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評”是指以意象批評方法評詩之體，作為詩話中一種特別的體制，它隨詩話一併興起於宋代。其影響及至後朝，歷代詩話中皆有此體，除批評方法和批評體制相同之外，三家“詩評”在詩學思想上亦表現出了一致的傾向。
本文主要對張舜民《芸叟詩評》、蔡絛《百衲詩評》和敖陶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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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詩評》的批評方法、批評體制、詩學思想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進而以三家“詩評”為例，探究了“詩評”之體的審美特徵與其價值之所在。全文主要包括引言、正文、結語、附錄四個部分。正文部分主要圍繞三家“詩評”的批評體制、詩學思想和審美特徵等展開論述。
在批評體制上，三家“詩評”同為集中運用意象批評方法連評詩家風格的“詩評”之體；在詩學思想上，三家“詩評”皆崇尚雄渾與清淡之詩風，主張詩歌應以“適用”為要，宜作平易自然之語；審美特徵上，三家“詩評”則具有著觸發直覺感受的詩性特徵，它們在對抽象的詩歌風
作出
形象解說的同時，又能不失其審美意蘊，這是其它詩歌批評難以企及的獨特優長之處。
對以“詩評”為代表的傳統文論之現代轉化作出反思，提出傳統文論所獨具的審美特徵與價值是西方詩學理論無法取代的，因此，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始終應植根於民族文化根基之上。附錄部分對三家“詩評”作了詳細註釋，力求對其進行全面細緻的解讀。
三家“詩評”及其作者生平
張舜民，張舜民“為人忠厚質直，慷慨喜論事”，其生平愛畫，亦能自作山水，且題評精確。在文學創作上，晁公武稱其“文豪縱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年為樂府百餘篇。蔡絛有文才，深得蔡京寵愛，曾任龍圖閣直學士、太子侍讀。蔡絛雖然在政治上追隨其父，但在文學上，卻與其父大異其趣。
蔡京奉王安石新法，斥元佑黨人為“奸黨”，立黨人碑，對其全面打壓。蔡絛在文學上卻十分推崇以蘇軾為核心的元佑黨人，而深詆王安石之作。
其本人亦博學能文，如在流放白州期間，蔡絛著成的《鐵圍山叢談》五卷，多記北宋朝廷掌故制度、士大夫軼事等，上至乾德，下及建炎、紹興，無不詳備，尤其對徽宗一朝條記縷析，詳之又詳，此書文采斐然，有“宋人說部佳本”之稱。其論詩主張，亦頗有見地，多為肯綮有識之論。
著有《鐵圍山叢談》、《西清詩話》、《北征紀實》、《國史後補》等。敖陶孫“少貧，以學自奮”，早年遊學於潮州。趙汝愚亦遭貶外放，卒於途中，敖陶孫又以詩相吊，詩有“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屈原”，“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之語，此詩大忤韓侂冑，陶孫遂變姓名逃歸閩地。慶元五年敖陶孫進士及第，主通州海門簿，歷漳州教授、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等職。敖陶孫記覽廣博，為文有氣骨，而尤以詩知名。其雖屬“江湖派”詩人，卻“深得江西之體”，其詩多為古體。
“詩評”之體溯源
“詩評”雖然直至宋代方成一體，但其所運用的意象批評方法卻早已有之，意象批評方法以《莊子》“直觀體悟”的思維方式為思想核心，以《周易》“立象盡意”的表達模式為闡釋方式，其運用範圍遍涉人物品評和文藝批評等諸多領域。
而最早集中運用意象批評方法連評作品風格的評擬之體則成型於書法批評，是為袁昂《古今書評》，“詩評”之體實本於“書評”而來。
引言提到，郭紹虞先生曾對“詩評”作出過明確釋義，他指出：“詩評之體蓋用象徵手法，以狀作者之風格，此實詩話中之別體。”所謂“用象徵手法，以狀作者之風格”，亦即意象批評方法。
也就是說，“詩評”特指用意象批評方法品評詩歌的一種體制，屬於詩話的一種。具體來說，則要從詩話的分類談起，關於詩話的分類，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清代章學誠的“兩分法”，他將詩話分為“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兩類“論詩及事”是對詩人故實的記述，“論詩及辭”是對詩篇辭章的評論。
郭紹虞亦頗為認同此種分法，他稱：“章氏分論詩及事、及辭二端，說得最好。各家詩話之體例宗旨雖不相同，大別之要不能外此二者。”而後，郭先生又對“論詩及事”和“論詩及辭”兩大類作出了更為細緻的劃分，其中“論詩及辭”被複分作九小類：“詩評”在此被劃於“論詩及辭”之下，單列為一類，曰：“罕比巧喻，用象徵的方法，
以形容作家之所
旨
，則有若敖陶孫《詩評》。”綜上可知，“詩評”系詩話中一種特別的體制，它屬於“論詩及辭”之類，其特徵是以意象批評方法品評詩歌。
當然，從所流傳的詩學著作來看，並非所有以“詩評”命名的篇章都是這裡所說的“詩評”之體，如宋景淳《詩評》、明俞允文《名賢詩評》等，雖題名“詩評”卻非以意象批評方法品評之作，這大概是因為“詩評”概念接受範圍比較小眾，尚不足以成為定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以意象批評方法品評詩歌之作皆題名為“詩評”，可見郭紹虞對“詩評”概念的辨析是有一定依據和合理性的。
因此，本文亦從郭先生之意，將“詩評”作為一種特定的批評體制進行研究。在宋代蔚為大觀的詩話著作中，張舜民《芸叟詩評》、蔡絛《百衲詩評》和敖陶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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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詩評》堪稱其中代表，三家“詩評”皆集中運用意象批評方法連評數家詩風，篇幅雖不長，而評及詩家甚眾。
劉明今《方法論》中提到：“將古今詩人並舉，大量地譬喻，這在宋人詩話中已形成一種固定的品評型別。”而這種固定品評型別的最終形成，正是在三家“詩評”出現之後，可以說，是宋代三家“詩評”開啟了後來集中運用意象批評方法評詩之風氣。
意象批評的思想基礎
張伯偉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一書中對“意象批評”作出過明確的定義:“所謂‘意象批評’法，就是指以具體的意象，表達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風格所在。
其思維方式上的特點是直觀，其外在表現上的特點則是意象。”意象批評方法這種以“象”把握事物的方式，當追溯至《周易》中“立象盡意”的表達模式，而這一表達模式的思想核心，則又來自於《莊子》“整體直觀”的體道方式。
關於“象”，《繫辭下》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透過“象”來完成的，“象”是客觀世界的外在形象，同時又可以作為對形象的摹寫比
況
，此即“像”。套用章學誠先生的話來說，前者便是“天地自然之象”，後者則為“人心營構之象”。《繫辭上》雲：“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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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物宜”指事物的性質、道理、規律等。
聖人可以透過擬“象”來形容天下之“物宜”，於是便有了“聖人之意”，而聖人雖有其意，卻需藉助“象”來傳達，這是因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所謂“立象盡意”就是在這裡提出的。“道”是《莊子》中的最高概念，《大宗師》雲：“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莊子認為，道不可受，道不可見，但它卻是可傳、可得的，也就是說道是可以體認的，《知北遊》雲：“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而莊子對道的體認則是透過“目擊道存”的方式來完成的，所謂“目擊道存，亦不可以容聲矣”，這是一種“整體直觀”式的體悟方式，它以“忘我”為基礎，以“物化”為途徑，以“得一”為目的，具有著不可言說、整體把握、物我為一的特徵。
結語
至魏晉時，“言意之辨”成為玄學的中心論題之一，王弼又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對“言”“意”關係作出了進一步闡發:忘象以求其意，意斯見矣。”
此即王弼在《周易》基礎上提出的“得意忘言”之說。他認為，在由“意”求“象”的過程中，“象”只不過是“意”的象徵和顯現，而“意”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忘言”才能進入“象”之後的“道”，從而與“意”合一，亦即與“道”合一。這裡又不難見出，“得意忘言”
說
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到了《莊子》思想中“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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