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會，皇帝與功臣的關係總十分微妙。
范蠡在這方面看得很清楚，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大破吳都，一雪前恥，正是春風得意之時。《史記》記載，此時他對范蠡說了一句話：“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
意思是，我滅吳這事你立下了大功，為了表示獎賞呢，你就和我平分越國吧！
一般人可能會大喜過望，或真推辭，或假推辭，但范蠡就不一樣了——他連夜收拾行李跑了。
之所以要跑，是因為范蠡太瞭解勾踐，此人可以共苦卻難同甘，果然，後來另一功臣文種就死在了勾踐的手中。
所以功是一把雙刃劍，有功即有能，驅能者為心，若功臣與其主因為某些事件離了心，或者皇帝自認為受到了功臣的威脅，功臣的“功”很容易便轉為“過”，這時候功臣離死也就不遠了。
所以歷史上功臣被誅之事簡直數不過來，漢高祖劉邦就曾殺韓信英布等，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更嚇人，無論文臣武將，上了朱元璋的忌憚名單便逃不了一死，李善長、馮勝、藍玉、傅友德等皆是如此。
既然有殺功臣殺得血流成河的，自然也有能與功臣較為和諧相處的，這方面的代表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算一個。
李世民被《新唐書》稱為“至治之君”，從626年即位至649年駕崩的二十餘年裡文治武功極盛，連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也悅服不已，稱其“天可汗”，李世民與朱元璋不同的一點便是他出身貴族，較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少了幾分疑忌心，多了幾分貴族教育下薰陶出的寬和。
可以說李世民不玩功臣大清洗有他性格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在位時也殺了“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二的侯君集、張亮，但這兩人都是確切犯了不軌之罪的，李世民有充分的信心駕馭手底下的功臣，他甚至在侯君集伏誅後還顧念舊情給他留了一脈香火，跑到凌煙閣看侯君集畫像時還為之悲泣。
但也有一位功臣讓他生出了幾分忌憚，他曾暗中告訴太子李治：如果此人不聽話，便殺之。
此人就是隋唐諸多演義小說派生出來的電視劇裡那位聰明絕頂的“徐茂公”，這名號屬於以訛傳訛，“徐茂公”名為李勣，原名徐世勣，而且他不是什麼只善謀不善戰的文臣，而是正兒八經的唐初一代名將。
公元594年，李勣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17歲參加瓦崗軍，先後奉翟讓和李密為主，李淵建立唐朝後，他便隨著李密一起歸唐。應該說，李勣對唐的歸屬感還是很強烈的，武德二年（619年），李勣迫於形勢（爹被竇建德抓了）投降竇建德，但他依然圖謀間接殺竇建德以圖歸唐，雖然沒成功，但竇建德居然有感於他的忠義，在他逃跑後還不顧群臣反對放了他爹。
李淵在位時，李勣便和李靖一樣偏向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即位後，李勣又為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唐滅突厥、擊薛延陀與徵高句麗之戰皆有他身影，《舊唐書》記載，太宗李世民對李勣的能力頗為認可，他直接把李勣當成了震嚇突厥的人形法寶用：
“……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幷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
李勣在幷州待了16年，確實乾得很不錯。這樣一個有能力的將領為何會讓李世民感到不放心呢？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重，他叫來太子李治，告訴他自己準備把李勣降級，丟到外地做官，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因為你從沒給過李勣什麼好處，他可能不會對你心懷感激盡忠，等我死了，你給他“僕射”一職委以重任，他必定會為你鞍前馬後效勞。
這是《舊唐書》的說法，《隋唐嘉話》的描述更進一步：
李世民告訴李治，如今我將李勣貶為疊州都督，如果他沒什麼怨言就去上任，你登基後可以重用他；如果他口出怨言遷延不走，你登基後立馬殺了他。
李勣果然收拾行李離開了長安，而高宗李治也按李世民吩咐的，即位後便令李勣為尚書左僕射，得入政事堂議事。李勣曾經上書說自己不值得皇帝如此厚待重用，但李治仍然讓他執掌政事，冊司空。
公元666年，李勣被拜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定了高麗，三年後，李勣更獲得了被授“太子太師”的殊榮，同年病逝，享年75歲，高宗為之痛哭不已。
這樣一個人才，李世民為何對他有些忌憚，甚至要玩假意貶官的戲碼呢？其實從李勣能歷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不倒，成為大唐常青樹一事上就能看出，此人絕對是個人精。
史料記載，李勣不光是善戰名將，還是個說話總能說到點子上，極其擅長四兩撥千斤，且沒有半點迂腐之氣，辦事靈活、懂得明哲保身的人。
當年他父親徐蓋被竇建德扣為人質時，李勣沒有選擇死守在父親身邊，而是在遭遇威脅時果斷跑路；
當褚遂良以遠征小夷興師動眾，一旦戰敗大唐顏面無存為由，反對李世民出兵高麗時，李勣敏銳地察覺到李世民出兵的渴望強烈，於是他明確表示支援且陳述了非這麼做不可的原因：
“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
當李治想廢王皇后，立武媚為後時，李勣沒有跟著長孫無忌等舉牌反對，而是順應時勢對李治說“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問外人呢”！一語定乾坤，李治果然下定了廢王立武的決心。
不得不說，李世民除了是治世明君還是個眼光毒辣的管理者，對底下人的品性瞭如指掌，從他對李勣的試探，便可見一斑。李勣再聰明，到了李世民面前還是不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