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超四成使用者選擇音樂節作為度假休閒首選，其中六成選擇跨城觀演
一場受眾與搖滾文化的“雙向奔赴”
□本報記者徐晨
2000年，北京迷笛音樂學校創辦“迷笛音樂節”，這算是音樂節這一藝術形式在國內啼聲初試。近幾年，本來還多少有些專業性質的音樂節，“其興也勃焉”。2007年國內市場音樂節僅為24個，2018年這一數字變成了263個，11年間，國內每年舉辦的音樂節數量增加了十多倍。
在高溫縈繞的夏季，音樂節更是“燥”出了一片狂熱氛圍。大麥資料顯示，2021年“五一”假期，全國各地共舉辦了56場音樂節，比2019年同期提升了37%，票房和觀演人次同比分別增加了252%、173%。本來以搖滾音樂這一小眾文化為主題的音樂節，儼然化身為人人奔赴的大眾娛樂專案。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
細究起來，音樂節還算一種比較“古老”的藝術形式了。早在18世紀，音樂節誕生於英國。但當時的音樂節，僅限於觀賞現場演出，並沒有如今大型音樂節動輒幾十萬人的規模場面。
音樂節歷史上，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個拐點。1969年8月15日，45萬嬉皮士從不同城市聚集到紐約州東南部的貝塞爾小鎮，原本寧靜安逸的鄉村小鎮被“嚇”得措手不及。
“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研究美國20世紀60年代文化的著作《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中如此落筆，可見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地位之顯赫。
那時，美國社會正值矛盾尖銳突出之時，人權、種族問題層出不窮，人們從未如此渴望表達對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嚮往。然而，主流渠道並不能代表他們發聲，人們的表達訴求被極大地壓抑，群情激憤，示威遊行等反抗行動在各地接二連三地上演。
除了這些充斥著對抗反叛的途徑外，有沒有既可以避免衝突又可以表達訴求的方式？1969年，有兩位24歲的嬉皮士在成功舉辦過一場音樂典禮後產生了思考。他們認為，音樂是能夠團結一切的方式，是最能夠傳達“愛與和平”理念的渠道；而風格極端卻非暴力的搖滾樂則是人們宣洩心中情緒的完美“洩壓閥”。於是，兩位嬉皮士找到投資人舉辦了一場音樂節，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正當其時，造就了這場“拯救世界”的音樂節。本來預計只有5萬人參與的音樂節，吸引了45萬觀眾從各地湧來。原本少見行駛車輛的小鎮公路，被一輛輛載著躁動心跳的汽車塞滿，搖身變成了擁擠的露天停車場。整整3天時間裡，人們全身心沉浸在搖滾的音浪之中，無人管理的超大規模聚會，沒有發生任何一起犯罪事件，放在當時的美國是極為難得的。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將“愛與和平”的烏托邦帶到世間，而“三天的和平與音樂”的主題，彰顯了人們對和平、自由、平等與愛的極致嚮往，也被認為是“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核心所在。四十年後，著名導演李安還把這場狂歡拍成了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如今，隨著時代背景演變和文化消費觀念嬗變，“伍德斯托克精神”中部分元素從音樂節的顯性精神中悄然退去，但是表達對自由的追求這一精神核心，仍能在音樂節現場炸出燥熱氣氛。在此基礎上，娛樂、狂歡等屬性標籤也與音樂節建立起日益緊密的連線。
受眾與搖滾文化的雙向奔赴
有人說，音樂節上的人都是“瘋子”。身在局外，也許會對這樣的評價不以為然，但是當你真正置身現場，會發現評價自有其恰當之處——音樂節現場各項儀式活動充滿了碰撞與感官刺激。
夏日正午，在灼熱太陽暴曬下，草地是意料之外的滾燙，高溫久久不散地縈繞在現場每個人左右，這樣的陣仗下，不畏艱難衝在舞臺前的大有人在，躲在陰影下乘涼的也並非少數。
黃昏時分，隨著日頭西落、光線變暗，原本散佈在各處的人們開始大片地向舞臺前方聚集而去，搖滾文化專屬的各項儀式也即將上演。
在舞臺前的人們伴隨著音樂強烈的節奏高舉手臂，像彈簧一樣上下跳動，這是“Pogo”。
“Pogo”的人們在舞臺周圍形成了一堵密集而堅實的“人牆”。但倡導自由的音樂節不允許阻礙的存在，“開火車”是他們打破阻隔的有力方式：由某個樂迷帶頭，後面多人以佇列的方式把手搭在前面的肩上，一個接一個地像火車車廂一樣排下去，然後在臺下不停地開動，開向舞臺最前方。每當此時，舞臺前的“人牆”都會裂出一條通道，有人選擇主動避讓，也有人反而迎難而上，只為享受碰撞帶來的澎湃感。
將碰撞刺激貫徹到極致的，是“Mosh”。在靠近舞臺的中央區域，由參與者佔領出一片“Mosh區”，參與者相互用手推或身體撞擊彼此。Mosh是充滿荷爾蒙、自由、極富變化性和肢體接觸的舞蹈動作，少到十幾個人，多到幾千人都可以同時進行。
無論從現場的氛圍來看，還是放眼更大的文化背景，音樂節都做到了粉圈大融合。
這首先與搖滾音樂走入大眾視線有關。由於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反叛風格，搖滾文化一直被歸為與主流文化相對的“亞文化”範疇。隨著《樂隊的夏天》《中國有嘻哈》等小眾文化綜藝節目的火熱，充滿個性的搖滾、說唱等小眾音樂文化將觸角伸向了更為廣闊的群體之中，越來越多人願意感受其中魅力。而音樂節作為搖滾音樂向大眾開放的主陣地之一，其熱度也隨之走高。
除了受眾的主動接近，音樂節本身也具備包容更多群體參與其中的張力。一方面，與其他“亞文化”活動相比，音樂節的參與“門檻”更低。音樂節現場，參與“Pogo”“Mosh”等的已非少數，這體現了音樂節“出圈”的另一重要動力——破除限制的儀式。以“Pogo”為例，狹義的“Pogo”主要用於朋克演出現場，有其自成一體的動作規範，但隨著音樂節狂歡的受眾群體不斷拓展，繼續給各項儀式設限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有違“不拘世俗”的搖滾精神。因此，音樂節上各項儀式的限制正日趨淡化，逐步變成人人均可輕易參與其中的活動。另一方面，音樂節內容正從搖滾拓展到民謠、電音等更為多元的音樂型別；不僅如此，音樂節也逐漸從音樂聚會進化成一個集演藝、旅遊、餐飲等多專案於一體的狂歡派對，個體的快樂得到真正滿足，這恰恰是當代年輕人所向往的娛樂生態模式。
工作壓力大、日常生活千篇一律，如今的年輕人對充滿刺激、盡情宣洩的娛樂方式青眼有加。音樂節就是這樣的契機，現場的人們可以在音樂到達高潮時隨意蹦跳，在喧鬧的音樂掩蓋之下放肆尖叫，沒人會對以上行為用異樣目光行注目禮。小可（化名）是一名普通白領，不久前，並不偏好搖滾樂的她第一次去音樂節現場就快速進入狀態，“Pogo”了一整天。“儘管第二天又虛又累，但我太愛那種感覺了，下次還要去。”小可意猶未盡地表示。
可以說，正是受眾與搖滾文化的“雙向奔赴”，助推了音樂節從小眾集聚向大眾狂歡的蛻變。資料顯示，2021年“五一”假期，超四成使用者選擇音樂節作為度假休閒首選，其中還有六成使用者選擇跨城觀演。
隱憂：不到20%音樂節盈利
當前，我國音樂節的型別和數量仍呈現“井噴式”的增長態勢。音娛行業研究機構資料顯示，2016年至2019年，每年都有超過200場戶外音樂節在全國各地舉辦。
音樂節愈發火熱正吸引著各方資本積極入場。動輒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人流量，讓音樂節對地方文旅的帶動效果逐漸凸顯，成功舉辦一場音樂節已是打造城市名片的有效方式之一。作為文旅大省，山東今年也成了音樂節大戶：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下半年，山東預計將舉辦14場音樂節，舉辦地點包括濟南、青島、淄博、濰坊、東營、日照、德州等多個城市。
然而，“有人星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在音樂節市場高歌猛進的情況下，也有大量音樂節品牌消失或停辦：儘管近幾年大眾對於音樂節的參與度有大幅提升，但依然虧損的音樂節不在少數。有業內人士指出，在國內，只有不到20%的音樂節盈利，其餘的均是“賠本賺吆喝”。因此，在國內像草莓、迷笛等能夠長期穩定辦下去的音樂節品牌，依然屈指可數。據統計，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均落地並具備一定品牌性的音樂節，只佔市場整體的約15%。
究其原因，應是音樂節產品高度同質化競爭的結果。音樂節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在同質產品激增的大背景下，想要突圍就必須將眼光投到內容上。始於音樂而又不止於音樂——如今人們對音樂節的需求趨向多元高質，因此，滿足受眾多元需求，將是音樂節擴大受眾群體的有效途徑之一。而從長遠來看，內容垂直細分將是消費升級的大勢所趨，摸清目標受眾及其核心需求則是打造精品文化產品的長線投資。在內容方面，國內頭部音樂節品牌各有策略：在演出陣容上，像迷笛、yolo等音樂節更側重在特定風格上的垂直深耕，而草莓、麥田等音樂節的音樂風格相對更多元豐富。
在內容之外，基礎設施服務也是音樂節有待補足的短板。幾萬人的規模對現在的音樂節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但許多音樂節的現場安保、公共衛生間、保潔等配套服務卻難以承載相應工作量，以至於不少音樂節之後都可在網路上聽到不小的吐槽聲。今年“五一”期間，南京草莓音樂節、河南雲臺山音樂節就被報道散場之後遍地垃圾，這反映出音樂節在配套設施方面仍有欠缺。在垃圾處理方面，日本的富士搖滾音樂節表現得頗為出色：除了入口處發放巨型環保袋之外，場地的垃圾箱位置也頗為醒目，周圍更有志願者會對垃圾投放者進行分類監督。設施和服務的水準跟不上是音樂節普遍存在的短板，不僅影響觀眾體驗，也事關舉辦音樂節的城市形象。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僅靠觀眾自覺，更需要主辦方不斷最佳化配套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