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夏淅
編輯 | 劉肖迎
“三年了，終於可以回家過年，走親訪友了。”
2023年1月，重啟的春運大軍，讓即將到來的春節更加有了煙火氣。已經獨自在北京度過三個春節的張澄在搶到回鄉的火車票後，便開始了回家的倒計時。
不過，在想到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意時，他卻犯難了。
以前，每年他都會給親戚們準備1萬到2萬元的紅包，長輩的紅包大，晚輩的紅包小，希望以此傳遞自己曾經感受到的那種關愛，但這幾年基本沒有什麼年終獎，自己的月薪也不過15000元左右，對於要不要“大手筆”發紅包，張澄猶豫了。
過去幾年都給村裡老人準備數萬元紅包的樺昭倒是表示，“今年不計劃鋪張發紅包了，也不打算回鄉下了”。
從多位受訪者的描述來看， “量力而行”或將成為今年人們互發紅包的一個關鍵詞。
發紅包開始量力而行
人們的發紅包習慣的確正在發生改變。
在北京從事影視行業的萬劍，因為近幾年行業不景氣，近幾年身邊朋友結婚基本上都沒有包紅包，他也調侃自己為“鐵公雞”，“我參加的為數不多的幾場婚禮，都是以伴郎的身份出現的，這樣不僅可以省下紅包錢，還能拿到新人給的感謝紅包”。
與此同時，過去三年在返鄉人群規模下滑的背景下，曾經面對面的拜年、串門和收紅包也有所減少，微信紅包則成為許多人的替代方案。
不過，今年春節客流量預計將有明顯增長——春運期間（1月7日到2月15日）客流總量約為20。95億人次，同比增長99。5%，大致恢復到2019年同期70。3%的水平。
對於許多人來說今年或許是久違的能夠返鄉過年的一個春節，但當被問及今年會不會多備一些紅包時，許多人的反應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對於春節的紅包預算也就只能“量力而行”。
（圖：視覺中國）
事實上，關於紅包的壓力已經由來已久。2018年的一份社會調查報告顯示，45。4%的受訪者最近兩個月隨了3~5次份子錢，84。8%的受訪者坦言份子錢讓自己有壓力，網上也常有“隨份子/紅包花掉我一個多月工資”的相關討論。
老家在安徽的文月表示，家裡親戚之間有“誰後給紅包誰翻倍”的習慣，比如誰家小孩先收了一個親戚200元紅包，這家小孩的家長就要給對方孩子包400元。文月曾經總是扮演後給紅包的一方，有一年，為了減少自己包紅包的壓力，竟將自家孩子先偷偷“藏”了起來，等自己先給親戚孩子發完紅包，再讓孩子露面。
90後暖暖表示，自己從小就有做丁克的想法，未來是不是要結婚也沒有想好，所以對別人來說朋友間500元、1000元、2000元的結婚紅包可能就是一種你來我往的“類金融活動”，她的顧慮就是隨出去的禮以後可能沒機會收回來了。春節回家也是，她為此解釋道，“為了減輕過年紅包過大的壓力，不讓自己過分心疼，一直以來，除了父母和外公外婆，其他親戚我都只包100塊，今年也是一樣。”
南北方的紅包差異
作為紅包的重要組成部分，親友婚禮的隨禮是一個“大頭”，但金額多少大多取決於關係親疏和過往的“人情賬本”。多位受訪者表示，普遍來說單個紅包的金額至少在數百元，關係較好的朋友和親戚至少都要1000元、2000元了。
除此之外，80後、90後更有感觸的還有春節期間的新年紅包，那麼全國哪個地方的人給紅包的壓力最大呢？
2018年記賬理財App挖財曾根據使用者記錄的資料生成過一份“全國壓歲錢地圖”，揭曉了這個謎底——圖上顯示國內34個省級行政區中，有5個地方人均壓歲錢在1000元至3500元之間，13個地方在500元至1000元之間，剩下13個地方則不到500元。
如果簡單計算這34個省級行政區劃人均紅包金額的平均數，結果就是863元。
整體來看，大部分地方人均壓歲錢的多少與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低基本是正相關，大致呈現為“南高北低”、“東高西低”，但其中也有一些相對極端的存在，比如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五和第七的廣東和福建，人均紅包金額分別為50元和3500元，是地圖上最低和最高的存在，而且兩個省份還緊緊相鄰著。
（圖：視覺中國）
事實上廣東的紅包也叫做“利是”，發紅包則被稱為“派利是”，在全國範圍內以“金額小、數量多”出名。老家在廣州佛山的90後麥麥告訴市界，通常一個春節下來，自己能收到上百個紅包，普遍都包著5元、10元、20元，小時候還常常有年長的長輩（最大到103歲）會給自己1元的紅包，但大家都很開心，只是圖個吉利，並無攀比。
區別於國內大部分地方，廣東的利是並不只是給自家親戚準備的，而是“見人就發”，人們見面後只要互道一聲吉祥話，就可以獲得一個紅包，熟人之間、親戚之間、朋友之間都會互發紅包，不少已婚同事也會給未婚同事們準備。
此外，當地還有一些與紅包有關的特別“規矩”，比如結了婚的人在給新年紅包的時候通常是一雙一雙地給；順德人結婚則不收隨禮紅包，一般會撕掉紅包封的一個小角就退回去，表示心意已經收到了。
與此相對的是地圖上人均紅包數額高達3500元、位居國內第一的福建，其中莆田更是以人均12000元成為國內人均紅包數額最高的城市。
（圖：視覺中國）
老家在福建福州的李糖表示，身邊同學、朋友每年能收到的紅包總額大多在數千元，依照每家人經濟條件不同有所區別，單個紅包金額大多從200元到2000元不等，自己小時候一年可以收到5000元左右的紅包。
值得注意的是，這張“紅包地圖”上莆田單個紅包金額達到12000元，家住莆田的幾位年輕人告訴市界，確實有這種現象，但僅限極個別村子，比如忠門、東莊等，這些地方有許多人家裡做的是醫院、黃金首飾和紅木傢俱等比較賺錢的生意，給孩子們包上一萬元的紅包，對他們來說也比較正常。而莆田其他地方，單個紅包金額普遍在數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來自山東煙臺的陳峰迴憶，小時候老家還有過年給祖輩磕頭領紅包的習俗，一般是長輩正經坐著，6歲以下的孫輩在大家的注視下正經磕一個頭，多了也不行，磕完了大家還會喝彩，然後自己就可以拿到一個幾十元的紅包，不過近20年左右周圍人基本已經很少看到這種習俗了。
某種程度上，不同的紅包習俗也反映著不同的地方文化，比如經商氛圍濃厚，因此養成務實而靈活性格的廣東人；比如對風俗禮節頗為重視的福建人；比如身處孔孟之鄉，對儒家文化更為推崇的山東人；也比如兼具南北方特徵，性格豪爽而細膩的安徽人。
從一毛錢到一萬塊
發紅包的習俗，並不是一天煉成的。
婚禮的“份子錢”事實上可追溯到明朝，在那之前參加親友婚宴多是以送禮表達心意，但明朝朱元璋曾下達過一份《教民榜文》，其中有一段描述是“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意思是平民百姓有窮有富，遇到婚喪嫁娶這類事情的時候，大家可以互相賙濟幫忙一下。
剛組建小家庭的方然對此深有體會，“前不久因為買房花光了所有積蓄，偶然翻出了結婚時親戚朋友給的紅包，度過了資金最緊張的那段時間，突然明白隨禮、紅包既是祝福也是老百姓之間一種類金融活動。”
相比之下，新年紅包的演變更具年代感，金額的增長也較為明顯。
傳說古時候有一種被稱為“祟”的鬼怪，會在年三十的夜裡觸碰小孩的額頭，給他們帶來驚嚇和病症，人們於是有了邊看春晚邊“守祟”（守歲）的習俗，也有了“壓祟錢”（壓歲錢）的存在，讓小孩可以用這些錢賄賂鬼怪，辟邪保平安。而晚輩給長輩的紅包則有更多“壓歲”的意味，表達的是希望長輩們能夠健康長壽的美好期盼。
（圖：視覺中國）
20世紀50年代幣制改變後，壓歲錢開始五分、一毛地給；60年代，許多人家經濟水平不高，還一度流行用糖塊來代替紅包；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單個紅包的金額慢慢從幾毛錢、幾元錢漲到後來的幾十元甚至上百元。對如今的“90後”而言，數百元至上千元的壓歲錢紅包，也已經是稀鬆平常。
隨著紅包金額的增長，紅包裡的人情世故也更多樣。
隨著經濟發展，在不同領域有所成就的人們，也開始在春節期間給家鄉的老人送去象徵感激與祝福的紅包，他們每年過年發放的紅包總額動輒數萬元甚至數千萬元。
2015年春節期間，劉強東和妻子章澤天回到老家江蘇宿遷，給村裡六百多位6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發了一個萬元現金紅包。李嘉誠在自己89歲的時候，到一個服務於老人的社群中心拜訪，給老人們合計發了1000萬元的紅包。
這種企業家“給同鄉老人發紅包”的做法，有過相關報道的還有湖北濟安堂董事長陳國平、鹽山薛記炒貨創始人薛氏兩兄弟，以及也是宿遷人的企業家陳游標等等。近幾年網紅經濟興起，快手“一哥”辛巴，以及查理王、草帽姐等以帶貨發家的網紅們，也加入了回老家發紅包的大軍，以此作為自己事業有所成後分享收穫的一種方式。
當然，說到過年發紅包，不得不提近幾年在春節期間爭相撒紅包的網際網路大廠們。
自2015年微信上線紅包功能且與春晚合作，2016年支付寶開啟“集五福”發紅包的活動，抖音、快手、拼多多等大廠也紛紛入局。據統計2021年春節期間13個App共發放了181億紅包，其中紅包總額超20億元的有7個。
（圖：視覺中國）
但大廠普遍增速放緩甚至業績下滑的背景下，2022年春節期間“紅包大戰”明顯有所降溫，紅包總額相比上年同期減少了一半以上。就在網際網路公司連續贊助春晚8年之後，2023年春晚的互動權益也從紅包變為了禮品，且贊助方不再是網際網路企業，而幾大App公佈的紅包發放金額也繼續縮水。
紅包金額隨著經濟發展、行情變動有所調整，但人們寄託於此的情感總是純粹而美好的。
在北京從事專利行業的雨寧表示，前幾年買房、生娃期間，父母和公婆都給到了很大的支援，現在每年過年他和先生都會給雙方父母一人包一個萬元紅包，以示感激。
張澄也表示，雖然今年沒有為家人準備更大的紅包，但打算帶爸媽去逛街，也會帶親戚的小孩們去外面消費一下，讓他們挑選自己中意的禮物。
“我一直懷念當初收到紅包時的喜悅，所以從工作第一年開始，每年都會很用心地挑好看的紅包紙給小朋友們包紅包，而且會告訴他們可以用紅包買任何想買的東西，並不一定要買書買本子。畢竟人能有多少單純的快樂呢？小時候收到紅包的時候應該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