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福建汀漳龍道張集馨奉旨被調任為陝西督糧道。按例，道員級別的官員調任，需要回京履職接受皇帝的召見。

張集馨很清楚，陝西督糧道是公認的“天下道府第一肥缺”，心中不免歡喜。同時他也意識到，此次回京將有一筆巨大的開銷，於是在回京的前幾日，便列下了一份長長的送禮清單，並讓家人東拼西湊借了16000兩銀子。

說起送禮，絕對是一門技術活，張集馨久在官場混跡如此簡單的道理不會不懂。在回京的路上，他把送禮的清單看了又看，生怕有遺漏的地方。

所幸，張集馨辦事謹慎，此次入京禮送得很到位，而且也得到了京官們的一致認可。所以他才能在陝西督糧道的位置上順利幹滿三年，之後升任陝西按察使。

那麼，清代官場送禮需要講究哪些技巧呢？

這裡頭的花樣恐怕是讀者們難以想象的。

送給京官的禮統稱“敬”。

清初的時候，地方官的法定收入還不是那麼富裕，至少在法律層面上僅有那點微薄的俸祿。雍正朝以前，地方官入京也要送禮，但僅僅侷限於一些直接上司或是同年、同鄉等京官。

雍正即位後，實行養廉銀製度，其目的是為了改善地方官的經濟收入，使他們能夠在地方上安心工作。

不料雍正的步子邁得太大，養廉銀的標準定的過高，本來地方官作為重點的扶貧物件一下子成了富翁。如此一來，原來被認為是高收入的京官群體又變成了貧困階層。

雍正似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又提高京官的待遇，實行雙俸制。即便如此，京官們還是心有不滿，認為俸祿的基數太少，就是拿了雙俸也遠遠不及養廉銀數額之高。

所謂

“不患貧而患不均”

，地方官的收入一下子高出京官十餘倍甚至上百倍，這必然會導致財富的再分配。

“敬”就是在這種前提下引申出來的一種陋規收入。通常情況下，“敬”的類別主要有三：

冰敬、炭敬、別敬。

“冰敬”通俗地理解就是降溫費，每年夏天外省官員需要按時給京官送冰敬；“炭敬”是保暖費，每年冬天要準時獻上。

理論上說，京官再不濟也不至於買不起冰炭，但以這種名目從外官那拿錢，總是顯得理直氣壯一些。

“別敬”理解難度稍微要高些，主要是指外官因遷調而進京述職，或京官外放為地方官臨時向相關官員饋贈的財禮。冰敬、炭敬、別敬就是清代官場上的經常提及的“三敬”。

乾隆時期，官場送禮的套路被固定下來，文獻中因此也有了

“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的說法。

“敬”要送給哪些京官？具體數額又是多少？

官場送禮上不了檯面，純屬暗箱操作，當官的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以督撫為例，他們級別高送的人也就多。

京官中必不可少的部門，主要是軍機處、內閣、六部、都察院等幾個要害部門。此外像一些級別不高但權力很大的司官，也得孝敬一番。

比如戶部、刑部分管天下錢糧、刑名，與各省督撫打交道的地方也最多，所以戶、刑二部的郎中、員外郎也是重點“幫撫”物件，少燒一炷香搞不好就要吃大虧。

級別低一點的布、按、道等，因為與京城各衙門在業務上的聯絡不太廣泛，故而只送京堂等官。

除了打點上級，在京的同鄉、同年則是官場上的政治利益集團，這些人多少有些情誼在裡頭，關鍵的時候用得上他們，這筆錢也是一兩都不能少。

此外，地方官任職省份的京官老爺們，多少也得破費一番，畢竟在人家地盤上當官，需要這些人來幫襯。比如一個浙江籍官員出任廣東巡撫，那麼他就必須要給在京的廣東籍主要官員送禮。

至於其他的非要害部門，也要看情況打點。像翰林院那幫舞文龍墨的翰林們，別看眼下地位不高，可他們的仕途不可限量，搞不好若干年以後就能入閣拜相，所以也得提前做好鋪墊。

而像鴻臚寺、太常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只需要打點長官便可，用不著挨個都送。

三敬的數額也是相沿成習的，根據野史筆記的記載，不同的級別的官員從八兩至四百兩不等，其標準是按官階大小而定的。

正常情況為：首席軍機大臣400兩，其他軍機大臣300兩、軍機章京50至100兩不等；協辦大學士、各部尚書、左都御史200兩，侍郎150兩；郎中100兩，員外郎80兩；翰林、各部主事8兩至30兩不等。

有讀者或許會說，8兩或者是10幾兩未必也太寒酸了吧。實則不然，看起來送的不多，可架不住人數太多，如果全部送到沒有上萬兩銀子肯定是下不來的。就如張集馨那樣，他調任陝西糧道，就足足花了一萬七千多兩。

和現在一樣，送禮也得寫明是誰送的、送了多少，否則就容易對不上號。可是在禮單上註明數額顯然又不是那麼體面，為此官僚們便想出了一個辦法。

如果是送8兩10兩的，便在禮單上寫上一首八韻十韻的梅花詩，若是幾十兩就寫數十韻的梅花詩，要是大幾十兩，就寫賢人詩，到了三百兩則寫毛詩。

有了這個辦法，便可以將原本充滿銅臭味的送禮變成了儒雅無比的檯面活，雙方既體面又隱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