現，現在又有七星墩熠熠生輝，充分說明長江中游史前文化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持久的發展韌性，足以在龍山時代各方逐鹿中原、夏王朝形成的過程中成為重要的參與者，而非被征服者或被“華夏化”者。
“中原”地區三專案入圍，兩項入選，大快人心，更令人感到撲面而來的“熔爐”熱度。
河南鞏義伊洛河與黃河交匯處的雙槐樹遺址是學界期待已久的重要發現。遺址興起於距今53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晚期，持續發展到仰韶晚期，面積達117萬平方米，三重環壕和帶圍垣的大型建築使其成為當時結構最複雜的都邑性聚落之一。圍繞大型建築、形成封閉空間的院落是首次發現。其中一號院落面積為1300平方米，內有面積達308平方米的大型建築基址，誠如發掘者所言，開啟了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先河，是二里頭遺址的宮城和宮殿建築模式的最早版本。
距今6000至5300年期間，中國史前各文化區的社會複雜化程序明顯加速，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和崧澤文化或出現大型儀式性建築，或出現隨葬品豐富的社會上層墓葬。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社會發展的顯著標志則是大型聚落和大型建築。距今5300年之後，廟底溝型別中心區衰落，引發人群移動，西部黃土高原地帶進入動盪整合時期；東部地區社會則持續發展，良渚文化完成早期國家構建，大汶口文化高歌西進、屈家嶺文化強勢北上。
甕城式結構（南向北俯拍）、大型版築遺蹟區域性（東-西）
雙槐樹遺址的發現，首次展現了被周人稱作“中國”的河洛地區面對公元前第六千紀之末的激變，在東西交匯的漩渦中維持社會發展，努力構建“古國”的成功實踐。對位居核心的大型建築的重視延續了廟底溝社會的傳統，多間排房、陶器形態和彩陶紋樣又屬鄭州大河村風格。牙雕家蠶和相關遺址甕棺中絲綢遺蹟的發現，反映了對蠶蛻變和羽化能力的信仰；甕棺是否被刻意擺放成“北斗九星”之形、“麋鹿坑”和“豬坑”與房址的關係都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但雙槐樹的領導者們無疑充分運用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策略。
如此熔合性和創造性的成功政治實踐並未使以雙槐樹為核心的“河洛古國”度過仰韶晚期的動盪歲月，二里頭文化的崛起是其衰落數百年後環嵩山地區龍山“古國”新一波熔合創造的結果。中華文明形成故事之宏大瑰麗令任何以單一“直根系”為主旋律的講述都顯蒼白無力。前赴後繼的政治實踐和多元互動是世界各大原生文明的共同道路。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是配合基本建設發掘中的意外收穫。遺址面積約10萬平方米，其南部為面積約5600平方米的人工墊築臺地，外圍有寬度超過30米的淺溝，東、西兩側有夯土圍牆。已發掘的2850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29座倉儲建築遺蹟，外側塗抹細泥、下有粗顆粒粘土隔水層和細顆粒粘土防水層等防潮措施。廢棄堆積中檢測出粟、黍類作物的穎殼和用於倉儲建築的蘆竹類、茅草類植物的植矽體；浮選出粟、黍和黍亞科種子。雖然參與現場考察的專家們對倉儲建築的具體結構尚有爭議，但一致認為這是目前龍山時代僅見的一處糧食倉儲聚落，意義重大。
時莊遺址發掘遺蹟分佈圖
同在豫東的龍山時代淮陽平糧臺遺址入選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我們已經提出其軍事堡壘的特性比起號稱在“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價值”的中軸線佈局更應引起關注。同年參評的魯西南龍山時代滕州西孟莊遺址也是被由方而圓的規矩寨牆和環壕圍護的“防禦功能得到反覆加強的特殊聚落”。時莊遺址再次強化了我們對龍山時代聚落功能多樣性的認識。這些難以獨立生存的聚落明顯是大規模政治組織的大範圍政治、經濟和軍事部署的一部分。趙輝先生指出“中原龍山文化叢體”匯聚各方文化因素，“社會環境日益動盪、軍事活動成為社會生活的經常內容”，這樣嚴峻的政治環境，迫使龍山社會的領導者們實踐更有效力的社會組織方式，激發出更具雄心的政治理想。河南龍山社會呈現出的特殊區域聚落形態，具有可與石峁城牆和陶寺大墓匹敵的“龍山價值”，是探索二里頭文化成功構建早期王朝的關鍵所在。
需要強調的是，龍山社會的成功固然歸功於其獨創性，也得益於對各地區政治實踐經驗的熔合。良渚古城池鍾寺20萬公斤稻穀遺蹟、良渚文化墓葬中反映的用鉞制度都展現了早期國家糧食儲備和軍事制度方面的建設成就。雙槐樹開啟的本地區社會組織構建傳統自然也得到了繼承。二里頭遺址高等級遺物盡與宗教儀式有關，宗教權力在王朝建設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相信環嵩山龍山時代遺存中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相關發現，更加彰顯其社會精英融匯四方文化精粹的努力。
師村遺址一號、二號牆基鳥瞰，一號牆基的夯土
山西夏縣師村遺址距運城鹽池僅7公里，是目前所見晉南和豫西地區內涵最豐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發掘者認定的重要遺蹟包括有“甕城”結構的夯土圍牆、夯土臺基以及地面上建築等。但從釋出的圖片看，“夯土”層邊緣薄、中部厚，未見版築間的分隔線，“夯土臺”的“夯土塊”形狀不規則；房址儲存狀況不佳，應該都是居住面以下部分，由河南靈寶西坡和同在晉南的臨汾桃園等廟底溝時期房址的情況看，半地穴房址也會採取沿地穴邊緣挖槽、在槽內立柱的做法。這些初步推斷都需要更多資料支援。
該遺址更引入注目的是遺物反映出的多元文化特徵。我們傾向於使用嚴文明先生提出的仰韶文化“東莊型別”稱呼晉南和豫西與以關中盆地為中心的半坡型別並立的遺存。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該型別成為黃土高原孕育的仰韶文化面向東部的視窗。師村遺址發現的鼎足就是與後崗一期文化密切交流的明確證據。
遺址出土的4枚石雕蠶蛹被賦予重要意義。距今7000多年前，遼西地區興隆窪文化的白音長汗遺址即發現與蠶和蠶蛹相關的玉和石質遺物，安徽蚌埠雙墩遺址碗底也有寫實的蠶吐絲結網刻畫影象。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6000多年的象牙器上有刻畫的蠶形象。如牟永抗等先生所言，對蠶的關注和織絲技術的產生，可能與中國史前時代對昆蟲蛻變和羽化的信仰相關。由目前材料看，這樣的信仰在東部出現較早。
師村遺址出土石雕蠶蛹
遺址發現的1件鳥首陶塑也頗值得關注。半坡型別彩陶以寫實和抽象的魚為主題，其晚期（史家型別）出現魚鳥組合形象。至廟底溝時期，魚鳥組合和各種形式的鳥形象成為彩陶主題。中國東部地區鳥崇拜起源甚早，鳥成為仰韶文化彩陶主題是否為與東部交流的結果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仰韶文化半坡型別和廟底溝型別的關係一直是熱點問題，廟底溝型別晉南豫西起源說呼聲頗高。我們透過對廟底溝型別彩陶魚鳥組合影象的解讀，尋得了半坡型別向廟底溝型別轉變的絲絲入扣之軌跡。彩陶比例小且缺乏魚主題的東莊型別顯然難以完成這樣的轉變，但晉南和豫西地區在這一關鍵轉變中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師村遺址發現的價值所在。
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多年前就表現出“海洋性”；仰韶文化是西北高地“黃土的兒女”而非位居地理中心的引領者；“中原”腹地的社會發展起伏跌宕，最初的王朝是“撞擊”與“熔合”的結果：新發現不斷強化著中華文明探源的多元視角。（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責編：韓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