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立河、金嵌雯
歷史哲學，簡單說來，是一門關於歷史的哲學。由於“歷史”一詞一般有兩種含義，它既可指發生在人類身上的各種事件，也可指有關這些事件的敘述或知識，所以“歷史哲學”通常指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一是對於歷史事件程序的概觀，二是對於歷史思維過程的反思。歷史哲學對史學實踐具有一種必要的甚或根本性的和構成性的作用。就第一個方向而言，它能夠為歷史學家講述一個有意義的故事提供必要的理論框架；就第二個方向而言，它能夠幫助歷史學家構建一種可意的史學範型以指導自身的歷史寫作。因此，歷史哲學研究對當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試就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我國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狀況做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發展脈絡，最後進行簡單的盤點和反思。作為一種個性化概述，文章走馬觀花，掛一漏萬，粗疏不當之處，尚祈學界同仁鑑諒。
一? 1949-1977：對西方歷史哲學的初步研究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一些學人便已對西方歷史哲學有所瞭解。朱謙之和李大釗是其中的兩位代表人物。在20世紀20-40年代，朱謙之出版了《歷史哲學》（泰東書局，1926）、《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1936）、《孔德的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1941）等一系列有關歷史哲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基本觸及了西方歷史哲學牽涉的主要議題，如人類歷史的發展程序、歷史書寫的內容、史學的性質以及史學的致用功能等。李大釗則在講義《史學思想史》中強調了歷史觀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與“過去的陳編”不同，像康德、維柯這類思想家所表達的歷史觀是對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歷史的解釋，是“有關史實的知識和解喻”，“實為人生的準據”。李大釗尤其推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是因為，在史學上，唯物史觀是對全體人民及其生活、制度和理想之進步的研究，它的目的是“得到全部的真實”；在人生問題上，唯物史觀“給人以奮發有為的人生觀”，推動和指導“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
朱謙之《歷史哲學》書影 泰東圖書局1926年初版（圖源：民國圖書資料庫）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學人更加關注唯物史觀。1951年7月，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郭沫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史學界初步轉變方向的六大表現，其中第一條即為，“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已經逐漸從舊的唯心史觀轉向新的唯物史觀”。這一轉變很大程度上是透過學習蘇聯史家有關唯物史觀的闡釋以及對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批判實現的。20世紀50年代，《學習譯叢》刊發了一系列探討歷史唯物主義及辯證唯物主義的譯文，包括《論抓住歷史事變鏈條中的基本一環》（1952年第9期）、《列寧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1954年第5期）、《規律的屬性和概念》（1956年第7期）、《論歷史的和邏輯的範疇》（1956年第9期）、《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1958年第2期）等。這些譯文透過對歷史規律、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研究的物件等問題進行闡釋和說明，論證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主要觀點。同時，譯文也包含了對諸如克羅齊“歷史主義”、比爾德“相對主義”等所謂資產階級歷史哲學的批判。國內對舊的唯心史觀的批判主要集中於對胡適“多元史觀”等的批判上。這種批判指明，首先，對於考察歷史現象，一定有一種根本的“看法”，拋棄如“唯物”或“唯心”這類根本問題的史觀只會“弊於‘末’，而不知‘本’”。其次，社會歷史是合規律的、不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機聯絡的整體，它以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史學家的任務，是要在複雜多樣的歷史現象中，透視它們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以闡明歷史事件或思想文化的前因後果。這實際上是在說，史學家的科學研究不可能脫離歷史觀的指導，而唯物史觀能夠幫助史學家科學地把握歷史變化的過程以及歷史運動的整體。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應用也鮮明地體現在職業史學家對史學議題的選擇上。隨著史學家逐漸展開對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及漢民族形成等問題的大討論，我國史學界加深了對唯物史觀的認識。
1961年，蘇聯學者И。C。康恩所著《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中譯本出版，次年，包括康恩在內的多位學者的作品集《窮途末路的資產階級歷史哲學》中譯本出版，這兩部著作成為這一階段中國學者瞭解西方歷史哲學的最主要文字。在前面這部以“帝國主義時代歷史哲學批判綱要”為副標題的著作中，康恩將歷史哲學看作“唯心主義哲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科學之間的一個連線的環節”。他從“歷史主義的危機”談起，試圖說明在這種危機中如何產生出“反動的”歷史哲學，並對這種歷史哲學的主要流派及其對職業史家理論思維的影響進行批判分析，進而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提出最為迫切的理論問題。這部書所批判的歷史哲學流派，包括德國的新康德主義（文德爾班、李凱爾特、馬克斯·韋伯）、非理性主義（以狄爾泰為代表的“生命哲學”、以斯賓格勒為代表的“文化形態學”、美國實用主義）、新黑格爾主義（克羅齊、柯林武德）、新實證主義（羅素、波普爾、加登納）和宗教的歷史哲學。康恩將這些流派歸於“批判的歷史哲學”，他認為，“‘歷史主義’的問題歸結為首先是對歷史知識的批判、對歷史知識的理論前提的分析。而從哲學的非理性主義、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的立場對歷史知識進行的這種‘批判’，其結果不僅是導致完全否認歷史科學的客觀性，而且也導致否認歷史過程本身的客觀性”。康恩認為，由於這些理論無法解決史學家所面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西方史學家就在表面上拋棄了歷史哲學，而以自己“科學的”經驗主義為豪，由此造成歷史和哲學之間的分裂更加擴大的局面。但事實上，康恩指出，不管史學家“是否願意這樣做，但他們總不能躲開哲學”，在研究複雜方法論問題的時候，史學家便又馬上陷入歷史哲學中去，產生了與這些“資產階級”歷史哲學不謀而合的結論。康恩敏銳地指出了歷史哲學與實踐史家之間的關係，也闡明瞭這些歷史哲學流派及思想家的一些最主要觀點。但康恩也將這些歷史哲學流派簡單地歸於“資產階級”或“反動的”歷史哲學，將其置於與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的立場上，認為他們一味地反對歷史科學，否認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否認人類歷史的統一性，從而否定了這些流派看待歷史本體和歷史認識的可取之處，以及他們對實踐史家反思歷史的推促作用。合集《窮途末路的資產階級歷史哲學》則可以看作對《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的擴充套件和補充。這兩部作品為中國學者間接瞭解黑格爾之後的西方歷史哲學提供了重要渠道。但不可否認，這兩部著作行文中所表現出的簡單化和公式化也影響了中國學界，造成史學界和哲學界對西方歷史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的拒斥。對此，張廣智評價說，學者們從中得到的西方歷史哲學知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往往是走了樣的”。
西歐中心論是這一階段批判西方歷史哲學的另一重心。1956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造時根據西布利（J。Sibree）英譯本翻譯的黑格爾《歷史哲學》。1959-1966年，湯因比的三卷本《歷史研究》（索麥維爾節錄本）的中譯本陸續出版。1963年，斯賓格勒（當時譯作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節譯本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三部著作是這一階段除蘇聯人的作品外為數不多的被直接譯為中文的西方歷史哲學著作。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黑格爾的作品受到了較多關注。而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作品，則多被作為“主觀唯心主義”和“西歐中心論”的代表受到批判。一些作者指出，雖然斯賓格勒或湯因比的作品以支援文化多樣性而著稱，但在這種觀點背後，實際上隱藏著“西方文化優於一切”的思想，其試圖“透過強調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和特殊使命來宣揚一種改頭換面的‘西歐中心論’”。這種對“西歐中心論”的批判，實際上源於新中國成立後建設世界史新體系的需要。1961年，周谷城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了當時所有的世界史教科書“幾乎都以歐洲為中心，儼然歐洲史一樣”的問題，由此呼籲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應當建立起一個新體系，書寫具有世界性的世界整體的歷史。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了很大反響，世界史學界隨即展開了有關如何重新構造這一體系的討論，吳廷璆、吳於廑等學者做出了重要論述。這一時期對西方歷史哲學中體現的“西歐中心論”的批判雖較為樸素，但對世界史新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在全球史研究興起的今天，有關這一議題的討論仍然有其價值。
可以說，到1961年前後，隨著政治氛圍的緩和，國內學界形成了展開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一定條件。1961年，國內史學界就中西史學史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一次大討論，這次討論提到，史學思想，特別是歷史觀，是貫穿史學史的紅線，從而將對歷史觀的研究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歷史觀正是歷史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這時的學者依然對歷史哲學有所誤解，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將其定性為一種與歷史唯物主義對立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同年底，為貫徹高教部有關編寫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開了一次編寫外國史學史教材的會議，會議決定由田汝康負責編譯一本有關西方史學流派的教材，翻譯參與者包括王造時、王養衝、雷海宗、陳銓等人。該書至1964年基本完工，但隨後“文化大革命”爆發，出版計劃被束之高閣。直到1982年，金重遠對這部書進行重新校訂和補譯，最終以《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之名出版。這部譯文集涵蓋的歷史哲學流派範圍甚廣，涉及如狄爾泰、梅尼克、雷蒙·阿隆、波普爾、比爾德、克羅齊等思想家的重要篇章，在今天依然具有較高的參閱價值。
《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圖源：網路）
二? 1978-2000年前後：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內容體系的基本建立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全國各學科領域學術研究的全面復興，我國的西方歷史哲學研究開始真正起步，進入建立學科基本研究體系的階段。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證明歷史哲學研究的合法性，其次是確定歷史哲學研究的範圍，最後是在前兩者基礎上展開對重要議題的探討以及對各流派和人物的全面研究。
這一時期的歷史哲學研究是從重新認識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開始的。1980年，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生徐勇發表文章，認為應該改變之前完全否定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態度，批判繼承其中的有益成分。1981年，紀念黑格爾逝世150週年學術討論會召開，與會者系統地證明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雖然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但它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這種重新認識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觀點也催生了幾部有關西方歷史哲學的早期專著，如侯鴻勳的《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薛華的《黑格爾對歷史終點的理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和陳樂民的《“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東方出版社，1988）等。
《“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圖源：網路）
很快，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重新探討拓展到了對“歷史哲學”整體概念的討論上。1984年，張文傑撰文指出，現代西方歷史哲學通常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個是思辨的歷史哲學，另一個是批判的歷史哲學。前者一般著重研究過去的模式、歷史變化的性質和歷史的價值、目的與意義等問題；後者則著重討論歷史的解釋、歷史的個體和歷史的客觀性等問題”。這是國內較早對歷史哲學做出區分的論述。但張文傑的這篇文章仍然採取了將歷史哲學與唯物史觀對立起來的路徑。他立足於客觀性問題，指出現代西方歷史哲學都存在一種普遍傾向，即否認歷史過程的客觀性，否認歷史認識的可能性，這是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和不可知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反映。鑑於當時史學界和哲學界存在對“歷史哲學”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認識，何兆武在1986年撰文指出，大家通常使用的近現代歷史哲學一般專指西方唯心主義的歷史哲學，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也是一種歷史哲學，它是唯物主義的歷史哲學。由此，唯物史觀被包含在了廣義的歷史哲學之中。何兆武認為，人們在認識歷史的時候不會僅限於要求知道或確定歷史事實，他們還要求從歷史事實中總結出一種理論觀點來，找出歷史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對歷史事實賦之以意義，從而把歷史事實歸納為一種理論體系。而這種理論性的活動就是歷史哲學。這意味著，歷史哲學對完善人們的歷史認識來說是必需的，不管它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王晴佳也認為，很多史家在寫史時會注意史學方法的革新，但方法的革新離不開理論的指導，從廣義上說，理論歸根結底也是一種方法。因此，歷史學的發展需要歷史哲學。
事實上，當中國學界展開這些探討的時候，在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已“臭名昭著”，被替之而來的分析的歷史哲學斥為一些站不住腳的神話。因此，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要像西方人那樣將思辨的歷史哲學從歷史哲學研究的領域中排除出去，也成為這一階段中國學者的討論重心。在《從思辨的到分析的歷史哲學》一文中，何兆武觀察到最近一個世紀西方歷史哲學的演變趨勢是從思辨的走向分析的。他指出，思辨的歷史哲學雖試圖找出歷史事實背後的理性原則、規律或意義，但通常帶有濃厚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侷限。而分析的歷史哲學認為，要理解歷史事實，首先在於分析和理解歷史知識的性質，對歷史的假設、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質進行反思。因此，分析的歷史哲學嚴厲批評思辨的歷史哲學體系是徒勞無功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與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劃分是1951年英國哲學家沃爾什（W。H。Walsh）在《歷史哲學導論》中提出的。這種劃分被大部分的中國學者接受。但沃爾什在這部著作中的基本立場是褒揚分析的歷史哲學，貶斥思辨的歷史哲學。中國學者沒有簡單地接受這種立場。何兆武在指出歷史哲學的發展趨向後，進一步認為，分析的歷史哲學對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指責是不恰當的，其狹隘之處在於，它在探討問題時把歷史本身（這本來是歷史哲學的最重要的物件和前提）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不管是思辨的歷史哲學還是分析的歷史哲學，都有其價值。思辨的歷史哲學雖不可能掌握歷史的真實和全貌，但它們在某些環節或某些方面觸及了歷史科學的某些根本問題；而分析的歷史哲學對某些問題提法的精確度和明晰性則凸顯了其科學價值。1990年，楊耕論證了歷史哲學是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統一。他認為，歷史本體論必然要對歷史認識論起一種導向作用，但本體論的確立又有賴於認識論的支撐，同時本體論本身也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結果。因此，現代歷史哲學的基本內容應是歷史本體論與歷史認識論的有機統一。
何兆武（圖源：網路）
還需提及的是，前文中提到的幾位學者皆沒有對分析的與批判的歷史哲學作進一步區分，他們籠統地將主導英美的實證主義和主導德國的反實證主義思潮合而為一，認為它們一般都傾向於支援歷史研究並非科學的觀點。肖朗在區分歷史哲學時則採用了另一種方法，他分之為“理性主義”流派和“實證主義”流派。理性主義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維柯、赫德爾、黑格爾等思辨的歷史哲學家和克羅齊、柯林武德等人，他們主張把注重演繹和推理的唯理主義的方法論運用於歷史研究；實證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孔德以及波普爾、亨普爾等人，他們主張把注重分析和歸納的經驗科學的方法論運用於歷史研究。這實際上強調了兩者理論淵源上的不同。從根本上說，這種分類方式與前述從研究物件出發進行劃分的分類方式並不矛盾。事實上，之後也有學者將兩者結合起來，例如周建漳就把狄爾泰、文德爾班等新康德主義者和克羅齊、柯林武德等新黑格爾主義者的理論歸於批判的歷史哲學，具有人文主義傾向；而將亨普爾等實證主義者的理論歸於分析的歷史哲學，他們將科學主義奉為圭臬。
假如用思辨的與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劃分的眼光來考察中國自身的歷史哲學研究歷程，那麼在這一階段，學術界也呈現了從對歷史本體到對歷史認識進行討論的轉變過程。當然，在這裡，我們是將新中國成立後學者們有關歷史發展動力、歷史規律、歷史創造者或社會形態（包括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歷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延續）等問題的理論爭論看作有關歷史本體的爭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更多學者轉向了對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的研究。例如，田曉文從論述批判的歷史哲學所著重探討的兩個純粹史學問題——史學的解釋和史學的客觀性問題——出發，論證了批判的歷史哲學對歷史知識的探討無不以某種對歷史程序的反思為前提，無不以某種“思辨的歷史哲學”為指導。
除了對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的流派特徵進行研究之外，這一階段還發生了幾場涉及歷史認識論中重要論題的討論，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有關歷史知識性質的辯論。1996年，在《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一文中，何兆武將歷史學定義為一種人文知識（Geisteswissenschaft）而非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意義上的科學。何先生指出，鑑於歷史具有兩重性，即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和作為人的創造物，歷史學也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史實的認知，即歷史學Ⅰ，它屬於自然世界，是科學的；第二個層次是對所認定的史實的理解和詮釋，即歷史學Ⅱ，它屬於人文世界，是人文的。相較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對歷史學來說更為根本，它賦予歷史學以生命。同時，歷史學Ⅱ又由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兩部分構成，兩者的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因此，歷史學是科學，但又不僅僅是科學，它既有科學性，又有科學之外的某些東西。換句話說，科學性是歷史學的必要不充分條件。這一觀點引發了學者們的討論。一些學者提出了可進一步商榷的意見。比如龐卓恆即對認為史學家加以“心靈體驗”的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非科學的主張表示質疑，他認為，歷史學Ⅱ同樣能夠用實證的方法加以驗證，能夠發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一些學者則循著何先生的思路，提出了可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比如張耕華從史學家實際的研究狀況出發，提出要考察歷史學Ⅱ的科學性，不僅涉及“實然”的問題，還涉及“應然”，即能否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問題。他認為，歷史學Ⅱ需要有一種“應然”的尺度來比較其中的意見分歧，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學家理應成為“社會的良心”，成為普遍和一般“應然”的維護者。從這種意義上說，以“應然”為標準來考察歷史學Ⅱ的正誤，更接近法理思維而非科學思維。這場討論充分顯示了中國學者對歷史知識之本質這一歷史哲學重要議題的濃厚興趣，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現當代歷史哲學對中國學者的影響。
研讀原著對研究西方歷史哲學至關重要。在這一階段中，有大量西方史家或哲學家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維柯、孔多塞、康德、雅斯貝爾斯等人的思辨的歷史哲學作品，也包括新黑格爾主義者克羅齊和柯林武德的作品以及沃爾什、威廉·德雷、波普爾等人的作品。此外，何兆武還主編了一部有關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收錄了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重要的歷史學家及歷史哲學家之主要著作的選段。這些，都為中國學者研究和探討西方歷史哲學提供了直接的原典材料。
與翻譯相關原著共同推進的，還有對西方歷史哲學的系統梳理和介紹。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幾部專著，包括韓震的《西方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和嚴建強、王淵明合著的《西方歷史哲學：從思辨的到分析的》等。在《西方歷史哲學導論》中，韓震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西方歷史哲學在各個不同時期的主要代表觀點，從西方歷史哲學的興起到思辨的歷史哲學的幾種主要體系到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的各種流派，並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對它們進行了批判。這部著作的一個特點是，作者簡單明快地將思辨的歷史哲學稱為“歷史的哲學”，將批判和分析的歷史哲學稱為“歷史學的哲學”。《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則主要關注20世紀的西方歷史哲學和史學流派，對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文化形態史觀、生命派的史學理論等進行詳細、系統的介紹和評析。此書行文夾敘夾議，讀者不但可以從中理解西方歷史哲學的基本觀點，而且能夠在評析中受到啟發。嚴建強和王淵明的著作則採用了不同於前兩部著作的編纂方式，其上下編分別以“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與批判的歷史哲學”為標題，在簡略介紹了每一類別的發展歷程後，以專題為中心，對兩種歷史哲學中的主要議題進行通俗易懂的介紹。此外，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大量論文，對思辨的歷史哲學、批判和分析的歷史哲學中的具體流派和人物以及闡釋學對歷史哲學的貢獻等進行介紹和分析。
總的說來，到20世紀末，隨著研究者對歷史哲學概念、歷史哲學關切的主要議題以及重要歷史哲學家思想之認識的不斷深入，我國西方歷史哲學研究這一分支學科的內容體系已基本建立起來。
三? 2000年前後至今：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及其後
20世紀70年代初，在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所著《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的推動下，西方的歷史哲學研究經歷了一個“語言學轉向”或“敘事轉向”的過程，學者們紛紛利用敘事和轉義等文學理論元素，著手分析歷史文字和話語。從這種路徑出發對歷史學所進行的分析，學界通常稱之為“後現代歷史哲學”。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最突出特徵即在於對後現代歷史哲學的集中研究。
《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譯林出版社2005年 （圖源：網路）
事實上，早在1987年，比較文學領域的楊周翰即已在文中論及海登·懷特強調歷史敘事之文學性的觀點。到20世紀90年代末，後現代歷史哲學作為一個獨立理論流派所形成的新趨向已經基本上得到國內學者的認可。進入新千年之後，我國的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真正打開了局面：一方面後現代歷史哲學主要代表性著作先後有了中譯本；另一方面出現了不少研究後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作品。
2004年，《史學理論研究》《學術研究》《東嶽論叢》等刊物不約而同地開設有關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的專欄。在這些專欄的推動下，學者們各抒己見，表達對後現代歷史哲學的不同觀點和態度，並就後現代歷史哲學為歷史學帶來的諸多挑戰展開討論，將我國的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引向縱深。
有關後現代歷史哲學的討論，焦點之一在於歷史敘事問題。一些學者對後現代語境下歷史敘事的概念進行了解釋。周建漳將敘事視為史家用來處理歷史現象，將其整合成有條理、有意義的形式的語言模式，是認識與表達的統一。在他看來，敘事乃是人類更原始也是最基本的意義建構方式。雖然元敘事具有虛構性，但這不意味著人類要放棄自身對整個歷史的宏觀理解的努力，人類正是透過將生活世界“敘事化”而獲得意義，一旦迷失意義，我們的文明也將陷入危機。作者在文中表達了自己捍衛敘事合法性的決心和立場。同樣的，彭剛也認為，敘事作為一種話語模式，透過將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時間順序納入一個能為人理解和把握的語言結構中，進而賦予事件以意義。與傳統敘事觀不同，後現代敘事觀更強調敘事對史學的內在性以及敘事本身的虛構性，進而凸顯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的相似之處，這無疑會牽涉歷史敘事的真實性或客觀性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陳新認為，後現代的歷史敘事觀實際上是把對歷史真實的討論從歷史事實層面轉移到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層面，從而超越了實在論的真理觀，但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抽掉了歷史真實性的可靠基石。為此，作者主張把歷史事實中存在的實在性與真實性問題化解為主體間性（即真實性源於不同認識主體之間的認同），從而把史實的真實轉換成史學的真實。從後現代的視角出發，彭剛認同傳統實在論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因為歷史文字整體所表達的隱喻性意義確實遠遠超出了單個陳述之和的字面意義。但這不意味著歷史敘事完全脫離了真實性。史學家在進行敘事時並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然會受到史料的約束。在關於哪些史實是無法迴避或者具有更大重要性的問題上，史學家的學術共同體往往能夠達成共識。韓震和董立河表達了對後現代歷史哲學既同情又批判的態度。一方面，他們不贊同傳統敘事觀在有關歷史敘事問題上的幼稚實在論觀點，從而肯定了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敘事虛構性和主觀性的揭示；另一方面，他們也反對後現代主義者將歷史敘事等同於文學虛構，從而掏空歷史客觀性的極端傾向。在他們看來，無論歷史敘事採取何種形式，它都必須以反映歷史真實為目的，它與文學虛構之間的區隔不可被完全忽視。
後現代歷史哲學的另一大關注點是歷史轉義問題。相較於歷史敘事，中國學者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略顯單薄，討論主要圍繞歷史轉義的內涵及真實性等問題展開。陳新曾就懷特的歷史轉義思想展開探討。在他看來，懷特的轉義理論為歷史真實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可以稱為“真理的轉義論”（tropical theory of truth），它主要針對的是作為整體的歷史文字及其結構。運用比喻性語言表述的實在其實就是一種想象，而且實在只有透過這種想象的方式才能接近。韓震、董立河關注的是歷史轉義的概念及其與歷史真實的關係問題。他們從隱喻入手，論證隱喻何以能夠引導讀者去發現其背後的真實意義，進而論證歷史轉義並不意味著與演繹或歸納邏輯推理相悖，轉義也可以成為認識過去的有效工具。
在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快速展開的同時，在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領域，學者們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思辨的歷史哲學方面，劉家和批駁了黑格爾歷史模式中對中國歷史特點的曲解。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將中國歷史看作抽象的、“毫不寓有歷史的判斷和理性”的非歷史的歷史，從而將中國歷史與整個西方歷史對立起來。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只有從作為東方世界的末端的波斯進入西方以後，才開始成為真正的歷史，不管具體文明是連續還是斷裂，歷史主體精神始終是不斷髮展的，並在日耳曼世界到達終點。對此，劉家和指出，黑格爾的這一說法雖然在邏輯上似乎是“完滿的”，但在一個更為總體性的層面上，他的歷史哲學恰恰成了真正非歷史的，它不是現實世界裡實際發生或出現過的真正的歷史過程。在劉家和看來，世界歷史不斷形成的過程，既有縱向的文明連續與斷裂的方面，又有橫向的融合與分解的方面，縱橫兩個方面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劉家和的這一討論實際上延續了新中國之初即提出的建設世界史新體系的問題，他從學理上對“西歐中心論”做出辯駁，從而肯定了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特點和價值。此外，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出發，劉家和還對“以史為鑑”的傳統觀點進行了思考。這些思考很好地將中國歷史與西方哲學結合起來，引人深思。在批判的歷史哲學領域，隨著2010年杜森所編《歷史的觀念》增補版的中譯，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研究成果日漸增多。就分析的歷史哲學而言，也有更多分析哲學家如布萊德雷（F。H。Bradley）、加登納（Patrick Gardiner）、阿瑟·丹託（Arthur C。Danto）、雷克斯·馬丁（Rex Martin）等人著作的中譯本得到出版，對這些人物的研究也隨之跟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關思辨的和分析、批判的歷史哲學的研究並不是與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完全脫節的，更進一步說，這些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即融入了後現代的視角，甚至是對後現代歷史哲學所提問題的迴應。
《歷史的觀念（增補版）》北京大學出版社（來源：網路）
在2010年前後，前述有關歷史敘事、歷史轉義和歷史客觀性問題的後現代歷史哲學討論雖然依舊進行，但逐漸趨於平淡，中國學界似乎進入一個總結、批判後現代歷史哲學，並試圖超越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的程序之中。這種變化與西方歷史哲學界發生的理論轉向密切相關，這種轉向的重要誘因之一在於安克斯密特的“歷史經驗”理論。我國一些學者注意到了這種理論轉向，例如，彭剛指出，安克斯密特的理論重心從“敘事實體”到“歷史表現”再到“歷史經驗”的轉移，標示當代西方歷史哲學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新趨向和新變化。董立河也關注到西方學者對“經驗”“在場”等概念的研究，隨後用“後-後現代主義”這樣一個出自西方學者的稱謂來指涉這種新動向，認為它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理論正規化，表明了一種試圖超越後現代主義的態度或訴求。
對具有非理性傾向的後現代主義的超越，必然導致對歷史理性的探究。早在2003年，劉家和在《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一文中明確指出歷史理性實際包括“歷史的理性”與“史學的理性”，並探討了古代中國人對歷史理性的認識。2012年，《學術研究》發起“什麼是歷史理性”的專欄，學者們從歷史理性與歷史感、歷史敘事中的歷史理性及德羅伊森、狄爾泰的歷史理性批判思想出發，探討了西方歷史哲學傳統及後現代之後的歷史理性問題。近幾年來，中國學界在繼續開掘後現代歷史哲學思想資源的同時，也在持續關注西方歷史哲學的各種新的理論動向，並致力於歷史理性或歷史知識客觀性的重建工作。後現代歷史哲學在揭示先前為史學家所忽略的歷史文字層面的同時，也在歷史本體上解構了宏大敘事和歷史意義，在歷史認識上解構了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基礎。如何在後現代歷史哲學的基礎上，重新講述歷史元敘事，重新奠定歷史認識的合理性基礎，已成為不容迴避的重要論題。
總之，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這70年中，從前30年基於唯物史觀對以唯心史觀為核心的西方歷史哲學的批判性認識，到改革開放之後20多年對西方歷史哲學各種論題的全面研究，再到進入新千年後近20年來對後現代歷史哲學的譯介、接受直至批判，中國的西方歷史哲學研究日趨成熟和理性。構建中國特色的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當然應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源遠流長的民族史學為根基，但也不可拒絕西方歷史哲學的參與。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經典作家揚棄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產物，也只有在批判借鑑各種西方思辨歷史思想的過程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素樸經驗主義為認知前提的民族史學，只有批判學習現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反思和懷疑精神，才能提高自身的學理性和堅韌性。同時，研究西方歷史哲學的中國學者，也應該立足於中國歷史學學科建設的現實需要，認真聽取中國實踐史家的批評意見，努力做好西方歷史哲學中國化的工作。
作者董立河，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金嵌雯，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老？胡
校審：水 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