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紅樓夢》裡的法律文化及所蘊含的古代法的精神總結歸納運用到當下的司法審判實踐工作中，並創造性地藉助司法裁判的證據鏈和邏輯學、符號學原理，透過一張張視覺化圖表和思維導圖，展示《紅樓夢》裡各個看似獨立的資訊之間的因果關係，還原“假語存”寫就絳珠還淚案真相，也理清自己所審判的案件背後錯綜複雜的法律關係……深圳女高階女法官朱珠，有著30年法律從業經歷的同時，也有著近10年的《紅樓夢》“情緣”——2021年8月，朱珠的個人專著《朱評紅樓之絳珠還淚案》由嶽麓書社出版，成為嶽麓書社推薦書目；眼下她正在創作《朱評紅樓之神女如夢令》。此外，她的《朱評紅樓》講座也成為深圳市、區圖書館、書城、讀書會的“搶手貨”，聽者踴躍。

結緣：從讀“紅樓”到講“紅樓”到寫“紅樓”

談及與《紅樓夢》結緣，朱珠說她從小就喜歡閱讀《紅樓夢》。長大後做了法官，她並沒有放棄兒時的這個興趣。2011年6月，在深圳法院開設的“深圳法官大講堂”上，她作為第一個走上講堂的女法官，開講《原來奼紫嫣紅開遍——大觀園的詩意棲居與人物性格美學》。

兩年之後，朱珠再次走上“深圳法官大講堂”，以《夢裡花落知多少——金陵十二釵文化符號》為題講述紅樓文化。2017年4月，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速裁微課堂上，她又開講《紅樓隔雨相望冷》。

針對《紅樓夢》有隱有見、草蛇灰線、一擊兩鳴等寫作秘法，朱珠藉助司法裁判的證據鏈和邏輯學、符號學原理，透過一張張視覺化圖表和思維導圖，透過證據羅列和縝密的邏輯推演，展示《紅樓夢》裡各個看似獨立的資訊之間的因果關係，還原“假語存”寫就紅樓真相，寫成了《朱評紅樓之絳珠還淚案》裡。在這本書裡，她推出了52張表格與7張思維導圖，打破了時空限制，將《紅樓夢》與從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1754年乾隆十九年宋元明清四朝794年恢宏歷史進行勾連。在正在創作的《朱評紅樓之神女如夢令》中，朱珠運用更多訴訟視覺化成果，將《紅樓夢》與1643年順治皇帝登基至1661年遜位出家、1644年甲申之變明朝滅亡南明建立至1662年南明永曆帝殉難兩個18年的歷史進行聯絡，對《紅樓夢》作與眾不同的解讀。

影響：《紅樓夢》提醒法官對權力要有敬畏

“作為一名法官，《紅樓夢》對我職業生涯的幫助首先人文關懷的滋養。風月寶鑑正面的人間百態、洞察人性、揭示世情、文化反思、哲學探索、審美傾注，充滿遍歷滄桑後的執著、悲憫與人間大愛。”朱珠舉例說，趙姨娘是書中最為昏聵粗鄙、狠毒愚蠢的女性形象，但作者刀斧之筆對其進行批判的同時，也記載了其在榮國府中淒涼的生存狀態——透過馬道婆的視角看到趙姨娘炕上堆著全是些不成樣的零碎綢緞灣角，趙姨娘拿這些零碎料做鞋面。這樣的筆觸，充滿著人文關懷。

朱珠坦言，人文關懷對於一個法官是非常必要的。要得到社會與當事人的信任，司法不僅需要公正，也需要溫度。在法院工作三十年時間，朱珠從事過刑事、民事、商事、涉外、勞動爭議審判和執行工作，接觸過各種各樣的當事人：有當事人在她面前騎上窗臺要跳樓，有當事人當著她的面出示53公分長的管制刀具，有當事人襲擊她的跟案法警，有當事人帶著滿裝煤氣罐要炸辦公樓……在這些極端事件的處置過程中，《紅樓夢》中人文關懷精神的滋養，讓她有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狂妄言行背後的社會邊緣人深層心理動因，從而促進了相關事件的妥善解決。

朱珠告訴記者，《紅樓夢》還告訴她要對權力有敬畏。王熙鳳弄權鐵檻寺時聲稱“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而在致禍抱羞慚之後力詘失人心的局面讓其心力交瘁，臨終前請求劉姥姥 “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

數十年如一日的《紅樓夢》研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氣場，給予她抵禦外在誘惑與壓力的力量。朱珠認為，審判權作為一種權力存在，是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自己只是實施者。作為一名法官應當靜以修身，儉以養德。30年的法院生涯，20年的基層工作經歷，她始終堅持自警、自省、自勵，因工作實績突出，榮立個人二等功一次，個人三等功兩次。

深圳市中級法院機關黨委書記、二級巡視員謝軍自2011年起一直關注朱珠的研究成果，對朱珠將《紅樓夢》經典閱讀與法治文化傳播有機結合的努力十分認可。在他看來，這可增強隊伍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法治文明薪火。

啟示：《紅樓夢》的“無訟”思想並不過時

《紅樓夢》是中國封建社會生活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在朱珠看來，其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法律文化——像“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王熙鳳弄權鐵檻寺”“敏探春興利除宿弊”“判冤決獄平兒行權”等章節，都與執法、司法有關的內容。

朱珠研究《紅樓夢》中的法律文化，想借此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法律文化，彰顯《紅樓夢》氣象萬千故事情節背後所蘊含的中國古代法的精神；同時從中找尋建設當下法治中國的歷史借鑑。

朱珠介紹，《紅樓夢》中的法家代表人物有兩個，賈探春和王熙鳳。探春“賞罰二柄”的法家實踐，在運用到自已舅舅之喪時遭遇到來自趙姨娘和婆子們的挑戰，探春最後遠嫁，遠離故土家人“千里東風一夢遙”；王熙鳳為查詢一瓶玫瑰露就祭出了連坐、小罪重刑、有罪推定、寧枉毋縱等大招，下令直接將五兒攆出去，就是典型的小罪重刑。朱珠表示，王熙鳳這種“法、術、勢”的法家實踐，自然是人心盡失，最終弄權失敗的鳳姐“哭向金陵事更哀”。而朱珠最欣賞的，是小惠識大體的寶釵，她在包產到戶的改革程序中，落實改革讓利、推進共同富裕，並致力於建立小政府，提升了大觀園中社會治理的水平，讓糾紛在升級之前及時化解，無爭無訟，也贏得了民心。

“對於已經形成的糾紛，如《起嫌疑頑童鬧學堂》一回金榮對秦鐘的名譽侵權案，還有《呆霸王調情遭苦打》一回柳湘蓮痛打薛蟠的人身傷害案等，均在敦宗族、和鄉里、戒訴訟的框架下得到解決。”   在朱珠看來，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有著對文明、秩序與和諧的追求，有著悠久的“無訟”法律思想。作為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文化，“無訟”思想對中國政治文明、社會意識以及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朱珠認為，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無訟”思想有兩層含意：一是相對於訴訟而言的，透過各種方式調節、調解化解已有的糾紛，使不成訟；另一方面則是透過道德教化，將“無訟”的原則與精神融化為民眾內心對於和諧和秩序的信念，使之無爭無訟。朱珠說，《紅樓夢》中的眾多故事情節告訴我們，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和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了法治建設必須立足於中國人現實的社會生活，“無訟”及與之相關的“非訟”、“止訟”的原則、精神並不是否定法治本身，而是在法治力所不逮的社會空間內發揮補缺的作用。

也正基於此，在當前訴訟案件大幅增長的背景下，朱珠以《紅樓夢》為社會樣本，深入社群開展“天下無訟”專題講座，助力“無訟社群”的建立，“《紅樓夢》裡的‘無訟’思想，對今天訴源治理與多元解紛工作有著很好的借鑑意義”。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恩傑

編輯/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