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兒童文學學者佩裡·諾德爾曼在他的專著《隱藏的成人： 定義兒童文學》中圍繞兒童文學中固有的“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對立探討了兒童文學的體裁特性。兒童文學的作者敘述者是成人，負責為孩子們出版、宣傳和購買書籍的也是成人。正是這些“隱藏的成人”，既在創作時用簡單純真的文字寄託更為複雜的理念，也永遠會是每個兒童文學作品創作後的第一批讀者。

埃裡希·凱斯特納（1899-1974），德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小說家、劇作家。其兒童文學作品主要有《埃米爾擒賊記》《會飛的教室》《兩個小洛特》等。

被譽為西德戰後兒童文學之父的埃裡希·凱斯特納，對自己作品的雙重受眾非常清楚，也沒有要將成人的影響在他的兒童文學作品中隱藏起來的意思，甚至公開主張作家應該同時為這兩種讀者寫作。1953年，在蘇黎世市政廳發表的演講《青少年、文學和青少年文學》中，凱斯特納聲稱，當時大多數普通兒童讀物缺乏文學性，“那些只為小孩寫書的作家並不是真正的作家”， 並由此鼓勵成人文學作家考慮開始為兒童寫書。

既為成人也為兒童寫作的凱斯特納以身作則，在為兒童寫的書中巧妙地結合了成人文學中常用的現代敘事技巧——上一篇推送中介紹到，凱斯特納的兒童文學處女作《埃米爾擒賊記》是第一個以真實的城市為背景所創作的兒童小說，本次的文章則會探討凱斯特納的另外兩本書《會飛的教室》和《兩個小洛特》中，複雜且有意思的敘述者形象及其對於兒童和成人讀者所產生的不同作用。本文也是“兒童文學通識課”專欄的最後一篇。

兒童眼中的真實，

成人眼中的虛構

在《會飛的教室》一書中，敘述者的形象從一開始就很突出：從“前言”開始的兩章都是敘述者的獨白，他也自稱是這個故事的作者。在瞭解故事中的任何人物之前，讀者首先被介紹給敘述者/作者本人，他有一個相當生動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寫作時拖拖拉拉，喜歡為自己找藉口（就如我本人……）；他常常心不在焉，會丟失對他寫作非常重要的綠色鉛筆；他喜歡大自然，與他的動物朋友交談；以及，他非常依賴他母親對他的幫助。

《會飛的教室》，［德］ 埃裡希·凱斯特納 著，趙燮生 譯，明天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雖然敘述者顯然是個成年人，但他選擇在自己身上突出這些比較幼稚的特點，形成了一種幽默的矛盾感，並由此拉近與兒童讀者的距離。同時，他透過描述他在楚格峰（德國最高峰）下寫稿子的日常生活瑣事，來試圖說服小讀者要相信他接下來要講述的故事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全書的第一行話正是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 Christmas story。（這將是一個真實的聖誕故事。）”

這種融合虛構和現實的方法在故事的“後記”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敘述者聲稱回到了他在柏林的公寓，一個比楚格峰更現實的環境。更重要的是，他還講述了他與故事中的兩個人物，約納唐·特洛茨（Jonathan Trotz）與他的養父的相遇。因此，凱斯特納在故事中扮演了三重角色：他既是作者，又是敘述者，還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在與約納唐的對話中，敘述者向他承認，他了解他和他的朋友們以及他們在寄宿學校的生活，並且剛剛寫了一本書，關於他們“兩年前”聖誕節的經歷——小讀者在此時會意識到，這正是自己手中的書！這樣，凱斯特納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具有當代背景、連貫的時間線和可信的人物的“現實”，令兒童讀者們信以為真。

然而，面對對虛構和現實的區分更加明確的成年讀者，凱斯特納這樣的敘事手段自然就不奏效了。在“前言”中，凱斯特納提問道：“你們都知道什麼是寄宿學校嗎？”並對寄宿學校進行了一些介紹。對於小讀者來說，這段介紹提供了關於故事背景的基本知識，並加強他們對這個故事真實性的信念。而對於成年人來說，故事中的設定最值得注意的是寄宿學校的“與世隔絕”。儘管故事發生在一個當代背景，這個“孩子們只有在假期才回家”的小鎮上的寄宿學校，實則象徵著與社會現實的脫離。與凱斯特納同時代的作家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1880-1942）和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筆下，寄宿學校是充斥著虐待狂的兒童懲戒所——不幸的是，這種刻畫往往更貼近現實。

因此，正如德國研究學者斯普林格曼（Springman）所注意到的，凱斯特納透過對寄宿學校的描寫構建了一個 “另類的現實”，一個仍然崇尚著優秀的品質和友誼的世界。儘管故事中的男孩並不完美，而且確實會有一些不良行為，比如打鬧之間施行的身體暴力（扇巴掌），進行危險舉動（烏利打著傘從梯子上跳下來），以及霸凌（六年級的大孩子對低年級生的欺負），但這些行為都被視為可以糾正的。總的來說，個人的意志、友誼的凝聚力以及團結的群體，是建造這所寄宿學校的世界的基石。在這裡，無論發生何事，正義總能降臨。

《會飛的教室》一書出版於1934年，同年，希特勒成為納粹德國國家元首。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德國人民一定在許多方面深刻地體驗到了生活的變化，但讀者在故事中卻找不到反映社會環境的線索。雖說凱斯特納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的特徵之一就是沒有任何幻想（fantasy）元素，但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個故事本身對其讀者——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來說——仍是一種逃避的幻想，在黑暗的時代中描繪著那個更美好的平行宇宙。

因此，考慮到凱斯特納本人對成年讀者的知情，我認為他透過對“與世隔絕的寄宿學校”這一故事設定的強調，在有意敦促成年讀者考慮虛構世界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凱斯特納彷彿在外部世界和他的虛構世界之間創造了道德上的兩極，一頭是世事無常的社會，一頭是“真理”永恆存在之地。在這樣的張力之下，兒童讀者被鼓勵全心全意地相信虛構的故事，相反，成年人則被邀請對現實進行反思。可以說，儘管凱斯特納的作品並不反映當代的社會背景，但這本書仍可以被解讀為他對道德崩壞的社會，特別是對1934年德國反人道的政權所帶來的毀滅性傷害，所進行的迴應。

“支起”世界的四種價值

在“前言”中，敘述者也扮演了道德家的角色，透過介紹約納唐這一角色，向讀者講了長長的幾段話，這似乎也與凱斯特納大部分作品輕說教的風格背道而馳。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凱斯特納從未試圖讓他的作品不具教育性。他認為向小讀者展示重要的價值觀，是兒童文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並聲稱 “一個沒有價值觀的世界不是一個有價值的世界。”在凱斯特納的文章《四個阿基米德支點》中，他詳細地闡釋了他認為最重要的、有能力“支起”世界的四種價值，即：良知、榜樣、對童年的記憶和幽默。這些價值也貫穿在他的各篇作品中。

根據《會飛的教室》改編的同名電影海報。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將他的價值觀隱藏在對代表這些品質的主人公的描寫中，因為他深知兒童讀者在接受道德教育時很容易感到厭煩。這一次，敘述者卻在讀者還沒有見到主人公之前，就把這些觀點直接灌輸到讀者的頭腦中——似乎敘述者給予的這種訓導是來自凱斯特納本人的緊急呼籲。他試圖 “支起”一個對這些價值觀失去信心的社會，講話所針對的物件也更多的是成年讀者而不是兒童。敘事者說道“只有當勇敢的人變得聰明，聰明的人變得勇敢時，我們才能真正確認一些我們總是錯誤地篤定正在發生的事：人類在進步”，毫無懸念地影射著正在大倒車的德國社會。（在我看到的一些國內引進版本中，“前言”和“後記”甚至被直接刪除了，或許是不理解它們的存在意義。的確，如果刪掉它們，《會飛的教室》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隨著故事在之後的章節的展開，人們不僅會遇到可以被視為榜樣的兒童，而且還會遇到一對正直的成年人，他們也在年輕人面前重拾起童年的友誼。正如《埃米爾擒賊記》一樣，《會飛的教室》中的主要人物們正是透過友誼的互助，深刻體會並展示了凱斯特納筆下的美好社會所依賴的那些優良品質和準則。

凱斯特納擁有亞里士多德式的友誼概念，認為它是 “在兩個相似的靈魂之間發展的最崇高的關係，它們相互表達了良好的意圖，不是出於對短暫的愉悅或利益的渴望，而是完全出於同類之間的惺惺相惜”，而友誼的種子“更常誕生於年輕的激情，而不是成熟的理性”。因此，透過兩個曾為兒時故友成人角色的重逢，凱斯特納將整個故事推向高潮，並由此懇請讀者銘記童年的經歷——敘述者在“前言”中直截了當地說：“我想借此機會衷心地請求你，永遠不要忘記你自己的童年”。凱斯特納不僅想為他的兒童讀者展示那些值得信賴的價值，而且還努力使友誼的紐帶在成人的世界中保持活力。

向成年讀者傳遞一些教誨

1949年出版《兩個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 直譯為“The Double Lottie”，但現在英譯名基本上會採用由故事改編的電影所採用的名字The Parent Trap）時，戰爭已經結束，凱斯特納似乎將他的關注點從社會價值轉向私領域，著眼於家庭幸福，這也可能是他用女孩作為主人公的原因。友誼的價值被姐妹情誼所取代，這或許因為凱斯特納的亞里士多德式的友誼概念的時代侷限性就在於，它只被認為存在於兩個平等的男性之間……

《兩個小洛特》，［德］ 埃裡希·凱斯特納 著，趙燮生 譯，明天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然而，當敘述者在故事開始時問讀者：“你知道塞波爾（Seebühl）嗎？”並隨機介紹女孩子們參加的夏令營時，他又開始承擔起了凱斯特納筆下敘述者的重要工作，即構建一個與現實社會相對脫離的兒童天堂。在這種情況下，敘述者甚至自己指出：“難道只有那些我沒問到的人才知道波爾湖畔的塞波爾是個村莊嗎？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好感到奇怪的，因為這種事是常有的。”這種輕鬆和俏皮的語氣也貫穿全書。與《會飛的教室》中的敘述者不同，雖然在上一本書裡，敘事者在“前言”中佔據了讀者的注意力，並在“後記”中把自己塑造成故事中的一個人物，但並未活躍在真正的故事情節中，而《兩個小洛特》中的敘述者則一直闖入故事的講述中。（如果句子結尾有像這樣在括號裡的話，那就是敘述者說的。）

敘述者的“碎碎念”在講故事的過程中起到了幾個作用。它增加了敘事的幽默和諷刺風格（“嗯，蒼蠅是愚蠢的，但人類是聰明的……不是嗎？”）；它透過直接向讀者提出問題，將讀者也納入敘事的一部分，使敘事具有一種輕鬆和對話般的語氣（“他的語氣是不是很感人？”）；同時，它揭示了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動（“有一天他發現他在想事情，這個想法讓他很吃驚！”）；但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向成年讀者傳達了一些教誨。在解釋兩個小洛特的父母離婚的原因時，敘述者指出了成年讀者的存在——雖然採用了一種針對孩子們的語氣，“如果這時一個成年人碰巧在偷看你的書”。然後，敘述者利用這個藉口，基本上算是給成年讀者上了一堂課，告訴他們在處理有關婚姻的問題時要為孩子們考慮，要有開放的心態，因為成年人的選擇也會大大影響孩子們的幸福。

根據《兩個小洛特》改編的電影《天生一對》（1998）海報。

總而言之，在《兩個小洛特》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故技重施的凱斯特納，透過敘述者強調不夠現實的設定，並保持了向成年讀者進行說教的作風，甚至開始以最直接的方式向成年讀者講話，這反過來又加強了在閱讀凱斯特納的兒童書籍時考慮孩子與成人這兩類受眾的重要性。

在兒童讀物中採用更復雜的敘事策略的凱斯特納，透過他的兒童文學作品不斷傳達著他的理念。正如用《會飛的教室》和《兩個小洛特》的例子所討論的那樣，他書中的敘述者對他的雙重讀者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凱斯特納在他的故事中為當時的小讀者們提供了一個能產生聯絡的當下的時代環境，避免浮於表面的道德說教，從而鼓勵小讀者在現實生活中把優秀的主人公們作為榜樣。

然而，敘述者有意將故事中那些有著不現實因素的線索留給成年讀者，敦促他們反思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和家庭問題。正如兒童文學學者桑德拉·貝克特（Beckett）所說的那樣，“被視為經典的兒童作品不僅對兒童有吸引力，同時還保有一層深意，讓已成熟的感性也獲得滿足”。吸引著一代代兒童和成人讀者的凱斯特納透過自己的一系列優秀且有開拓性的作品，在兒童文學經典中贏得了屬於自己的地位。

電影《天生一對》（1998）劇照。

參考資料：

1。 Beckett， Sandra L。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Writing for a Dual Audience of Children and Adults。 Routledge， 2013。

2。 Kästner， Erich。 The Flying Classroom。 Pushkin Children’s Books， 2014。

3。 The Parent Trap。 Pushkin Children’s Books， 2014。

4。 Springman， Luke。 “A ‘Better Reality’： The Enlightenment Legacy in Erich Kästner’s： Novels for Young People。”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4， 1991， pp。 518–30。

5。 Weldy， Lance。 Crossing Textual Boundaries i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作者/子葭

編輯/申嬋 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