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清朝跟朝鮮朝都在發展禮學道德，那麼在發展期誰做得更好呢？

經過漫長的歲月，“禮”所具有的各種各樣的功能發生了變化。但到目前為止，“禮”仍在發揮著的有效功能就是道德教育。清朝與朝鮮朝時代，禮學對道德教育的影響舉足輕重。禮學道德教育不只是與禮經有關，而且與當時的學術發展及政治形勢有更密切的關係。

明末學術的潮流是王陽明學。陽明心學是形成明末空虛及束書不觀學風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末清初大儒對明末空疏玄談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提出了儒學學術宗旨的恢復，即與社會現實生活有關的“經世致用”之學。明末清初，諸大儒認為由玄虛而趨健實“經世致用”一定要從解釋古代典籍為手段開始，強調“實用”、“實行”、“實習”和“實踐”。這是清代“經學”興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實學的繁榮中，與現實生活的實踐不可分割的“禮學”也隨著經學興盛而獲得了發展時機。

在朝鮮朝之前的新羅與高麗時代，佛教一直佔據思想及學術的主流，儒學發展並不旺盛。但到了高麗末期，由於佛教的極度腐敗，國家紀綱及統治能力逐步墮落，百姓只依靠信仰追求降福的畸形風俗愈演愈烈。除此之外，高麗 500 年統治期間中幾乎 200 年的武人統治及元朝殖民統治是以武治與佛教為中心維持的社會，因此嚴重缺乏道德教育及禮法。這就造成了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況。這種混亂也是高麗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朝鮮王朝的統治者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積極地施行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尤其是把以忠、孝以及“三綱五常”為基礎的重視階級及秩序的禮學視為樹立國家紀綱的核心。

皮錫瑞所說的“國朝經學凡三變”將清代經學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自清初順治（公元 1644 年~1661 年）、康熙（公元 1662 年~1722 年）至雍正（公元 1723年~1735 年）“漢宋兼採”的學風時期。第二階段為乾隆（公元 1736 年~1795 年）以後學宋的學者很少，所以不空談義理，但許、鄭之學大明，盛興漢學，專門漢學學風時期。第三階段為嘉慶（公元 1796 年~1820 年）、道光（公元 1821 年~1850 年）以後的“西漢今文之學”學風時期。

鑑於此，清代經學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與本研究中清代禮學道德教育三大演變的劃分時期大致相同，但若更詳細的劃分按照史革新著《清代理學史》的清代理學三卷劃分法更合適：一為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二為乾陵、嘉慶及於道光中葉；三為道光中葉，歷經咸豐（公元 1851 年~1860 年）、同治（公元 1862 年~1874 年）、光緒（公元 1875 年~1908 年），至宣統三年（公元 1911 年）。之所以這樣劃分，首先是因為順治、康熙以及雍正時期，清朝禮學道德教育逐步形成並發展了。從 17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中葉不到百年間大儒顧炎武（公元 1613 年~1682年）、黃宗羲（公元 1610 年~1695 年）、王夫之（公元 1619 年~1692 年）、胡渭（公元1633 年~1714 年）等倡導經學。北方的顏李學派標幟“實學”，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學相對立，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逐步奠定了清朝禮學發展的基礎。“17 世紀以降，中國社會思想呈現兩股強大走勢，一是情慾覺醒，一是禮學復興。”

朝鮮時期，關於禮學道德教育的時代性演變同清代一樣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發展期為從朝鮮開國（1392 年）到壬辰倭亂（1592 年）前的 15、16 世紀。此階段王朝更迭、政治局勢動盪、國家的紀綱不復存在，故統治者看重以禮為基礎來樹立國家的紀綱，糾正不良社會風俗。在此背景下，研究禮及以禮學道德教育教化百姓的學風逐步形成並發展了。

高峰期指從壬辰倭亂以後到開化思想形成時期的 19 世紀初，即 17 世紀至 19 世紀初期。朝鮮壬辰倭亂以後，社會秩序和風俗遭到嚴重破壞，局勢動盪不安。因而禮學道德教育就成為了備受關注的研究內容。衰退期指從 19 世紀初期到 20 世紀朝鮮的敗亡（1911 年）。自 19 世紀初期起，外有西學東漸的影響、社會逐步開放，內有愈演愈烈的農民起義，朝鮮封建社會逐步走上了分崩離析的道路。

南相敏在《禮節學》一書中，就朝鮮禮學時代的劃分提出：“儒教禮制強化期（朝鮮初）、禮思想深化期（朝鮮中期前）、禮學時代（朝鮮中葉期以後）、儒教倫理變形期（朝鮮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