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物的重要門類之一，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高峰。傳世和考古出土的古代青銅器體量龐大，因而研究青銅器及銘文，是我們瞭解和認識古代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路徑。李學勤提出，青銅器研究應從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和工藝五個方面，進行綜合的研究和鑑定。（李學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展望》，《天津市歷史博物館館刊》1994年第4期；《從眉縣楊家村窖藏談青銅器研究的五個方面》，《文物天地》2005年第1期）這是目前對青銅器研究理論和方法最為科學的總結。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青銅器銘文研究應從斷代、釋字、文例等基礎性環節入手，斷代是基礎和第一要務。
前段時間，多家微信平臺皆集中報道、轉發一個重要發現，即俗稱“馬踏飛燕”的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漢代銅奔馬，馬蹄所踏之鳥並非燕，而是匈奴王冠上的權力象徵之鷹，奔馬則是漢代河西地區出產的訓練有素的軍馬。“馬踏飛鷹”青銅雕塑的主題與陝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戰勝匈奴的紀念性雕塑。因此，“馬踏飛燕”應該改名為“馬踏匈奴鷹”。（寧強《“馬踏飛燕”銅奔馬應改名為“馬踏匈奴鷹”》）
寧強認為，銅奔馬蹄下所踏之鳥並非尾巴分叉的燕子，而是一隻鷹，這一點或不無道理。多年前，筆者曾寫過一篇《釋鷹》的小文，提出古文字中早期“鷹”字的寫法實系鷹之象形，即通常所謂的象形字。為證明此說，文中列舉史前至戰國時期出土文物中諸多鷹的形象以為佐證。據出土文物中鷹的實物來看，鷹的主要特徵大致有三：一是鉤喙；二是有寬大的羽翼；三是鷹尾相連且相對較短，與燕尾長而分叉截然不同。根據鷹的這些特徵來看，銅奔馬蹄下所踏之鳥或如寧強所言，系鷹而非燕。
寧強認為，秦漢時期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勁敵，武威雷臺漢墓的年代為東漢後期，墓主是一位張姓將軍，可能曾在抗擊匈奴時立下過戰功。其墓中的“馬踏匈奴鷹”青銅雕塑及龐大的青銅軍事儀仗隊，主題系慶祝勝利，馬蹄之下所踏之鳥實系匈奴王冠上的權力象徵之鷹（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阿魯柴登戰國墓出土匈奴金冠上有作為王權象徵的雄鷹），奔馬則系漢代產於河西地區的軍馬。“馬踏飛鷹”青銅雕塑的寓意，與漢武帝時率領大軍佔領河西走廊並北進沙漠大敗匈奴、立下赫赫戰功的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馬踏匈奴”相同，皆為墓主人戰勝匈奴的紀念性雕塑。
“馬踏飛燕”系1969年出土，對其名稱和寓意的釋讀，學界一直爭論不休。郭沫若將其定名為“馬踏飛燕”，後又有“銅奔馬”“馬超龍雀”“飛燕騮”“天馬”“馬神天駟”“躍行銅馬”“天馬逮烏”等諸多稱謂和解釋。
若該器所出自的武威雷臺M1年代確為東漢，那麼從馬蹄所踏之鳥的實際形象、當時的歷史和時空背景，及河西走廊一帶所出漢魏時期墓葬中有關影象多以寫實題材為主等現象來看，寧強等將其解釋為與霍去病墓前石雕像“馬踏匈奴”一樣，系用來紀念墓主戰勝匈奴的功勳，較之“馬超龍雀”“天馬逮烏”“馬神天駟”等神話題材和背景的解說，似乎更加合理可信。
不過，要徹底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要解決該器的年代問題。
“馬踏飛燕”出自的武威雷臺墓葬，系1969年10月發現併發掘（甘肅省博物館《武威雷臺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自發現以來，其年代問題在學術界便有很大的爭議，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東漢墓，另一種則主張是較晚的西晉墓，幾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王科社《武威雷臺M1出土銀印識讀及墓主身份探索》，《文博》2020年第2期）該墓雖部分被盜掘，但總體儲存較好，出土文物豐富，也有一些文字資料，為墓葬年代的準確判定提供了可能。
何雙全、吳榮曾、孫機、郭永利等學者先後以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典型器物如五銖錢等為據，論證其年代為西晉。何雙全認為，“相對年代應在晉末前涼初，即愍帝建興元年（313）以後”。王科社將該墓出土四枚銀質印章分別識讀為“安西將軍章”“鎮西將軍章”“車騎將軍章”“驃騎將軍章”，年代從東漢晚期至晉代。而與武威或涼州有關的人物中，唯有張軌曾擁有“安西將軍”“鎮西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四個將軍號，可推定武威擂臺M1墓主為張軌，具體年代應當為張軌卒亡時間，即西晉愍帝建興二年。
因此，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兩方面考察，該墓年代應為西晉，可以定讞。那麼，正如一般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該墓所出隨葬品應與墓葬年代相仿，而“馬踏飛燕”的年代，顯然系西晉而非東漢。回過頭來再看，當初以東漢墓葬的時代為背景，將其命名為“馬踏飛燕”，抑或現在寧強等主張更名為“馬踏匈奴鷹”，自然也就失去了賴以成立的前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馬踏飛燕”的準確寓意，也需結合墓葬和器物的年代及時空背景，重新進行反思。曹定雲認為，銅奔馬所踏之“鳥”實為“烏”即“烏鴉”，代表神話、傳說中的“烏鴉”即“太陽”。由浙江龍游石窟“天馬行空”圖，可證武威雷臺奔馬銅雕應是“天馬逮烏”；馬王堆帛書《相馬經》中有“逮烏鴉”，即奔跑速度極快的“千里馬”，此馬名之產生，實源於天上的“天馬”，是用天上的“天馬”比喻人間的“千里馬”（曹定雲《武威雷臺奔馬銅雕應是“天馬逮烏”》，《光明日報》2003年8月5日；《武威雷臺奔馬銅雕應是“天馬逮烏”——兼論“天馬”的由來和發展》，《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4期）。從器物造型、墓葬年代以及當時的時空與歷史背景來看，在現有的各種說法中，似以此說最為符合實際，應是目前最為合理的解釋。
可見，在研究出土資料時，年代是首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只有將出土文物文字資料放在特定的年代和時空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得出與事實相符的結論，準確揭示古史的奧秘，解讀文明的密碼，否則便會張冠李戴、似是而非，造成不良影響。
隨著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青銅器研究已取得了重要進展。雖然現在可供對比的資料十分豐富，但斷代問題仍十分突出，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甚至有不少混亂，還有很多基礎工作要做，需引起高度重視。
以上透過“馬踏飛燕”的例子，不難發現，青銅器斷代首先要以考古型別學為基礎，先定其大致時代，再以古文字學等研究去論證和深化（李學勤《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有時還需使用一些必要的技術手段，以與傳統方法所得的結論互為補證，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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