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與獸之間》

［美］蒙特·雷埃爾 著

梁志堅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保羅·迪·謝呂（Paul Du Chaillu，1831—1903）是發現、研究並獲得大猩猩標本，給柯南·道爾、傑克·倫敦等大作家帶來寫作靈感的探險家、博物學家。當達爾文用科學證據證明了所有物種都來自同一祖先時，保羅·迪·謝呂則毅然隻身前往非洲叢林，尋找能為達爾文的演化論帶來強有力證據的大猩猩，從而為當時的“文明世界”探索人類的起源、理解人類的本性開闢了一條便道。蒙特·雷埃爾用生花妙筆記錄了這位博物學家充滿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的一生。這部妙趣橫生、刺激緊湊的冒險之書，既抽絲剝繭地分析了一個親眼見到大猩猩的“外邦人”保羅·迪·謝呂的複雜動機，同時也生動地敘述了他在這段突破性旅程之後在詭譎多變的倫敦科學沙龍間的闖蕩，讓我們見識了其艱辛的科學發現在這座都市叢林中所引發的惡意攻訐與人生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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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伍德勞恩公墓的中央，一塊巨大的直立的墓碑矗立於一片蔭鬱的小樹林裡，墓碑的上方頂著一個裝飾性的花崗岩球體。碑文上寫著：

保羅·迪·謝呂

作家與非洲探險家

1839年

出生於路易斯安那州

1903年4月16日

逝於聖彼得堡

埋在墓碑下面的這個墓穴裡的那個人的名字是正確的。但除此之外，幾乎所有的細節——他的出生地、出生日期，甚至他的死亡日期——都是錯的。但對於一個希望透過模糊這些時間和地點從而掩蓋其生活真相的人來說，這是一塊再合適不過的墓碑了。然而一切卻並非由墓碑說了算。

1912年，阿瑟·柯南·道爾寫了《失落的世界》。就像羅伯特·邁克爾·巴蘭坦和亨利·賴德·哈格德的故事在19世紀所起的作用一樣，這部小說讓動作冒險題材在20世紀重新煥發了活力。這部小說在敘事弧線上對讀者來說極富想象力，但柯南·道爾並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

故事講述了喬治·查倫傑教授帶領的探險隊的探險和冒險故事。他向倫敦的學術團體描述了惡魔般的叢林野獸，這使他被嘲笑為騙子和偽內行。這位處於困境的探險家，名副其實，他向最直言不諱地抨擊他的人提出挑戰，邀請他們和他一起回到那些地方探險，在那裡他可以證明自己原先所做的那些描述是真實的。在驚心動魄地逃脫了當地人的追捕之後，所有的人回到了倫敦，查倫傑教授再次走上了動物研究所的講臺，他證明了自己，贏得了同行們的喝彩。

在這本小說出版的十多年前，保羅·迪·謝呂陪同柯南·道爾遊覽了芝加哥。後來，在1908年，柯南·道爾在他的《火堆旁的故事》中的一個以加彭為背景的冒險故事中直接提到了保羅。但在《失落的世界》中，卻從未提及這位探險家的名字。柯南·道爾的忠實粉絲們普遍認為，查倫傑教授的原型是威廉·盧瑟福，是一位在柯南·道爾就讀的大學任教的生理學家。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確實不假：盧瑟福為柯南·道爾塑造查倫傑教授這一角色提供了一些表面的膚淺細節，比如他洪亮的聲音和濃密的鬍鬚等。但人們幾乎能在這本書的每一頁感受到保羅·迪·謝呂的存在。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許多故事裡，構成了這一時期流行文化中驚險故事的一個特色。傑克·倫敦為20世紀的荒野探險設立了標準，他說，《在赤道非洲的探險與冒險》是他在7歲時讀的最早的一本書。當倫敦於1916年去世時，他的床頭櫃上放著兩卷本的《維京時代》。在此之前，此書已連續五年佔據著同樣的首要位置。保羅全面貫穿在傑克·倫敦的荒野故事中，就跟他出現在埃德加·賴斯·巴勒斯的泰山的故事中一樣。然而，如果讀者試圖在這些作品中找出他存在的具體例子，實際上又是不可能的。

▲經典電影《金剛》劇照

接下來便是《金剛》。梅里安·C。庫珀的這部拍攝於1933年的電影為動作冒險和恐怖故事這兩種型別奠定了好萊塢的標準，並繼續滲透到流行文化中。影片中沒有提到保羅的名字，但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庫珀在1965年承認了這一點。當他在接受採訪時，他告訴一位採訪者說，當他還是個孩童時，他的叔祖父遞給他一本寫於他出生前近30年的舊書，這使他的人生就此發生了轉折。“我在當時就下定決心要當一名探險家。”這本書就是《在赤道非洲的探險與冒險》。

保羅過世後，他的名字極少出現在公眾討論中，偶爾提及通常也只是在談到大猩猩時。這隻動物一直是他個人神話的中心，在他死後，它繼續在他的故事發展中扮演著中心角色。山地大猩猩是在保羅去世前六個月被發現的，這個亞種比保羅的低地大猩猩機動性更差，更容易接近，最終為田野科學家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機會來積累關於野外大猩猩習性的知識。

研究認為，如果大猩猩受到尊重的話，它們對人類並不是特別的危險。正如保羅觀察到的，它們是相當嚴格的素食者（吃昆蟲只是偶爾為之），不是食肉動物。它們力大無比而且十分暴力，但如果沒有受到挑釁，它們不會傷害人類。人類對大猩猩的威脅遠遠大於大猩猩對人類的威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由於20世紀的偷獵和森林砍伐將大猩猩變成了一個瀕危物種，保羅的名字變得有點像是一種輕微的汙點。他是人類傲慢自大的象徵，他所虛構的種種具有破壞性的成見讓人們對大猩猩產生了反感，他所埋下的諸多錯誤印象如今威脅到了這個物種的生存。他的人生故事被簡化成一個原型，考慮到他的個人歷史，這個原型充滿了諷刺：保羅是一個傲慢的殖民入侵者，他踐踏異邦大陸，虐待生活於這片大陸上的每一種生物。

保羅的誇大其詞和一心謀私利的故事確實值得批評，但這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使在一個世紀之後，他當年的非洲之行給世人提供的低地大猩猩資訊仍然比其他任何人所提供的都要準確。20世紀的研究人員最終證實，大猩猩確實會用兩條腿站立，拍打著胸膛，如果受到人類的威脅，它們會如他所描述的那樣以可怕的速度衝過來。保羅不知道，大猩猩的這種行徑通常是為了嚇走敵人，而不是給他造成實際的身體傷害。如果他只是站著不動，擺出一副不帶威脅的姿勢，就像上次他沒帶槍的時候碰巧遇到一隻大猩猩那樣，那些衝過來的大猩猩幾乎肯定會在離他很近的地方停下來，然後轉向一邊，而不是向他發起攻擊。但要達到那種鎮靜——僅僅是站著不動，盯著一隻在當時還全然未知的動物——就絕非易事了。保羅當時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他趴下，大猩猩就不會傷害他。但指望他憑直覺就知道這一點是非常不合實際的。我們不能無視其錯誤與誇大其詞，但我們可以理解。他被在森林中遇到的神秘動物嚇了一跳，這是因為在一個沒有任何參照物可資參照的人看來，這種動物確實十分嚇人。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一個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年輕人竟然得到了如此多正確的東西，這一事實比他的那些不足之處更值得我們重視了。

▲山地大猩猩（圖源：視覺中國）

喬治·夏勒是一位野外生物學家，1960年發表了第一份關於野外山地大猩猩的深入研究報告，他遺憾地表示，保羅的一些瑕疵導致了其作品被遺忘。“這太遺憾了，他基本上是個能幹、可靠的觀察者。”

如今，在21世紀，人們又一次對保羅進行重新評價。里昂大學和加彭的奧馬爾·邦戈大學最近進行了一項學術合作，聯合了法國和加彭的歷史學家、人種學家、靈長類動物學家、語言學家和地理學家，重走了一遍保羅當年的部分探險路線。他們一起撰寫了一系列學術文章，旨在評估這位探險家對這個國家的影響。這些文章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結集出版，書名為“非洲之心：保羅·迪·謝呂的加彭大猩猩、食人族和俾格米人”。

從整體上看，該專案對保羅在赤道非洲歷史上的地位做出了絕對肯定的重新評估。這些文章共同得出的結論是：保羅所提供的關於加彭這個國家的博物學、語言學和人種學等方面的資訊大多是準確的，而且驚人地豐富多樣。鑑於在保羅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書面資料，因此他的作品已經成為有關加彭歷史的嚴肅學術研究的寶貴起點。

保羅正確地發現了不同當地語言的根源之間的聯絡，準確地描述了人們以前從未觀察到的部落風俗，他還幫助現代學者設想出在一個沒有書面歷史記載的時空中人們的生活場景。法國語言學家讓-瑪麗·翁貝爾和法國人種學家路易·佩魯瓦寫道，保羅對該國口述歷史、語言、人種構成和自然棲息地的調查，“讓我們透過他來感知歷史、文化和自然的景觀。這一切的最終結果是完全不同的，當然也比我們原先所敢想象的更加複雜和準確”。

這部論文集中的最後一篇論文的題目是“一位被遺忘的探險家的死後復仇”。

復仇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並需要幾代人才能實現。它還帶有一種只有在事後才能領會到的諷刺意味。

保羅在加彭名聲的復甦可以追溯到他在加彭最痛恨的敵人：英國商人R。B。N。沃克，此人在1861年指責保羅捏造了自己的冒險經歷，並公開誹謗保羅的出身和種族背景。

在沃克指控保羅捏造的各項經歷中，其中有一項是他所謂的攀登埃什拉地區的安德勒山，這是他第一次探險時所要去的非洲內陸最遠的地方。甚至在保羅的第二次探險證明了他在第一本書中的一些描述是正確的之後，一些地理學家仍然懷疑他是否真的到達了埃什拉地區，或者像沃克所說的，僅僅依靠當地人的描述來描述它。

沃克在攻擊保羅後又在加彭生活了多年。1901年，他在英國去世，把微薄的財產留給了住在薩里郡的兒子哈里。他的遺囑中沒有提到他遺棄在加彭的其他孩子——在加彭，他與多個姆龐圭婦女生下了至少十來個混血兒。他的一個孩子，安德烈·拉蓬達·沃克，出生於1871年。在天主教傳教士的教育下，他長大後成為20世紀加彭最受尊敬的學者之一。

在研究一本於1960年出版的歷史書籍時，拉蓬達·沃克仔細閱讀了在加彭內陸建立第一個修道院的天主教神父們所寫的東西。神父們的日記表明，他們探索了修道院周圍的地區，並爬上了他們所看到的最高的山峰。埃什拉當地居民告訴神父們，這座山叫作“Mukongu-Polu”。

在當地的語言中，它的意思是“保羅山”。拉蓬達·沃克在他的書中寫道，在山頂上，神父們發現了一塊巨石。在這塊巨石上，有一個在很多年前就刻上去的名字：“保羅·迪·謝呂”。

作者：蒙特·雷埃爾

編輯：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