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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三評《我和我的父輩》:“詩”與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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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我的父輩》的四個單元中,令我產生強烈反感的,是第二個單元“詩”。

“詩”由章子怡執導,黃軒、章子怡主演,講述的是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製、發射背後,一個航天家庭默默奉獻的故事。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影片卻匪夷所思地沿襲了傷痕電影的風格,渲染了一種冷酷、殘忍的基調。

中國的傷痕電影,出現於八十年代初,如《巴山夜雨》(1980)、《小街》(1981)、《牧馬人》(1982),以及引起巨大爭議的《苦戀》(1980)等。傷痕電影在八十年代中期達到高潮,以後逐漸沒落,不過種子綿綿不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來一部,最新的傷痕電影,則是去年張藝謀執導的《一秒鐘》。

傷痕電影,“創造”了一種風格,即“被佔領狀態”。影片講述的雖是新中國的故事,氣氛卻宛如“敵佔區”,肅殺而危機四伏,每個人都充滿敵意,主人公隨時可能陷入危險。

2018年上映的《無問西東》,是傷痕電影走向精緻化、隱蔽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其特點是影片的基調從“被佔領狀態”演變成了“集中營狀態”。在《無問西東》中,黃曉明飾演的清華畢業生陳鵬,前往西北核試驗基地工作的過程,宛如被押解到集中營的人犯。

不能不佩服導演的別具匠心。

有意思的是,章子怡恰好在《無問西東》的這一節中扮演重要角色,看來她對此頗有心得。

那麼,什麼是“集中營狀態”?

凡是看過《辛德勒名單》《逃離索比堡》《波斯語課》等集中營電影的人都會有印象,概括來說有這樣幾點:

一個,是“拿命填”。在集中營裡,人命是最不值錢的。集中營也搞工程,由於人命最廉價,所以就直接拿人命做工具,拿人體做材料;

再一個,就是監控無處不在,一切都看守的注視之下;

第三個,就是集中營裡的囚犯,面對殘酷命運,保持一種宿命般的平靜。

以這樣幾個標準來看,“詩”這一單元,是不是這樣呢?

在短短的二十幾分鐘的片段裡,火箭試驗基地居然三次發生劇烈爆炸,升起高高的蘑菇雲。事故雖然造成了慘重的傷亡,觀眾卻只看到領導對試驗進度的催促與強調,沒有對人命的體恤,對安全的關心。

黃軒飾演的火箭工程師,從一開始就接受了必然死亡的命運,每次去基地,都宛如上刑場。第一次爆炸事故發生後,他居然認為既然裝置記錄得不準確,那麼“大不了用肉眼看”。這種“用肉眼看”除了可以被解讀為一種主動尋死之外,不能做別的解讀,因為你在看到的同時,也已經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黃軒的兒子,其實是他的養子,孩子的親生父親是黃軒的同事,他早就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了,而章子怡飾演的養母,也平靜地對孩子說,“我也可能死。”

死亡相續,死不旋踵,這就是影片給人的印象。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現在被稱為“激情燃燒的歲月”,但在“詩”這一單元中,

男女主人公沒有表現出激情,只表現出了對殘酷宿命的順從與接受。

無論是《無問西東》中的陳鵬,還是這部電影中的施儒宏(黃軒飾)、鬱凱迎(章子怡飾),都不像是充滿熱情的、自豪的、具備主體性新中國建設者,而更像是被綁架的人質,導演的目的當然是要控訴他們所處的時代。

不錯,黃軒和章子怡從事的工作都是高危工作,但新中國的傳統是:

越是危險的工作,越要強調安全生產,一線人員不怕犧牲的精神和組織領導方面的安全第一是高度統一的,可觀眾在“詩”這一單元中,只能看到“拿命填”。

至於影片用全能監控視角拍攝的鏡頭,大家只要看一看下面這張截圖就明白了。

02

如果把“詩”和緊隨其後的“鴨先知”稍作比較,“詩”的傷痕性質就一覽無餘。

“鴨先知”單元,時代背景是七十年代末。在影片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畫面是乾淨的、暖色調的,令人非常舒適,洋溢著預感“好日子即將來臨”而雀躍不已的情緒。

在“詩”單元中,整個氣氛則是清冷的、壓抑的、陰森可怖的,給觀眾的感覺是隨時都會發生不幸事件。

人們的穿著是醜陋的、破破爛爛的,兒童既骯髒又沒有教養,簡直像一群街頭流浪兒,居住的地方,則比貧民窟還可怕,下雨的時候,房間變成了水簾洞,地板直接變成了水塘。

有人也許會辯解說,那個時候條件就是艱苦嘛!

艱苦不假,在創業的年代,某些時候或某些地方,實際情況可能比影片裡表現的還要更艱苦。但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創業者們不僅不潰散、不退縮,還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比如兩彈一星),與這樣一個基本因素有關:

一方面是極度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另一方面是集體內部“相互關心,相互愛護,相互幫助”的氛圍——正是有了後一方面的支撐,創業者才沒有被艱苦的條件壓垮!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一些電影,沒有迴避艱苦的工作、生活和自然條件,比如《護士日記》(1957)、《我們村裡的年輕人》(1959)、《老兵新傳》(1959)、《北國江南》(1963)、《年青的一代》(1965)、《創業》(1974)等等,但同時也表現了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所以,艱苦的生活並不會給觀眾以淒涼的感覺。

而在“詩”這一單元中,人與人之間充斥的則是涼薄和冷漠。

大雷雨之夜,家屬區大面積漏水,男人都從車間回自己家了。章子怡也回到家中,發現一切都是一場災難,全部的傢俱、衣服、被褥都泡在水中,兒子和她賭氣跑到外面去了。她把五歲的女兒放到屋子裡唯一一塊不漏雨地方,崩潰而無助地拿起盆子向窗外舀水——這簡直是地獄一般的情形,孟買的貧民窟也沒有這麼糟糕,

但沒有一個人過來幫她,領導沒有來,同事也沒有來,儘管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剛剛在爆炸事故中身亡。

這樣的生活,難道不是可怕的嗎?這樣的時代,難道不是應該唾棄嗎?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如果人與人之間真的如此冷漠,就根本不可能戰勝如此嚴重的困難並取得成功。主人公要麼發瘋、要麼逃走、要麼自殺。所以這個故事根本就是虛假的。

實際上,這一單元的基本故事設定——章子怡不想讓孩子知道父親死亡——也很不合情理。試驗基地發生了大爆炸,黃軒飾演的男主角在爆炸中身亡,生活在附近家屬區的黃軒養子已經10歲了,到處亂跑亂鑽,養父死亡的訊息怎麼可能瞞得住他呢?

在章子怡的要求下,領導決定“男人都不回家”以封鎖訊息,但住在車間裡如何解決生活問題呢?要瞞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呢?“

男人都不回家”不是會在家屬區引起更大範圍的恐慌嗎?

試問,一個荒唐的,不合情理的故事,又如何能夠感動人呢?

03

一部電影,導演直接告訴你的,你應該重視;導演沒有直接告訴你,但用背景、襯托、留白的方式暗示給你的,你更要重視,也許這才是他真正想說的。

有人說,從“詩”這一單元裡,看到了犧牲。

犧牲,我也看到了。但同時,我還看到了控訴,你看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