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倫
（Woody Allen，1935年12月1日—）
美國著名電影導演，代表作包括《安妮·霍爾》《曼哈頓》《賽末點》等
今年九月，86歲的導演伍迪·艾倫在接受西班牙媒體採訪時，宣佈完成手邊這部他從影以來拍攝的第50部影片後，將考慮從電影界退休：“我原則上不會再拍攝任何電影，而會專注於寫作”。
在此之前的幾年裡，伍迪·艾倫因性騷擾養女的指控飽受非議，在他身上一直貼著電影導演和戀童癖的標籤。這讓他的新片《紐約的一個雨天》無法在美國上映，很多演員公開表示拒絕與他合作，製片公司也撕毀了和他的合作協議。
儘管如此，伍迪·艾倫依然將大把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拍一部電影，然後拍下一部。“工作讓我不必面對這個世界”，他說。與此同時，他也練習喇叭，寫東西，抽出二十元錢讓孩子們去看電影。
但伍迪·艾倫知道，即使在理想情況下，拍一部像樣的電影也有一連串無盡的地雷。媒體對自己不斷的炮轟和犯罪指控看上去似乎已成了一件政治正確的事。終於，伍迪·艾倫選擇在最新的自傳中正面迴應了性騷擾事件，以及他與妻子宋宜戀情的經過。除了婚姻，他還對自己的成長與創作侃侃而談。
“我可以把生命看成悲劇或喜劇，這取決於我的血糖水平，但我一直認為它毫無意義“。如果問伍迪·艾倫，如果生活可以重來，是否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答案可能是不。對他來說，如果再也不拍另一部電影，那也沒關係。做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也有一些實際好處。“與其活在公眾心中和記憶裡，我寧願活在我的公寓裡”。
下文選摘自《毫無意義：伍迪·艾倫自傳》，原文有刪改，小標題由編者所擬，經出版方授權推送。
01
被指控的與被誤解的
我一直想拍一部發生在30年代末紐約的電影，在《咖啡公社》（CaféSociety）中我得到了這個機會。我喜歡《咖啡公社》。我試圖用小說的形式拍一部電影。最初的標題是《多夫曼：小說》。由於某些原因，我們不能使用它。
《咖啡公社》劇照
我也改掉了我下一部電影的片名。它原本並不叫《摩天輪》。正是那時，麻煩又開始了。這部電影由於當時的輿論環境得到了不公待遇。這一次，主要的受害者是這部電影中極具天賦的演員和它的天才攝影師。我沒有把自己包括在內，因為我非常榮幸地拍攝了這部電影，得到豐厚報酬，習慣了八卦小報和無恥的指控，也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
：無論有多少證據或常識，都無法將情形引向真實的方向。
情節現在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因為迪倫不再是七歲，而是一名三十多歲的成年女性。請注意，二十三年來，我一直都沒有被允許見她、與她說話，或與她通訊。她從剛滿七歲起聽到的關於我的每一件事都是米亞教給她的。
同時，正如摩西心酸地描述的那樣，米亞將她對宋宜和我的憤怒作為每個人家庭生活的中心，她滋養這種憤怒，不斷向迪倫強化我曾虐待她的想法。我一直希望當迪倫長大後，她總會意識到她的母親是如何利用她，充分利用她的年齡和脆弱來使她遠離她的父親，知道這是對我最切實的報復。我曾希望迪倫能像她哥哥摩西那樣向我伸出手。
我以為她肯定會記得我有多愛她，有多寵她，多麼積極地爭取去看她或只是和她說話，而她也會想見我。她至少會想討論所發生的一切，正確處理這件事。我覺得事情遲早會變得更清楚，她至少可能願意審視性侵的故事。我希望，也許在她丈夫的支援下，或者僅僅出於好奇，她可能會想聽另一方的說辭，花一點時間看看是否說得通。
我想，如果在迪倫和她丈夫在場的情況下討論，或者在心理醫生在場的情況下——如果她有——那會有什麼壞處呢。只要回顧一下她母親教給她的版本和每項調查中所有矛盾的結果就可以了。
現在，我意識到拉斯維加斯的賠率制定者會為我們能見面開出一塊錢賠一百萬的賠率。不僅如此，人們還會一直將這事說成迪倫是在自由地做出她喜歡的選擇。她是一名成年女子了。她選擇不去見她的父親，因為這對她來說太令人痛苦了。
《摩天輪》劇照
米亞甚至可以說她實際上是鼓勵迪倫來見我的，但可以想象給予迪倫的鼓勵或自由選擇權聽起來是什麼樣子。摩西三十歲時告訴他的母親，他想與我聯絡，卻付出地獄般的代價：他被逐出家庭。“我的哥哥對我來說已經死了。”迪倫說，讓人想起米亞在家裡發狂地拿著剪刀，把宋宜的頭從每張掛在牆上的家庭照片中剪下，於是它們看起來詭異地超現實。
幸運的是，摩西不顧欺凌，也不管米亞堅持認為他必須永遠迴避我，哪怕我是他的父親，他也對我有感情。米亞明確表示，任何接觸都會構成背叛。她的頑固使摩西產生揮之不去的想法，又一個被收養的孩子想要自殺；最後，在他的治療師的建議下，他打電話重新聯絡了我。可想而知，在他母親眼裡，他馬上就成了一個被忽視的人，當然，黑名單成了必要的家庭政策。因此，“我的哥哥對我來說已經死了”。你會從中瞭解到米亞對孩子所要求的邪教式服從。
總之，想象一下我的悲傷，迪倫不僅不想見我，反而寫了一封“公開信”說我猥褻她。這種“公開”很重要，因為公開背後的策略不是為了解決什麼，而是為了抹黑我，這是她母親的目標。隨著#MeToo時代的出現，這封信可以被搪塞為“說出口”，並利用一個合法的運動。利用真正被虐待和騷擾的女性來推銷虛假的指控，這一點似乎並不重要。
伍迪·艾倫和米亞·法羅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勸宋宜說出自己的故事，但宋宜太忙於養家，也不想淪落到去迴應那樣一個母親，她叫宋宜“弱智”，散佈謊言說宋宜被她所愛的丈夫強姦，並編造故事說宋宜的生母是妓女。
我們將會看到，宋宜最終的確開口了。補充報道：儘管米亞對所謂強姦未成年女孩的行為假裝憤怒，她還飛到倫敦為羅曼·波蘭斯基作證，後者實際上已經承認與未成年女孩發生性關係併入獄（那女孩是一個真正的受害者，現在已經長大並原諒了羅曼，但這展現了米亞的本性。當米亞在推特上對自己為波蘭斯基作證而向那個女孩道歉時，該女子寫道：“我不需要她的道歉，也不希望她道歉。我覺得自己被某人利用了，她只是為了自己與伍迪·艾倫的宿怨。”）
不管怎麼說，迪倫在電視上哭泣的樣子對媒體和公眾來說是很有分量的。請記住摩西寫的東西，他描述了米亞會讓他一遍遍排練說謊。還記得在鄉間別墅做管家的朱迪·霍利斯特問迪倫為什麼哭，迪倫說：“因為媽媽要我撒謊。”
讓我感到有意思的是，沒有人關心當時的詳細調查，它明確斷定迪倫沒有受到騷擾。由於某些原因，這個事實一直是人們不願面對的真相。我覺得這太有趣了，如此多的人選擇無視事實，寧願相信猥褻的說法，幾乎是渴望相信。為什麼把我認作戀童癖如此重要？鑑於我清白的一生和這一指控完全不符合邏輯，為什麼它沒有受到更多懷疑？
這個故事的新內容是一處新鮮的、創造性的手筆，它在所有幾個月的調查和迪倫的眾多采訪中從未出現過。迪倫突然聲稱，她在盯著閣樓上的電動火車轉圈時受到了猥褻。就好像我讓她盯著玩具火車轉圈，彷彿它是一個催眠魔盤。
摩西寫道：“那個閣樓上當時沒有電動火車。事實上，就算我們想，孩子們也沒有辦法在那上面玩。那是一個尚未修繕完成、僅可爬行的空間，在一個傾斜的坡型屋頂下，有裸露的釘子和木地板，很多玻璃纖維絕緣層，充滿捕鼠器和昆蟲的糞，還有樟腦丸的臭味，閣樓裡塞滿箱子，裡面裝滿穿過的舊衣服和我母親的舊衣服。這個空間可容納正常運轉的電動火車組並在閣樓上繞來繞去的想法很可笑。”
很明顯，這個情節轉折是後來加上去的，試圖給這個編造的故事增添一絲特殊性，希望這個細節能讓它看起來更可信。
迪倫剛滿七歲差幾周時，她或許會出於實際考慮而受賄，參與這場進行中的醜陋誹謗，收取一個新娃娃或她最喜歡的“小馬寶莉”。但是，如果說米亞想出的故事沒有離譜到極限的地步，那我就不追究了。我的意思是，她聲稱我要為迪倫提供巴黎之旅和一個電影角色。
我的上帝，僅僅幾周前，她還是六歲的孩子。她哪知道或在乎什麼巴黎啊？是的，巴黎和一份表演工作對米亞來說可能是一種富有刺激的誘惑，但這個可憐的被剝削的小姑娘肯定不會渴望去歐洲，追求電影事業。
《午夜巴黎》劇照
當迪倫背誦她關於虐待或看著火車轉圈的敘述時，別以為我會指責她故意撒謊。如同我跟幾個醫生談及這個可怕的故事一樣，我確信她相信這麼多年來人們向她暗示和灌輸的內容。她和她的弟弟薩奇是無辜的孩子，迪倫尤其脆弱。正如一位前檢察官所說，對她這樣做才是真正的犯罪。當我告訴這些不同的心理醫生，迪倫已經結婚並有了孩子，所以有可能她沒有被灌輸的東西所傷害時，他們都說這肯定會產生惡果。
與此同時，不僅媒體對迪倫在電視上的表現更加信服，而且男女演員們在不知道我是否虐待她的情況下，紛紛起來支援她並譴責我，說他們後悔拍了我的電影，他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有些人甚至出於原則捐掉了支票，不接受有汙點的工資。
善意的公民，充滿了道德憤慨，非常樂意在一個他們完全不瞭解的問題上勇敢地站隊。儘管這些運動鬥士其實知道，我也許是和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一樣的受害者，又也許是個連環殺手。但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二者的區別。（即便米亞自己的律師也公開表示，她不知道是確實發生了猥褻行為，還是迪倫想象出來的。）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男女演員們爭相表現自己的勇氣。
我必須說，讓我驚訝的是，有多少從事我這份職業的人，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屈服了。也許是個人的確信，也許出於恐懼，或是為了抓住時機，在一個看似安全、沒有風險的政治正確問題上沾一點光。
我曾出演過一部關於麥卡錫時代的電影《出頭人》，非常清楚莉蓮·海爾曼所說的“卑鄙的年代”，當時有那麼多受驚嚇或投機的男人女人表現得很糟糕。我提出這一點，只是因為不少演員和演藝界人士私下對我和我的朋友們說，他們對我受到的明顯不公正、令人噁心的宣感測到震驚，他們堅定地站在我這邊，但當被問到為什麼不公開表明意見、說些什麼時，他們都承認自己害怕對職業產生不良影響。
對一些人來說，整個事件的細節是模糊的，並不那麼有趣，因為演藝界人士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問題，但他們聽說，不與我合作已經成為該做的事情——就像每個人都突然喜歡上羽衣甘藍一樣。
《出頭人》
同時，媒體將我與許多被指控、被定罪或承認性犯罪、多次騷擾大量女性的男人混為一談，哪怕對我的指控已多次證實並未發生。不僅我的演員同事抵制我，亞馬遜也撕毀我的合同，不想與我合作。學校不再開設關於我的電影的課程。我的鏡頭從一部關於卡萊爾酒店的紀錄片裡剪除。我被公共廣播公司（PBS）從一個詩歌系列節目中刪除。
我已經完成的電影《紐約的一個雨天》（A Rainy Day in New York）被晾在一邊，沒有在美國發行，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沒有這麼瘋狂。當我退後一步，我必須說，看到所有這些人為了幫助一個瘋狂女人執行復仇計劃而倉促地亂跑，是很有趣的。如此引人入勝，正如我所說，不失為一出諷刺劇的巧妙想法。
與許多在麥卡錫時代被黑名單毀掉的可憐人不同，我沒有那麼脆弱。首先，我沒有捱餓的危險，而且作為作家，我自己創造專案。
經歷過這一切，我必須承認，由於我喜歡做浪漫的白日夢，而通常自己是主演，我現在就成了一部關於無辜的人被錯誤指控的戲劇的現實主角。
這種惡毒的困境呼喚我的電影英雄幻想，我看到自己是一個被誹謗的靈魂，肯定會在最後一卷膠片中取得勝利。當然，與好萊塢不同，沒有吉米·斯圖爾特或亨利·方達會突然出現，為我打抱不平，糾正錯誤。但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有些人站了出來，無畏地採取有原則的立場。
我相信，如果迪倫和米亞今天反悔，說整件事是一場大型惡作劇，仍然會有很多人堅持認為我虐待了迪倫。人們相信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東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有時甚至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因此，當我寫這個案件時，便體現了艾倫·德肖維茨在他的書《被指控的內疚》（Guilt by Accusation）中的觀點，因為我在寫我的生活時，這件事竟起到了如此戲劇性的作用。希望它能給那些站在正確立場上公開發表意見的、非常正直的人一些信心。他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而我是如何接受這一切的？為什麼在受到攻擊時，我很少公開表明意見，或顯得過分不安？好吧，鑑於盲目的宇宙的惡性混亂，在這樣的大格局中，一個小小的錯誤指控算得了什麼？
其次，當一名厭惡人類者也有可取之處——人們永遠不會讓你失望。
最後，當你作為一個無辜的人看待事物時，會有非常不同的視角，不同於一個有罪的人所經歷的。
你樂於接受審視和調查，而不是害怕它們，因為你沒有什麼要隱藏的。你渴望接受測謊儀測試，而不是躲避它。這就像坐在牌局上，拿著同花順。你急不可待地等著所有賭注下完，籌碼全部押上。但如果我永遠沒有機會出牌呢？如果我在一把撈起籌碼前就離開了呢？好吧，作為一個從未對遺產有任何興趣的人，我還能說什麼？
我已經八十四歲了；我的生命幾乎已經過半。在我這個年齡，就像在用從賭場贏來的錢繼續賭。我不相信有來世，所以我真的看不出人們記得我是一個電影導演、一個戀童癖或根本不記得我之間有什麼實際區別。我只要求將我的骨灰撒在藥店附近。
儘管會遭遇所有的誹謗和糟糕的公關，但作為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也有一些實際好處。首先，你不會總被要求坐上某個講臺，為一本書寫廣告詞，拯救鯨魚，或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一個對憲法的瞭解僅限於第二十一修正案的人，並不是激勵學生的好人選。希拉里·克林頓甚至不接受宋宜和我對她競選總統的捐款，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多了這五千四百美元，是否能幫她拿下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或俄亥俄州？
偉大的莫斯·哈特在他迷人的自傳《第一幕》（Act One）中寫道，一個劇作家遇到第一幕的問題和最後一幕的問題是不同的。第一幕的問題更容易處理。
最後一幕的問題、結尾、總結和高潮才是把男人和青春期前的少年區分開的東西。
就這樣，在寫下概述我生命的瑣事之後，我發現自己有了最後一幕的麻煩。我的黃金歲月。冬天裡的蟑螂。
02
我的靈魂是多雲的
《紐約的一個雨天》
像往常一樣，我繼續工作。我拍了一部電影叫《紐約的一個雨天》。我一直想拍攝雨中的曼哈頓，拍一個發生在雨天裡的完整故事。
我不知道我和雨發生了什麼關係。當我早上醒來，開啟百葉窗，看到下雨或灰濛濛的小雨，或至少是陰天時，我就會感覺良好。當天氣晴朗時，我感到很壓抑。在雨中，在有云的天空下，這個城市如此美麗。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暗示說，這是我內心狀態的客觀對應物。
我的靈魂是多雲的。
於是我僱用了艾麗·範寧、賽琳娜·戈麥斯、蒂莫西·柴勒梅德、列維·施瑞博爾、迭戈·盧納、裘德·洛和極優秀的切莉·瓊斯，製作了這個不可能的浪漫故事。關於兩個大學畢業生在紐約的一個週末和他們之間的羅曼史。
自然，這部電影是
《紐約的一個雨天》
，可在我們需要灰暗的天空和下雨時，太陽每天都出來，電影中所有的雨都是由我們自己的雨塔和水箱提供的。
《紐約的一個雨天》中的三位主角都很出色，合作起來很愉快。蒂莫西后來公開表示後悔與我合作，並把錢捐給慈善機構，但他向我妹妹發誓，他需要這樣做，因為他要為《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爭取奧斯卡獎，他和他的經紀人認為如果他譴責我，他有更大的機會獲勝，所以他這麼做了。總之，我不後悔與他合作，我也不會把錢還回去。
賽琳娜很可愛。她得完成所有困難的部分，而且完成得很出色。像基頓一樣，艾麗·範寧是絕妙、自然的天才。當記者向她施壓，極力想讓她說她後悔與我合作時，她告訴他們，指控發生時她甚至還沒出生，她沒有觀點。一個誠實的回答。
截至目前，除非某個美國發行商在此地發行，否則《紐約的一個雨天》將不會在美國被看到。幸運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然是理智的，它已經在各地上映，而且相當成功。想到我拍的電影在每個國家都有放映，在美國卻沒有，這很好笑。這麼看吧：如果我拍的電影是一部爛片，公眾就不會受騙把他們辛苦賺來的錢浪費在一部失敗之作上。另一方面，如果這部電影是他們喜歡的，他們就會錯過。無論哪種方式，他們都會活得好好的。
我無法否認，作為一名藝術家，作品由於非正義在他自己的國家無法被看到，而在國外擁有觀眾，這正符合我的詩意幻想。
我想到了亨利·米勒。D。 H。 勞倫斯。詹姆斯·喬伊斯。我看到自己挑釁地站在他們中間。就在這時，我的妻子把我叫醒說，你在打呼嚕。
在《紐約的一個雨天》之後，我著手拍下一部電影，我發現選角很困難。男女演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拒絕與我合作。我確信有些人真誠地相信我是一個捕食者。（我仍然想不出來他們為何可以如此確信。）顯然，一些演員認為，他們拒絕出現在我的電影裡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
如果我真的有罪，他們的姿態可能是有意義的，但由於我沒有罪，他們只是在迫害一個無辜的人，幫助證實迪倫被植入的記憶。無意之中，他們已經成了米亞的幫兇。然後有一些演員私下向我保證，他們已經更密切地關注這個案子，並說他們意識到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他們抨擊刑事犯罪的血祭誹謗，援引《美狄亞》、麥克馬丁的學校審判案、薩科和樊澤蒂案——就差莫斯科審判秀了。然而，儘管他們說我的困境很不合理，他們還是不能與我合作，因為反作用力會使他們最終在失業辦公室的E行列中排隊。
即使在理想情況下，拍一部像樣的電影也有一連串無盡的地雷。
一旦遇到額外障礙時，球門就會被推得很遠很遠。除了我通常的微薄預算之外，正如我所描述的，願意與一個有毒的人打交道的演員少之又少。幸運的是，沃利不在其中。不過，我在西班牙拍攝，而西班牙稅法要求我使用大比例來自歐盟的演員。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很出色，但很少有人能像林迪餐廳裡的人那樣用一口好英語講一句話笑話。
還有一個事實是，我在與亞馬遜的訴訟中處於劣勢，再加上媒體不斷地寫我，就好像我真的犯了什麼罪。引用通常有理性而頭腦冷靜的《紐約時報》的說法，我是“一個惡魔”。某處，卡夫卡在微笑。
不管怎麼說，馬鞍上就有那麼多障礙，還能跑出像樣的比賽嗎？我的意思是，一個被詆譭的、心不在焉的導演，他又不是伯格曼，在如此多的反對聲中，能交出一部令人愉快的電影嗎？突然間，拍這部電影的挑戰變得更加令人激動。
那麼，《裡夫金的電影節》（Rifkin’s Festival），我在西班牙的專案，會有怎樣的結果？誰知道呢？但我的確知道，拍起來很有意思，聽到沃利說我的臺詞也感覺很好。我想，這裡的教訓是，有些人可以在壓力下茁壯成長。當然，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如果電影效果好，那將是一個奇蹟。
《裡夫金的電影節》
除了在美國這個國家——我是此地誠實、正直、逃稅的公民，我那些“黃金年份”的電影現在是否還會到處放映？誰會知道？誰會在乎？不是我，當然也不是那些觀眾，他們有很多其他好電影用來娛樂。
03
“伍迪·艾倫這人沒什麼偉大的故事”
那麼對於寫這本書，我還能說什麼呢？這是一本與阿曼達·麥克基特里克·羅斯的傑作《艾琳·伊德斯利》（Irene Iddesleigh）或斯托克的《白蛇傳說》（The Lair of the White Worm）一樣對大眾讀者來說必不可少的書。
我很遺憾不得不用這麼多篇幅來講述對我的錯誤指控，但整個情況對作家來說是可發揮的材料，為原本相當常規的生活增添了吸引人的戲劇元素。
對於一個把在上東區散步作為一天中最重要事情的人來說，骯髒的小報醜聞肯定會讓他的腎上腺素上升。我同意弗朗辛·杜·普萊西克斯·格雷多年前採訪我時所寫的內容：“
伍迪·艾倫這人沒什麼偉大的故事。”
對我來說，校對樣稿時最精彩的部分是我的浪漫冒險，以及寫到那些讓我入迷的美妙女人。我把職業生涯中所有有意思的東西都寫進去了，而我的職業生涯太過順利，以至於沒有產生許多閃光的軼事。我沒有納入我電影製作的技術細節，因為我覺得它們很無聊，我現在對照明和攝影的瞭解也並不比開始時多，因為我從未足夠好奇到想學習。我確實知道在拍攝之前必須把鏡頭蓋從相機上取下，但我的技術專長到此為止。
當我做導演時，我知道想要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不想要什麼。
對於電影專業的學生來說，我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可以提供。我的拍攝習慣是懶惰、無紀律的，是一個失敗的、被開除的電影專業學生的技術。至於寫作，那些感興趣的人請注意，我起床吃完早餐後，橫躺在床上在黃色便箋上用手寫。
《安妮·霍爾》劇照
我一整天都在工作，通常每一週的每一天至少都會花些時間在工作上。我並不是工作狂，只是工作讓我不必面對這個世界，這是我最不喜歡的場所之一。
我去抽屜裡撈出一些筆記，都是我一年來積累的想法。如果這些想法在我思考一番後結果都不令人滿意，那麼我就強迫自己想一個故事來寫，即使要花幾個星期。這是整個過程中最糟糕的部分，因為它導致我日復一日獨自坐在房間裡或在其中踱步，試圖集中注意力，不分心去思考性和死亡。最終，一個靈感來了，或更有可能的是，我勉強接受了某個可行的設定，我覺得我最好有些進展，因為寶寶需要一雙新鞋了。
我更喜歡寫作而不是拍攝，
因為拍攝是艱苦的體力勞動，在炎熱和寒冷的天氣裡，在不適當的時候，需要對我不瞭解的主題做出無數決定。突然間，我必須對攝影機的角度和節奏、女性的時尚和髮型、房屋傢俱、汽車、音樂和色彩等做出決定。更不用說一旦開始拍攝，計價器就一直在運轉，每天大約要花十或十五萬，所以如果你慢了一星期，你就會損失五十萬美元。當拍攝最終結束，與你一起日夜緊張工作幾個月的人立刻四散離去，讓人感到悲傷和空虛，併發誓要有無盡的愛和再次合作的慾望。我通常以握手的方式與演員們告別，而不是用更華麗的臉頰吻或矯情的外國雙頰吻。
到了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情感和親近都煙消雲散，人們已經在說某些其他人的壞話了。
我喜歡和我的剪輯師坐在一塊兒，把片段粘在一起，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歡從收藏的唱片中挑出幾張，把它們丟進電影，讓音樂使電影看起來比實際上好得多。
我喜歡拍電影，但如果我再也不拍另一部電影，那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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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劇照
我很樂意寫劇本。如果沒有人願意製作它們，我很樂意寫書。如果沒有人願意出版它們，我很高興為自己寫作，我相信如果寫得好，有一天會被人們發現和閱讀，如果寫得不好，最好沒有人看到它。我死後我的作品會發生什麼，對我來說完全無關緊要。
在我死後，我懷疑很少會有東西讓我感到不安，哪怕是鄰居用落葉清掃機發出的惱人噪音。對我來說，樂趣總是在做事的過程中，我的報酬不錯，而且在有天賦、有魅力的男人和有天賦、美麗的女人身邊工作。我很慶幸自己有幽默感，否則我可能最終會從事一些奇怪的職業，如哭喪人或馬戲團怪人。我認為自己主要是作家，這是一種福氣，因為作家從不依賴被僱用，而是自己創造工作，安排自己的時間。有時我想，如果能再次站在舞臺上表演單口喜劇會很有意思，但隨後這種想法會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我忙於我的中產階級生活。我練習我的喇叭（或者像我母親常說的那樣，“唉，他坐在臥室裡用他的橫笛啁啾，弄得我頭疼”）。我寫東西，溺愛宋宜，並抽出二十元錢，讓我的孩子們去看電影，那些電影還不如我以前花十二分錢看的好。
我如何總結我的生活？幸運。
運氣幫我擺脫了許多愚蠢的錯誤。我最大的遺憾？只遺憾：有人給我數以百萬計的錢拍電影，完全的藝術控制權，而我從未拍出一部偉大的電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才華換取任何其他人的才華，不管在世還是已故的，我會選誰？沒有爭議——巴德·鮑威爾。不過弗雷德·阿斯泰爾也相差無幾。歷史上我最崇拜的人是誰？肖恩，但他是虛構的。
有崇拜的女性嗎？我崇拜的人太多了，從埃莉諾·羅斯福和哈莉特·塔布曼這樣的水平到梅·韋斯特和我的表姐麗塔。我最後會說，宋宜。不是因為如果我不說，她就會用擀麵杖把我的膝蓋打斷，而是因為她五歲時就流落於殘酷的街頭，努力爭取更好的生活，儘管有可怕的障礙，她還是為自己創造了更好的生活。我最嫉妒的事？有人寫出了《慾望號街車》。我最不嫉妒的事？在草地上嬉戲。
如果我的生活可以重來，我會做出任何不同的選擇嗎？我不會購買電視上宣傳的那個神奇蔬菜切片機。我對我將留下什麼也沒有興趣，是真的嗎？我以前就被引用過這句話，我就這樣說吧：
與其活在公眾心中和記憶裡，我寧願活在我的公寓裡。
上文摘選自
《毫無意義：伍迪·艾倫自傳》
作者： ［美］伍迪·艾倫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出版年： 2022-12-1
原標題：
“伍迪·艾倫這人沒什麼偉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