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風在這裡指人的精神風貌和群體性格，即宋人所說的習性。在宋代北方，其民風可大致分為三個特點，分別為“樸直純厚”、“善勇好鬥”、“勤勞節儉”。

一、北方民風——樸直純厚

《宋史·地理志》有許多內容談及此方面，例如“人性質厚少文”“大率東人皆樸魯純直”等，都談及這個習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人的純厚與樸實，這也是中華流傳的美德。

陸游有詩云“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以此來稱讚淳樸的民風，好客的宋人。而在北方，最淳樸的地方莫過於太行山區的河東路。

宋神宗稱讚其“其民風俗，素號忠厚”並且北方人一般情況下安分守己，便於管理與統治，不太招惹是非。

這種淳樸厚道的個性，源自於中國自古便奠定的特性，而這種特性的起因是大地。中華民族是崇尚土元素的民族，因為海洋帶給中華民族的是遙遠、危險，只有土地能給中華民族安全感。

從《論語》觀之，關於海洋的敘述屈指可數。因為中華民族認為海洋是災難，是一種極致的災難。例如中國神話中的水神共工觸怒不周山，引發人間海嘯。

或者治水，亦是用息壤來對抗藍色的災難。在“皇天后土”、“天地乾坤”等成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是僅次於天的存在。土地是中華民族賴以保障的食物來源，給予中華民族厚重感與安全感。

二、北方民風——善勇好鬥

《宋史·地理志》有頗多記載，河東路“其俗剛悍”、河北路“大率氣勇尚義”等。

但我們從字面上來看，北方宋人還有著尚義的一面，中國自古崇拜俠義之士，例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刺客荊軻、“刺王僚也，彗星襲月”的專諸、“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的豫讓等，都是人民崇拜的“偶像”。對人民來說，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英雄，原因不外於是接近普通百姓的喜好罷了。

但這正能體現中國自古以來的特性——重義，而宋朝的尚義之士也不少，例如王忠植等。而這種氛圍更多體現在小說裡，例如《夷堅志》、《水滸傳》、《七俠五義》等。

這種俠義精神，並非起源於宋朝，而是起源於古代中國。古代中國盛行有一種俠義精神，而非西方的利益精神。

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大混亂時期，它直接造成奴隸制度的瓦解，“不集中的中央權力”的加強，它是一種新陳代謝的變化，陳旭麓先生的近代史觀用在這裡也不無欠妥之處。

墨子處在這樣一種混亂的局勢，試圖以一種契合生產的思想來改變歷史。在這段時期，人們的思想開始發生極大轉變，但人們的思想是脆弱的，小農經濟的根深蒂固迫使人們呼喚和平與穩固，墨子就成為平民階級的代表人物。

他主張兼愛非攻，正義之戰，就是最好的說明。他的哲學體系雖不完善，但是為後世的俠客精神奠定了基礎，對於邏輯學體系也有相對層面的影響。

三、北方民風——勤勞節儉

勤勞節儉也是北方的美德，河東路“勤農織之事業”。這源於北方地區歷來重視農業生產，而南方則不同，南方以經濟發達而出名。

這種勤勞並非主動性，而是出於憂患意識。我甚至可以如此斷言，古代中國農業之所以復興與發展，就是因為憂患意識。

在古代中國，農業是生存的根本，且是一種長期收益的具象化行為。這種長期收益像是投資，是一種不確定收益的行為。所以為了提高自己的基本收益，人們創造出各式各樣的工具，人們要勤勞的工作。

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形成，也有憂患意識的作用。人民必須擁有一個足夠有影響力的政府，來規範並管理整個地區，並進行適當地經濟調配、土地分化、水利管理與意識傾向等行為。

只有這樣，才能協調這片土地的各項複雜事宜，保障人民合乎自身的利益。在戰國時期，人們之所以呼喚一個領導者平定戰亂，亦是出於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