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亞地區一體化的主要因素探析*
周 明
〔提 要〕 中亞國家獨立之初，各國領導人表達了藉助原蘇聯時期的聯絡實現更高程度一體化的願望；各國相似的歷史經歷以及在經濟與安全領域的諸多聯絡，也為推進地區一體化提供了良好條件。然而，由於蘇聯解體給中亞國家造成衝擊、各國在國家層面致力於國家建構、相互之間關係有待進一步改善以及俄美在地區層面博弈等因素影響，中亞國家在推進地區一體化方面尚未取得根本突破。中亞各國可透過轉變對地區一體化問題立場，在對外經濟政策和改善與其他國家關係等方面做出努力，為推動地區合作取得更大進展創造有利條件。
〔關 鍵 詞〕中亞國家、地區一體化、國家建構
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土庫曼）在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具有許多共同特徵以及諸多聯絡，這使該地區開展一體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然而，多年來的地區一體化嘗試並未取得根本進展，有學者甚至認為，在各種矛盾交織的壓力及地區內外形勢變化作用下，中亞國家合作出現“逆一體化”趨勢。［1］本文透過對中亞地區一體化程序停滯不前的原因進行分析，以期更加全面地認識中亞國家參與或規避多邊機制的動機，為各國推動中亞地區一體化發展提供有益思考。
一、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蘇聯解體之初，中亞國家領導人試圖維繫密切的政治與經濟聯絡，多次表示需藉助原蘇聯時期的聯絡，實現各國之間更高程度的一體化。1993年1月，中亞五國領導人在一次商議本地區重大問題的會議上，［2］同意在稱呼該地區時統一使用“中亞”（Central Asia，即Цeнтpaльнaя Aзия）一詞，代替蘇聯時期的“中亞與哈薩克”（Middle Asia and Kazakhstan，即Cpeдняя Aзия и Кaзaxcтaн）。［3］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曾多次表示促進中亞地區一體化發展，如在1995年表示“突厥斯坦是我們共同的家園”，還提出了“透過地區主義實現全球主義”、“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不過是操兩種語言的同一人種”等觀點。［4］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中亞一體化的支援和倡導者，早在1994年就曾建議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組建“歐亞聯盟”，以維持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經濟聯絡。［5］
事實上，中亞國家在推進地區一體化方面具有不少有利條件。在沙皇俄國征服中亞地區之前，中亞五國原本擁有不同的發展軌跡，而在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五國同處一個政治實體之內，逐漸擁有了諸多相似性和密切聯絡。蘇聯解體後，五國之間的差異雖然越來越大，但長期以來形成的相互依賴並未徹底消失，加之各國相似的制度安排、政治文化等因素，都為中亞國家加強地區合作、促進地區一體化提供了良好條件。
在經濟領域，中亞各國雖均致力於實現本國經濟的自給自足，但蘇聯時期形成的經濟聯絡格局依然有所體現。例如，哈薩克從烏茲別克和土庫曼接收天然氣，烏茲別克在哈薩克的希姆肯特進行石油提煉。在達成的三方貿易中，哈薩克向中亞地區提供煤炭，烏茲別克提供天然氣和食品，吉爾吉斯斯坦則提供水和電力。［1］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同樣體現在各國經濟穩定與否所產生的外溢效應上。如哈薩克加入俄羅斯主導的關稅同盟，而烏茲別克試圖透過雙邊關係管理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哈薩克的行為給非關稅同盟國的烏茲別克經濟發展帶來了許多問題；［2］吉爾吉斯斯坦1998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對其他中亞國家經濟發展造成衝擊，吉爾吉斯斯坦更為自由的經濟環境對烏茲別克追求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提出了挑戰。［3］中亞五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客觀上要求各國推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以實現各國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
中亞國家在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也決定了地區一體化有可行性和必要性。1991年以來，中亞地區面臨的較為嚴重的安全威脅均具有跨國性質。無論是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在該地區的滲透、毒品走私等跨國犯罪網路，抑或是塔吉克內戰、阿富汗局勢動盪、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政局動盪與族群衝突，都對其他中亞國家的安全與穩定造成一定衝擊，客觀上要求中亞國家加強在安全領域的協調與合作。
基於歷史聯絡與現實需要的考量，中亞地區一體化能為各國帶來諸多額外收益。以中亞國家經濟一體化為例，如果能夠透過推進地區主義削減國家間貿易壁壘，加速交通行業互聯互通，各國每年預計將獲得3億美元的經濟收益，該地區貧困率有望降低30%～50%，且能有效改善200萬～300萬跨國勞工的工作狀況。由於中亞國家深處亞洲內陸，缺乏入海口，各國開展對外交往成本高昂。吉爾吉斯斯坦或其他中亞國家向俄羅斯出口商品，為通關需支付商品價值16%～40%不等的“賄賂費”，某些中亞國家還要求外國產品過境時支付“護送費”（escort service fee），［1］這些額外費用大大增加了各國間貿易往來的成本。除了經濟成本，中亞國家間貿易還受手續繁瑣、各國政局變動等因素的影響，進而增加了貿易時間和政治成本。基於中亞國家間合作所能帶來巨大收益和顯著降低的經濟、時間等成本，各國推進地區合作的必要性不言自明。
中亞國家雖有推進地區一體化的主觀意願和客觀條件，且進行過一定的嘗試，但並未取得顯著成效。在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嘗試中，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曾於1994年建立中亞經濟聯盟（CAEU）；1998年更名為中亞經濟合作組織（CACE），同年3月塔吉克加入；2002年該組織再次更名為中亞合作組織（CACO），並在2004年俄羅斯加入後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EEC）合併，［2］這意味著中亞國家建立一個主要涵蓋本地區合作機制的努力歸於失敗。中亞經濟聯盟的命運多舛，似乎預示著由中亞國家建立或主導的地區合作組織難以取得成效。目前，只針對中亞國家的地區化倡議僅有2004年烏茲別克提出的“中亞關稅同盟”構想和2005年哈薩克提出的“中亞聯盟”構想，但均未得到其他中亞國家的積極響應。在安全領域，目前在該地區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主要包括：有多箇中亞國家參與的上海合作組織、美國與北約資助組建的“中亞維和營”、歐盟資助的“中亞邊界管理專案”與“中亞毒品行動計劃”、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下稱“集安組織”）等，上述倡議和機制雖有助於促進中亞國家間安全合作，但並不僅限於中亞國家。［3］
對於中亞地區一體化推進之艱難，國內學術界不乏相關研究，［1］但大多集中於梳理中亞地區一體化進展，或基於特定角度（大國博弈、中亞政治文化、經濟政策差異）探討中亞地區一體化程序中存在的問題，較少有對中亞地區一體化步履維艱的原因進行全面分析。事實上，中亞地區一體化進展緩慢，是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的結果，主要有蘇聯解體的衝擊、各國國家建構衍生的後果、中亞國家間關係有待改善以及俄美在地區層面戰略競爭的負面影響。
二、蘇聯解體對中亞地區一體化的衝擊
蘇聯時期，按照勞動分工，中亞地區主要提供原材料、能源與農產品，蘇聯中央向該地區提供補貼。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形勢迅速發生變化。基於路徑依賴，獨立後的中亞國家並不願意長期形成的歷史聯絡在旦夕之間消失，願意保留在盧布區內，希望繼續獲得來自俄羅斯的補貼。然而，俄羅斯自身經濟捉襟見肘，加之“利用其作為其他共和國主要出口市場和現金盧布唯一發行者的權力，單邊改變金融遊戲規則，改變了盧布區物質收益的分配”，［2］中亞國家希望與其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維持相當程度一體化的願望落空。［1］為了應對獨立後糟糕的經濟形勢，各國不得不自謀出路。1993年，吉爾吉斯斯坦率先退出盧布區，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索姆。在發行新貨幣的過程中，時任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並未諮詢其他中亞國家領導人，而是聽取西方政策建議，包括與美國、日本和瑞士等國進行一系列外交商談。［2］吉爾吉斯斯坦此舉雖旨在獲得來自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的貸款，卻疏遠了其中亞鄰國。為降低吉爾吉斯斯坦脫離盧布區造成的負面影響，各國不得不發行本國貨幣，並以關閉邊境作為迴應，各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密切聯絡遭到衝擊。
獨立後，中亞各國的經濟形勢均處於嚴重惡化境地。以吉爾吉斯斯坦為例，1993—1994年間國民收入下降了20%，通貨膨脹率在1993年達到1300%，失業率從1993年的1。7%上升到1996年的7。8%。哈薩克1993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662%，1994年升至1880%。［3］根據經濟學中的外溢效應，在各國經濟關係密切聯絡的情況下，一國經濟狀況的好壞往往會對與之緊密聯絡的其他經濟體產生正向溢位效果。中亞各國之間原本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絡，客觀上加速了危機的蔓延與惡化，給中亞地區一體化程序造成困擾。由此不難理解，在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的背景下，一體化被中亞各國視為負擔而非財富。這種認知也體現在政治領域，塔吉克內戰（1992—1997年）導致的難民問題，使其鄰國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的國家建構事業趨於複雜化；土庫曼接受俄羅斯在裡海問題上的立場，對哈薩克形成壓力；哈薩克加入俄羅斯關稅同盟，給烏茲別克帶來諸多經濟問題。［4］這些事件客觀上都產生了促使其他各國削弱與當事國政治聯絡的效應。
為應對獨立後出現的經濟危機，中亞國家採取了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進一步損害了地區一體化。中亞國家資源稟賦不同以及領導人風格各異，逐漸引領各國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烏茲別克工業經濟基礎較好，資源能夠自給自足，加上“卡里莫夫總統曾是蘇聯時期的經濟學家……對於經濟事務有一套自己的理解”，［1］烏茲別克逐漸改變了此前支援獨聯體國家一體化的立場，採取了具有保護主義傾向的重商主義發展路徑。土庫曼天然氣資源豐富，原總統尼亞佐夫致力於維持自身統治，採取了“永久中立”戰略，在經濟領域推進漸進式改革路徑，甚至保留了部分蘇聯時期的經濟政策。［2］哈薩克雖同樣擁有大量的能源資源，但由於領導風格迥異，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帶領哈薩克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推進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改革，積極拓展對外聯絡，吸引西方投資公司尤其是能源公司對哈薩克石油的開發，［3］另一方面出於維護與俄羅斯友好關係的考慮，希望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包括中亞國家）維持較高程度的一體化。［4］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兩國並不具備能源資源優勢，故在很大程度上轉向發展與俄羅斯等大國的經濟聯絡（如勞務輸出）和與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關係，其後果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積極參與俄羅斯主導的各種地區一體化組織，二是不得不順應西方國家與國際金融機構的要求，實施各種結構調整方案，推進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等改革。［5］在各國採取不同的經濟改革路徑和對外經濟政策的背景下，中亞五國最初團結一致應對危機的期望遭到嚴重削弱。
蘇聯解體後帶來的一系列衝擊，影響了各國對地區一體化的態度與政策。以區內貿易為例，1991年中亞國家間貿易額約佔該地區對外貿易總額的20%，199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15。6%，到2003年進一步降至7%～8%。［1］2010年，中亞國家間出口額約佔各國出口總額的5。9%，進口額的6。6%，五國內部貿易額僅佔各國對外總額的3。5%。［2］上述數字顯示，中亞國家間一體化出現退化趨勢。中亞國家間貿易額處於較低水平，既是各國經濟貿易政策的後果，反過來也削弱了各國對地區一體化的熱情。此外，中亞國家的經濟結構具有一定的同構性，互補性不高，這也制約了各國推進經濟一體化的努力。以出口結構為例，儘管各國主要出口商品存在一定差異（如哈薩克、土庫曼主要出口油氣，吉爾吉斯斯坦主要出口黃金、鑽石，塔吉克主要出口鋁，烏茲別克主要出口石油和礦產品、機械與裝備等），但各國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初級產品推動經濟發展，生產較高附加值產品的能力有限，［3］這在客觀上影響了各國推進經濟一體化的能力與意願。受全球金融危機、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國際石油價格下跌等因素的影響，中亞國家對地區一體化程序熱情不高的趨勢仍將持續。［4］
三、國家建構優先對中亞一體化的消極影響
中亞五國原本並無民族國家歷史，獨立後國家身份並不十分穩定，產生了一種“地圖式的焦慮”（cartographic anxiety）。這種焦慮源於“一個社會懸置於‘前殖民地’與‘尚未形成民族’之間的中間地帶”，無法準確進行自我定位、明確國家發展方向。［1］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索，中亞五國構建的國家身份具有了明顯差異：土庫曼將自身定位為“裡海國家”和“永久中立國”；塔吉克突出強調本國為波斯語國家和“歐亞國家”，反對具有“突厥”色彩的地區身份；［2］哈薩克強調“歐亞國家”身份，自視為中亞地區領導者；［3］烏茲別克強調自身是中亞地區“天然領導者”，同時突出“亞洲國家”身份；［4］吉爾吉斯斯坦自詡為“中亞的瑞士”與“民主之島”，以示本國與其他中亞國家在政治體系開放程度上的差別。［5］各國所強調的不同的國家定位，使地區意識進一步淡薄，難以形成一種共享的集體身份。
根據建構主義理論觀點，集體身份的形成需要滿足多個條件，如共同威脅、相互依存、自我約束與同質性等。［6］中亞國家在經濟和安全等領域雖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賴，但其他三方面的條件均存在缺陷，對推進地區一體化程序產生消極影響。以同質性為例，研究者通常將中亞國家視為具有較多相似性的國家，然而各國獨立後不久，具體國情與發展道路就出現了明顯差異。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各國經濟發展狀況、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取向的差異進一步擴大，對中亞地區一體化程序產生了重要影響。
哈薩克能源資源豐富，經濟發展形勢較好，政局較為穩定，致力於成為中亞地區的領導者；烏茲別克基於人口眾多，地理位置重要，在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自視為地區的“天然領導者”。［1］作為中亞五國中實力最強的兩個國家，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對地區領導者地位的爭奪，對中亞地區一體化產生負面影響。烏茲別克對哈薩克提出的各種地區化倡議通常持懷疑態度；而哈薩克則透過參與俄羅斯主導的多邊機制鞏固自身地位。土庫曼奉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缺席絕大多數涉及中亞國家的多邊機制或地區化倡議，處於一種遊離於該地區各種多邊倡議的狀況。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雖樂於參加各種地區化倡議，但因實力較小無法左右地區化倡議發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將中亞視為一個地區的觀點面臨越來越明顯的挑戰。尼古拉斯·斯萬特洛姆（Niklas Swanström）指出：“在討論中亞時需要注意，作為一個地區概念的中亞是非常成問題的。這不僅因為中亞國家之間並無好感，更重要的是各國彼此用鄰國來界定自身……各國的戰略視野大相徑庭。”［2］
此外，由於中亞五國此前均無構建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的歷史，各國對可能削弱其國家主權的多邊機制持警惕態度。蘇聯解體時，中亞國家並不願意獨立，而是希望保留在蘇聯之內，至少也是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維持較高程度的聯盟。然而，當俄羅斯針對該地區採取了“甩包袱”政策後，中亞國家不得不開始國家建構工作。［3］享受到國家主權帶來的各種益處後，中亞國家在捍衛國家主權問題上的立場變得非常堅決。［4］以烏茲別克為例，1993年之前烏茲別克曾是原蘇聯地區一體化的堅定支持者，［5］自從1993年卡里莫夫總統對原蘇聯地區與中亞經濟一體化的態度發生變化，烏茲別克開始在經濟和外交領域執行獨立自主政策，不僅對俄羅斯主導的地區一體化程序有所顧慮，對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制也並不積極。對於本地區經濟或政治一體化機制（如中亞經濟聯盟及其後續組織），烏茲別克最初雖也參與其中，但態度逐漸變得消極，這也是中亞經濟聯盟1998年改稱中亞經濟合作組織的部分原因。［1］
中亞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剛性立場，無疑是中亞一體化步履維艱的首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烏茲別克在捍衛國家主權時的堅定立場雖比較突出，但並非個例，其他中亞國家同樣抱有這種情緒。有觀點認為，土庫曼執行“永久中立”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其希望免受外界對主權的影響有關。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三國在多邊合作上的立場雖較為溫和，但並不代表它們願意向多邊機制讓渡主權。以哈薩克為例，針對2014年8月普京有關“納扎爾巴耶夫做了一件獨一無二的事——在從來不曾有過國家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個國家”的觀點，納扎爾巴耶夫的迴應頗為強硬，稱“如果《歐亞經濟聯盟條約》中規定的條款沒有得到執行，那麼哈薩克完全有權利退出歐亞經濟聯盟。這一點我之前也說過，現在再說一次”。［2］事實上，“歐亞經濟聯盟”的設想最初正是由納扎爾巴耶夫提出的，其上述反應與哈薩克致力於捍衛獨立和國家主權有很大關係。由此可見，在中亞國家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家構建的背景下，中亞地區一體化程序之艱難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中亞國家間微妙關係掣肘地區一體化
中亞五國地處同一地區，且曾先後作為沙皇俄國與蘇聯的一部分存在一百多年時間，各國官方層面關係理應非常密切，事實卻並非如此。以對各國高層互訪的簡要統計為例，中亞國家獨立以來，五國政府間高層訪問可用“近鄰不如遠親”來形容。根據對1992—2006年間中亞國家之間政府高層訪問（包括出訪與到訪）的定量分析，發現各國之間的雙邊訪問數量相較於各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雙邊互訪數量有明顯差距（見表一）。［1］在1992—1996年、1997—2001年、2002—2006年三個時間段中，中亞國家間的雙邊訪問次數不到各國高層互訪總數的10%，在2002—2006年時間段內，中亞國家高層訪問甚至降至4。2%，說明中亞國家間官方互動較為少見。在此情況下，很難想象中亞國家間對本地區的各種一體化倡議持熱情、支援的態度。中亞國家間關係能否得到有效改善，直接關係到地區一體化推進。
表一中亞五國高層互訪次數［2］
某些中亞國家間的關係時好時壞，影響到各國推進地區一體化的意願。據相關調查顯示，中亞五國彼此間的關係存在一定問題。調查涉及中亞五國中除土庫曼外的四國專家（包括政治家、安全官員、學者、非政府組織領導、記者和社會科學家）對各國關係的認知，透過對各國間關係進行評估打分（關係最好的賦值4分，關係最糟糕的賦值-4分）得出結論。調查結果顯示，關係最為積極的哈吉關係僅為2分，而有四對關係為負值（見表二）；影響中亞國家間關係的因素，主要包括各國在水資源、邊界劃分等問題存在的爭端，烏茲別克與哈薩克對地區領導權的爭奪，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等（見表三）。儘管該項調查是在2000年完成的，但上述因素至今依然存在，甚至進一步惡化，如烏塔、塔吉的邊界爭端，［1］烏吉、烏塔在水資源問題上的爭端等。［2］
表二專家對中亞四國間關係的賦值［3］
表三專家對影響中亞國家間關係因素的排序［4］
中亞國家間關係有待改善是客觀事實。在五國之間，除了哈吉關係相對較好，其他九對雙邊關係均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問題。以烏茲別克與其他四國的雙邊關係為例，均存在可能引發局勢緊張的問題，［1］而這些問題往往是由某些現實原因和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無法簡單歸咎於某個國家。水資源分配與邊界劃分問題是烏茲別克與其他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障礙。烏茲別克於2009年退出中亞能源網路，給能源匱乏的塔吉克造成嚴重困難，而當塔吉克為了改變這一局面計劃修建羅貢水電站時，烏茲別克則出於保障農業和生態環境考慮予以反對。在劃界問題上，20世紀90年代，烏茲別克在與哈薩克劃定邊界時採取的行動導致雙方關係緊張。為防止鄰國民眾非法入境，烏茲別克在邊界埋設地雷，導致鄰國民眾死傷；當邊界地區出現糾紛或摩擦時，烏茲別克基於自身利益採取的行動，有時會造成對平民的傷害。［2］此外，在安全防禦問題上，烏茲別克維護自身安全的一些措施，有時也被其他國家解讀為侵犯主權。［3］諸如此類的問題，導致部分中亞國家民眾對烏茲別克持有負面認知。2013年在塔吉克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4%的塔吉克受訪者視烏茲別克為威脅，比視阿富汗和美國為威脅的受訪者比重分別高出2%和17%。［4］近年來，烏土關係有所改善，［5］但與其他中亞鄰國關係依舊緊張。需要強調的是，上述烏茲別克與其他中亞國家間關係存在負面因素並非個案，中亞五國之間均有改善彼此關係的空間。
哈薩克雖也自視為地區領導者，但並未經常訴諸單邊行動，與其他中亞國家間關係總體平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哈薩克對其他國家有較強認同。哈薩克突出強調其“歐亞國家”身份，對“中亞國家”身份頗有微詞。2014年2月，納扎爾巴耶夫在視察西部城市阿克套時，曾建議將哈薩克國名改為“哈薩克耶烈”（Kazakh Yeli， 意為“哈薩克人的土地”），［1］哈薩克國名中去除“斯坦”字樣，也就與其他中亞國家區分開來。納扎爾巴耶夫的這一建議，國內雖不乏嘲弄與批評的聲音，但也得到一定支援，反映了哈薩克政治精英的一種深層心理，即經濟發展平穩、政治局勢穩定的哈薩克，優於其他中亞國家，［2］這也部分說明了哈薩克精英與大眾均對本國的獨特性有一定認同，而對本國屬於中亞國家的地區身份則認同有限。基於這種認知，哈薩克認為應優先發展與俄羅斯等歐亞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不能將精力集中在加強與地區國家的聯絡上。近年來哈薩克不再積極倡導新的中亞地區化倡議，轉而參與由俄主導的集安組織與歐亞經濟聯盟等機制，其中緣由也可見一斑。
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
五、俄美地緣競爭的負面效應
中亞國家的國家建構及各國間關係冷淡，為地區一體化程序投下了濃重陰影，而大國在該地區的博弈，進一步削弱了各國推進地區一體化的動力。根據對50多位來自中亞各國、俄羅斯和英國專家的調查顯示，50%的專家認為中亞地區一體化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在於各國經濟利益和發展狀況不同；有35%的專家認為是由烏茲別克、哈薩克爭奪地區領導權導致的；有30%的專家認為各種次國家實體（如部族、安全機構）的存在阻礙地區一體化發展。［1］大國競爭榜上無名，似乎並非影響中亞地區一體化的重要因素。然而，透過回顧五國獨立以來的外交政策及其對多邊機制的態度變化可見，中亞國家之所以未在建立地區多邊機制上做出切實承諾和投入精力，與大國在該地區的博弈不無關係。
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俄羅斯曾是中亞地區的實際統治者，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是其他域外國家無法比肩的。獨立後的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但雙方深厚的歷史與現實聯絡，仍賦予俄在中亞地區重要影響力。“權力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儘管俄羅斯的權力已落後於西方和中國（甚至將來可能落後於印度），它仍是中亞地區的一個大國，事實上中亞是俄羅斯在世界上唯一一個可稱之為大國的地區”。［2］有學者認為，中亞地區不是一個獨立的“地區安全複合體”，而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地區安全複合體的一部分，俄在其中扮演“地區霸權國家”角色。［3］由於在中亞地區擁有諸多利益，除蘇聯解體初期（1991—1993年），俄羅斯一貫重視該地區在俄外交戰略中的地位。為鞏固自身影響力，俄羅斯並不鼓勵中亞國家建立排他性的地區合作組織，而是盡力將各國整合到由其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中。在經濟領域，俄主要利用歐亞經濟共同體整合中亞國家；在安全領域，則透過集安組織發展與各國關係。儘管土庫曼並非兩個組織的成員，烏茲別克也於2012年6月暫停了集安組織成員國資格，但這些多邊機制的存在，仍將構成俄影響中亞國家的重要渠道。
與俄羅斯不同，美國介入中亞事務的歷史較短。蘇聯解體之初，美國的中亞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對俄政策的附屬物。從1993年開始，美國開始加大介入中亞事務力度。［1］美國借“9·11”事件出兵阿富汗，成功實現了在中亞地區駐軍，加大對該地區的戰略投入，擴大在該地區的影響。截至目前，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得到極大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與俄羅斯比肩”。［2］儘管目前美軍已撤出中亞，但其在該地區二十餘年的經營，為其保留並擴大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打下基礎。美國主要透過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與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等多邊機制影響中亞國家。然而，美國與中亞地區相距遙遠、多邊機制的成員眾多、決策過程冗長、提供的支援力度有限等因素，削弱了美國整合中亞國家的效果。
俄美兩國在介入中亞事務過程中具有一個共同特徵，即更傾向雙邊而非多邊。俄羅斯為整合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建立了多個多邊機制，但與其他成員國在多邊框架內的合作更多停留在話語和檔案層面，較少落到實處，可見多邊機制僅是俄雙邊外交的補充。美國中亞政策的這一特徵更為明顯，甚至沒有建立主要囊括中亞國家的多邊機制，其為整合中亞與南亞地區以及阿富汗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地區論壇。“在缺乏包含俄羅斯、美國與中亞國家的多邊合作機制的情況下，美國倚重雙邊途徑介入中亞事務，強化了俄美雙方關於對方以零和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認知，由此帶來雙方在中亞地區安全困境的形成。”［3］儘管目前“俄羅斯—中亞這一體系的權力平衡無疑主導性地偏向俄羅斯”，［1］但俄美在中亞地區面臨的安全困境促使雙方以競爭乃至對抗的視角看待彼此的活動，並極力採取行動削弱對方影響力。俄美在中亞的競爭對地區一體化程序產生負面影響。
一是中亞國家利用俄美競爭獲取最大利益，而非透過地區合作獲得共同利益。儘管在具體外交政策中，中亞五國對俄、美的態度有所差異，但仍視兩國為積極爭取的外部力量。俄美在該地區的競爭關係，為中亞各國提供了機會。2005年烏茲別克在“安集延事件”發生前利用美削弱俄在該地區的影響，爾後又利用俄抵禦來自美國的壓力；2009年吉爾吉斯斯坦曾利用瑪納斯軍事基地分別從俄美獲得鉅額補償；［2］在得到美國慷慨資助後，塔吉克由親俄變得對俄強勢。上述事例表明，俄美雙方在中亞地區的博弈極大地改變了中亞國家的對外行為取向，其中包括各國對地區合作的態度。［3］在與俄美等大國的互動過程中，中亞國家同樣偏好雙邊途徑，而不是投入大量資源和精力推進本地區合作。
二是中亞國家之間存在藉助大國牽制彼此的傾向。中亞各國為獲得大國提供更多經濟、軍事、政治等支援所展開的競爭，進一步削弱了各國推進地區合作程序的意願。烏茲別克在五國中人口最多、軍事實力最強，總統卡里莫夫希望烏成為中亞地區領導者。［4］在此背景下，其他中亞國家領導人往往不願建立和參與僅涵蓋本地區國家的地區機制，而是尋求發展與大國關係，或參與由大國主導的地區機制，以實現對烏茲別克的牽制。有學者已從這一角度分析了中亞國家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集安組織等機制的原因。［5］由此可見，中亞地區存在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多數中亞國家並不是針對該地區的主導國家——俄羅斯採取制衡措施，而是採取對其“包容”（accommodation）或“搭便車”（bandwagoning）的策略，從而實現對烏茲別克的牽制。作為應對，烏茲別克加強與美國的關係，這一趨勢僅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至2009年這段時間才發生些許改變。俄美雖聲稱鼓勵中亞國家間加強合作，但卻有意無意地成為各國彼此牽制時利用的物件。即使哈、塔、吉三國有意推進地區一體化程序，烏茲別克的“積極性不高”與土庫曼的“遊離”，也將使這種意願短期內難以實現。
六、結語
中亞國家獨立以來，雖然在維護國家主權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在國家建構上仍面臨一些困難。加快推進地區一體化程序，無疑是有效應對上述挑戰的積極嘗試。然而，蘇聯解體造成的各種衝擊、中亞各國對國家主權的重視、各國間關係有待改善以及俄美等大國在該地區的博弈等因素，都對地區一體化程序產生了負面影響。
地區一體化是當前世界各國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中亞國家保障地區穩定的有效手段。在地區一體化方面具有良好條件和深厚歷史基礎的中亞國家，需認識到地區一體化對彼此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的深層次意義，未來如能逐步轉變對該問題的看法與政策立場，切實在對外經濟政策和改善國家間關係等方面做出努力，中亞地區一體化依然可期。誠然，上文論及的推進地區一體化面臨的重重障礙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亞地區一體化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樂見中亞國家在地區一體化程序問題上取得進展，願意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一帶一路”倡議等平臺，在推進中亞各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各國政治互信及政策協調方面做出努力，推動中亞地區一體化早日取得突破進展。
【完稿日期：2016-4-12】
【責任編輯：李 靜】
〔作者簡介〕周明，蘭州大學管理學院、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副教授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16）3期0032-19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蘭州大學中央專項資金專案“中亞地區一體化對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啟示”（專案批准號：15LZUJBWZY09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得到2015年蘭州大學重點研究基地團隊建設專案“‘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中的若干問題研究”（專案批准號：15LZUJBWTD003）、教育部“區域和國別研究培育基地”建設資金和上海政法學院“創新性學科團隊支援計劃”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