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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滅亡，使南宋報了百年之仇，對南宋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宋廷為此舉行了一系列慶典，朝廷上下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之中。
1、聯蒙滅金，宋蒙雙方為何沒有劃定邊界？
接著，宋廷面臨著要不要收復和能不能收復河南失地這個重大問題。
在早先宋、蒙聯合滅金的談判中，兩國對金朝滅亡以後如何處置河南這塊土地的問題，理應是談判的重要內容之一，從今天所存的史籍來看，有著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記載：蒙古答應滅金後以河南地歸南宋；
另一種是《宋史·賈似道傳》的記載：南宋與蒙古共滅金後，“約以陳、蔡為界”。
但是，這兩種記載似都有可疑之處。
如果以第一種說法為準，那麼在《宋史》中不見此種記載尚可理解，因為《宋史》為元人所編纂，恐有篡刪亦未可知，但竟然不見於當時南宋臣僚有關的奏議和朝廷的命令、制誥之中。後來蒙古南侵，宋人也沒有說其背信棄義，破壞盟約之類的話。
如果以第二種說法為可信，然包括三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歸德府）、八陵在內的河南大部分土地，皆在陳（河南淮陽）、蔡（河南汝南）以北，在金朝即將滅亡之際，無論是宋廷或是史嵩之，怎麼反而會放棄收復中原故土的夙願，把它拱手相讓給蒙古呢？
故這裡的“陳、蔡為界”，如果確有此說，應是宋、蒙聯合滅金時所劃分的雙方軍隊的部署線，並非宋、蒙邊界線。
所以，有可能當時作為南宋報聘使的鄒伸之與蒙古談判的時間十分倉促，雙方只討論了在軍事上如何聯合滅金，來不及或有意避開了滅金後河南之地的歸屬問題。也可能南宋方面曾經向蒙古提出過滅金後“仍許以河南歸本國”的要求，並得到了蒙古方面的口頭應允，但後來蒙古否認了這一承諾。
所以，結論似乎只有一個，即當時南宋與蒙古在談判時比較匆忙，雙方只討論了在軍事上如何聯合滅金，來不及或有意避開了滅金後河南之地的歸屬問題。
有關史書所謂“滅金後以河南地來歸”，只是南宋方面的一廂情願；所謂“以陳、蔡為界”，只是蒙古後來為發動南侵所製造的一個藉口，被元代史臣據此載入史書而已。
2、為何群臣反對收復河洛？
既然宋、蒙間對河南地沒有明確的協定，那麼南宋要收復三京，就有可能冒與蒙古軍事對抗的危險，何況此時已經知道了蒙軍來爭河南地的動向。
對於如此重大的舉措，理宗再次啟用祖宗以來的做法，於端平元年四月十三日，“詔令侍從、兩省、給舍、臺諫、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
部分邊帥和朝中大多數官員，如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淮西總領吳潛、淮西轉運判官杜杲、參知政事喬行簡、監察御史李宗勉和杜範、樞密副都承旨吳淵、知福州真德秀等人皆反對出兵河南。
他們以為：南宋軍事上缺乏將帥和士兵，不足以進取中原、據關守河；財力上不足以保障供給，使軍需無缺；內政上吏治腐敗，刑賞不明；外交上搞不好反而會給蒙古侵宋提供口實。
可是，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兼淮西制置副使趙範、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等前方部分邊帥和將領，認為“非扼險無以為國”，即如果南宋軍隊不守住黃河沿線和潼關等戰略要地，就很難防止蒙軍的南下，因而堅決主張趁天氣漸趨炎熱，蒙軍已經北還，河南空虛之際，發兵收復三京，進而“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
他們的意見得到了宰相鄭清之的積極支援。
理宗詔令史嵩之籌劃糧餉，以供進兵之用，史嵩之奏稱：荊襄連年饑饉，雖極力賑濟，仍民不聊生，哪裡還有糧食可以徵調？他以為“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拒絕給進兵河南的軍隊供應糧餉。
2、端平入洛的準備
實際上，蒙軍主力雖然從河南北撤，但主將塔察兒仍“留鎮撫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蒙古還任命劉福為河南道總管，並無放棄河南的意思。在山東，就在滅金後的次月，蒙古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張榮攻佔了已為南宋所有的徐州，投順南宋擔任權知徐州的國安用兵敗，“赴水死”。
至此，山東基本落入蒙古之手。針對這種形勢，不少官員及時地察覺出蒙古的侵略意圖，如吳潛在奏疏中說：“今來光州報，韃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真德秀在《應詔上封事》中指出：“（蒙古）暴興，接我疆埸，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他們都主張提高警惕，加強對蒙古的防範。
時理宗親政不久，頗想有所作為，對收復中原，以完成祖宗未競之業，懷有一種僥倖心理，對蒙古威脅的嚴重性更是認識不足，因而在宋廷官員“集議”的過程中，儘管戰、守、和三說並出，反對出兵河南的意見佔了多數，但是他仍然站在右相鄭清之和邊帥趙範、趙葵等主戰派一邊，支援出兵河南，為此還解除了吳潛、吳淵、史嵩之等人的官職。
端平元年五月，理宗授趙葵為收復“三京”的主帥，率宋軍主力五萬人，從泗州（在江蘇盱眙西北）渡過淮河北上；授趙範為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兼沿江制置副使，由他率軍屯駐光州（河南潢川）、黃州（湖北黃岡）一帶，“以張聲勢”；由全子才率淮西兵萬餘人先期北上，直取開封；以楊恢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代替史嵩之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負責運送軍糧；以張嗣古權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鞏固天塹，應接汴洛”。
同時命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趙彥吶臨邊秦、鞏，以牽制關內蒙軍。
3、端平入洛的失敗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率軍由廬州（安徽合肥）出發，十八日在壽州（安徽壽縣）渡過淮河。二十一日至蒙城縣（今屬安徽）。二十四日至毫州（安徽毫縣），駐城的六百餘名降蒙金兵轉而降宋，並在他們的引導下，宋軍經魏真（在河南鹿邑縣東）、城邑（在河南洛邑縣西）、太康（今屬河南）三縣，於七月初二日抵達開封郊外二十里紮營。
為蒙古防守開封城的原金朝降將李伯淵殺死主帥崔立，以城來獻。初五日，宋軍入城，總算收復了淪陷已有一百餘年的汴京，但這時城內“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
全子才軍雖然到達開封，由於沿途市井殘毀，白骨蔽野，幾無人煙。因而根本籌不到顆粒軍糧。加上蒙古事先決寸金堤引黃水灌宋軍，造成“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給糧餉的運輸帶來極大困難。
因而多數士兵只得在原地等待糧食，而以偏師攻鄭州、陳州（河南淮陽）、蔡州（河南汝陽）等地。宋軍所到之處，為蒙古守城的金朝降將，皆望風歸附。七月二十日，趙葵率領的宋軍主力也趕到開封，他們同樣也面臨著一個缺糧問題。但趙葵堅持西進，在他的督促下，命範用吉等率一萬三千人先趕赴洛陽，以淮西帥機（南宋安撫使司和安撫大使司中主管機宜文字之官的略稱）徐敏子為監軍。再命楊義率一萬五千人作為後援。各給五日口糧，冒險以進。
二十六日晚，徐敏子先派宋軍二百人乘夜色偷襲洛陽，入城後才發覺原來是一座空城。二十八日，大軍入洛陽城，趙葵迅速將收復三京的捷報傳到臨安。
二十九日，入洛宋軍糧食已盡，只得採野草和麵作餅而食。隨後而至的楊義一軍，行到洛陽東面三十里處，剛散坐進食，突然蒙古伏兵四起，楊義軍“倉猝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
八月初一日，蒙軍已逼近洛陽城下，洛陽城內的宋軍雖然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但因為斷糧多日，士兵飢餓不堪，徐敏子只得率部突圍南走。在蒙軍的追擊下，宋軍死傷者十之八九，十日後，殘部才狼狽逃回南宋光州境內。
趙葵、全子才得到入洛失敗的訊息後，雖各擁兵數萬，然以糧草未集為由，遂決定放棄應援洛陽宋軍，立即自開封退兵。在四川方面，雖然鄭清之一再催促趙彥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但趙彥吶就是“不從”。被宋人稱為“端平入洛”的事件，就這樣以失敗告終。
4、端平入洛何以失敗？
前線入洛之師已經潰敗，可是理宗還沉浸在收復三京的喜悅之中。八月初九日，他著手對這些地區的統治進行人事安排：授趙範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九月，理宗對上述三人及其他對戰爭失敗負有責任的將領重新作出任命並給予貶謫：趙範依舊京西湖北安撫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營田邊備。楊義、範用吉、徐敏子等人也分別受到懲處。
在金朝滅亡、河南空虛的情況下，南宋出兵收復三京、劃河而守的動機不能說錯，士兵作戰尚稱勇敢，其失敗原因在於南宋主戰派對蒙古軍的強大缺乏足夠的認識，也缺乏充分的準備。
紹定六年（1233）十一月，趙範曾對理宗說：“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鑑。”
數日後，趙葵入見，理宗問以與金和戰之事，回答道：“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
說明他們在此時對蒙古滅金後可能發動南侵有著一定的思想準備，甚至認為國力未壯，可以暫時答應金人議和的請求。
可是當金朝滅亡後，就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們既低估了蒙古軍的戰鬥力，又喪失了對蒙古蓄謀已久的侵略野心和陰謀的警惕。加上主帥成功之心太切，在各種準備特別是糧餉嚴重不足、敵情又不探明的情況下倉促進兵，從而再一次重蹈自北宋“雍熙北伐”以來的一系列民族戰爭中皆因軍食不繼、敵情不明而遭到潰敗的覆轍。
5、端平入洛失敗的深遠影響
全線敗退後，河南軍民死者以十萬計。這對南宋國防、宋蒙關係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這是理宗親政後因急於求成而受到的重大挫折。而作為獨任宰相的鄭清之也是難辭其咎的，因此，時人論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力排眾議，輒啟兵端”。
甚至有人登門直斥，“淳祐丁未，鄭清之再相，（鄭）震登其門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
端平三年四月，理宗頒“罪己詔”，對出兵汴洛的決策失誤進行了總結，為出兵之失敗承擔責任，認識到出兵失敗原因在於“責治太速，知人不明”，希望上下協力，守禦疆土。
“端平入洛”之師的失敗，後果十分嚴重，正如有學者所指出：
首先，它激化了與蒙古的矛盾，為蒙古大舉進攻南宋提供了口實，給南宋提早帶來了邊患。
蒙古垂涎南宋由來已久，宋、蒙聯合滅金使雙方關係暫時得到緩和，但蒙軍的北撤不過是待機而動，絕不可能與南宋保持長時期的和平，“端平入洛”正中其計，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侵宋戰爭。
其次，它極大地削弱了南宋的國防力量。由於入洛之師的潰敗，宋軍傷亡慘重，大量器甲、舟車、糧食，悉委敵境，造成江淮空虛，無以守禦。
第三，它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導致人心渙散。入洛失敗後，反對出師河南的官員不是總結經驗教訓，精誠團結，一致對敵，而是再一次互相攻擊，主戰者固然消極灰心，主守者也提不出任何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亂。
出師汴洛失敗以後，理宗轉而向蒙古方面做主和姿態。但是，蒙古滅宋是既定方針，理宗的意圖沒有得到蒙古方面的積極迴應。
在這種情況下，理宗在對蒙古主和的同時，採納了一些朝臣的意見，積極部署對蒙防務。宋軍的佈防基本上以長江為線，上起漢水，下迄淮河，把千里江面分為三段，形成四川、京湖、兩淮三大防區。在各個防區，又根據地理形勢進行重點防禦。
在四川地區利用山勢構築山寨，逐漸形成山城防禦體系。在京襄防區以鄂州、江陵為主，重點設防襄陽、棗陽、隨州、德安四處，輔以峽州、荊門、復州諸處。
針對蒙古騎兵在廣闊平原地帶來回如風的特點，除增築軍事重鎮外，普遍採取“山壁水柵”的戰術，使蒙古騎兵不得長驅直入。水軍是宋軍的優勢，為此，理宗對水軍的建設也很留心。
這樣，南宋在沿長江一線形成了一條疏密有致的防線。
可以說，在端平出兵敗後，理宗對於軍事有了清醒的認識，在軍事方面的做法顯得較有眼光，戰略務實得當，選將知人善任，遣將布兵有條不紊，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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