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和靖康之變，無論從當時的國情還是戰鬥經過，以及發生原因、戰後處置過程都是完全不同的。

（1）“土木堡之變”和“靖康之變”的性質完全不同

兩者的過程完全不同，前者屬於野戰、後者屬於守城站。

“靖康之變”屬於兩個糊塗的皇帝，在一大群奸臣、騙子、神棍的忽悠下，進行的一場在“敵強我弱”下還要破罐子破摔的戰鬥。

“土木堡之變”則是，一個糊塗皇帝，在一群太監的忽悠下，進行的一場表演，結果，演砸了。從五十萬人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出，在眾多軍人的保護下，皇帝、太監、文武官員都帶了許多女眷、隨從進行“親征。

（2）“土木堡之變”的失敗程度比“靖康之變”輕多了

“土木堡之變”只是皇帝被俘一個，大臣死亡若干，也可以說大明政府的66名重要大臣被殺。“靖康之變”則是兩位皇帝被抓、整個皇族大部分被端、皇子只留下一個趙構，當時的北宋政權大部分當政大臣被抓。

也就是說，大明經此一劫，朝廷根基未產生天崩地陷的觸動；北宋政權經此一劫則可以說滅亡了。日後趙構的那個南宋，和東漢不同，南宋只是地方政權而已，與北宋不是一個層次。從這個意義說，宋朝經過“靖康之變”就已經沒了。

大明則因為明代宗迅速即位，新的領導集體立刻搭建，對於明朝政權層面來說並沒有觸動。而且，雖然“土木堡之變”精銳聚喪，但因為蒙古騎兵不善於攻大城，于謙等人指揮得當，各地勤王之師趕來，“土木堡之變”除了在面子上因為折了一個皇帝不好看外，損傷人員較多外，對大明的觸動並不大。

（3）“土木堡之變”和“靖康之變”結果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在於：大明在思想上沒有混亂，北宋“靖康之變”已經人心大變。更具體地說，“靖康之變”時的北宋的國家氣氛和晚明“天啟崇禎”類似：人們不再以朝廷、皇帝為尊，而以“黨派利益”為尊、以“個人利益”為尊

“土木堡之變”（1449年）距離朱棣第五次親征漠北（1424年）不過25年，雖然，朱棣親征漠北對蒙古的殺傷力不大，但是，明朝的綜合實力仍然在增長中。同時，一個王朝的“精氣神”的潰散速度也沒有這麼快。

從大明的整個環境上說，因為明英宗獨寵王振，確實造成朝廷在各方面的問題較多。但從王振的個人作為看，要與宋徽宗時的“六奸”和眾多投降派的作為相比要不少。

例如唐恪、耿南仲等投降派大臣，金軍剛撤退就解散各地勤王之軍，造成第二次圍困開封時，天下勤王軍沒有時間前來救援。守衛開封，宋徽宗、宋欽宗不信將軍信鬼神，讓神棍郭京、楊適、劉無忌等人開城拒敵。

相反時，“土木堡之變”發生時，各地勤王之軍包括北京附近地區的兵馬都沒有受到損失，為了免遭蒙古騎兵蹂躪，在保衛京師問題上的戰鬥意志非常高。代宗、于謙以及當時朝廷文武也非常同心同德，因此，“北京保衛戰”打得有骨氣而且最終勝利。

鄭成功並不僅靠水師強於荷蘭，更重要的是復臺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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