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宗孟《侍御公詩集》考論
黃成蔚
黃成蔚，1988年生，浙江大學古代文學博士畢業，現為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明清文獻與文學。
內容摘要：
本文透過對羅振玉舊藏抄本彭宗孟《侍御公詩集》進行系統研究，在文獻文字深研的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參證分析，還原出了彭宗孟的交遊網路，從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晚明東林黨對立面的浙黨成員，不僅不是像傳統認知的那樣一味在政治鬥爭上黨同伐異，反而與不少東林黨成員也保持著較為友好密切的關係，在生活上更喜與僧道頻繁往來。進而將彭宗孟嚮往歸隱與厭棄黨爭的真實創作風格與思想傾向呈現了出來。同時，彭宗孟作為清初著名文學家彭孫遹的祖父，其“宗唐”詩風對海鹽彭氏的文學旨趣塑造也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本文將這條貫穿明末清初的家族文學傳承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將此前較少為學界所關注的彭宗孟及其作品，更加客觀全面地予以論述。
關鍵詞：
浙黨；彭宗孟；《侍御公詩集》；彭孫遹
晚明黨爭從萬曆中期開始愈演愈烈，參與者也越來越多。除了最主要的東林黨之外，還有其對立面陣營：“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1］傳統史學稱他們為“齊、楚、浙、昆、宣黨”，其中一大部分人因與東林黨的現實鬥爭需要而在天啟年間投靠了魏忠賢陣營，還被冠以了“閹黨”之名，受到歧視。因而他們的著作及其價值長期無法得到正視與研究，甚至湮沒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但晚明黨爭的實質和歷代黨爭並無多少差別，都是士大夫之間的朋黨之爭，因政見、地域或師門之別而黨同伐異，齊、楚、浙、昆、宣黨和閹黨如此，東林黨亦如此。而這些陣營中計程車大夫，就其人格與才華而論，都是賢愚不均的，不應簡單地予以一概否定。而浙黨成員彭宗孟就是其中頗值得注意的一位。彭宗孟作為晚明浙黨重要成員，《明史》卻並未為他立傳，除了上文引述的一段文字中提及了他之外，只有在介紹其子彭期生時順帶說了“期生，字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2］。
彭宗孟的事蹟在康熙和光緒兩部《海鹽縣誌》裡卻記載頗詳。其中《〔康熙〕海鹽縣誌》的主修者彭孫貽就是彭宗孟之孫［3］，彭孫貽當對其祖父的生平事蹟有更多的瞭解，也樂於為其祖父立傳揚名。且《〔康熙〕海鹽縣誌》對彭宗孟的事蹟並未有過多美化，還是以事實為依據進行記述的，因此內容較為可信。而其後的《〔光緒〕海鹽縣誌》則大部分因襲了《〔康熙〕海鹽縣誌》的內容，僅略有增補。從兩志中彭宗孟的傳記可知：彭宗孟字孟公，祖上世襲昭毅將軍一職，其父彭紹賢即襲此武職。彭宗孟是彭紹賢的長子，卻“避世爵不就，讀書成進士”［4］，中萬曆二十九年（1601）三甲第207名進士［5］，初選朝城縣令，有政聲，後以御史巡按湖廣，忤旨乞歸，從此不仕。著有《侍御公詩集》與《江上雜疏》各一卷，其中《侍御公詩集》更是彭宗孟文學創作之整合。雖然兩部《海鹽縣誌》已將彭宗孟的大致生平進行了介紹，但諸如其交遊、黨爭心理及詩歌創作理念等皆未言及，而這些正是還原彭宗孟在晚明黨爭與文壇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侍御公詩集》恰可起到補闕之作用，幫助我們更清晰而深入地對彭宗孟進行研究。
一 、《侍御公詩集》的版本資訊
由於之前針對彭宗孟的研究成果闕如，因此學界對其著作的關注與瞭解程度也相對比較匱乏。其筆記《江上雜疏》於1937年被商務印書館收入《叢書整合初編》出版，流傳相對較廣。但《侍御公詩集》則一直未得公之於眾，後收入《羅氏雪堂藏書遺珍》，原書現藏於遼寧省圖書館，堪稱珍本。集前有對彭宗孟的簡介及明末兵部尚書熊明遇寫於崇禎十六年（1643）孟夏的序各一篇，其中簡介的作者已不可考，集後有跋一篇，文甚短，茲錄於下：“頃得此於閨人夾刺間，爪侵蠹蝕，殆不勝手指，其刻木今世不傳，曬時當手錄一編，示我同好。癸酉冬日豹隱居士書。”［6］可見此書原有刻本，但其後遭蠹蝕而朽爛，經豹隱居士抄錄，即今所見之清抄本，而原刻本已不知所蹤。
此清抄本具體抄於何時，本可據“豹隱居士”而定，但“豹隱居士”為別號，非抄錄者真名。查《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別號中有“豹隱”二字者有七位，分別是“豹隱陳大齊、豹隱山房史悠厚、豹隱堂吳宗渭、豹隱堂趙城、豹隱堂趙連城、豹隱樓羅湘林、豹隱廬丁傳靖”［7］。其中可考者為陳大齊、趙連城與丁傳靖三人：陳大齊生於晚清，實乃民國時人，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等職，與彭宗孟同為浙江海鹽人，似較有機會獲得詩集稿本；趙連城［8］著有《豹隱堂集》八卷，為清同治杏花村舍刻本，可知趙連城生活的時代當在清同治年間左右；丁傳靖為晚清著名藏書家與作家，但其生於清同治八年（1870），卒於1930年，跋文寫成時間為“癸酉冬日”，而丁傳靖所經歷過的癸酉年只有1873年，此時尚且三歲，而後一個癸酉年為1933年，已經去世，因而此跋文當不可能出自丁傳靖之手。
此書中有多處避諱字，如七言律詩《將入楚境寄諸舊好及君山弟》中句“飄飄六傳御□氛，校獵旌旗亦浪聞”，其中“校”字缺末筆，應為原明末刻本中避明熹宗朱由校之名諱；而五言古詩《贈劉少彝》中句“巧腸奪玄功，筆陣矯縱橫”與七言律詩《前登岱（其六）》中句“依鎮東皇檀帝孫，玄功走望更稱尊”，則同缺“玄”字末筆，應為清抄本中避清聖祖玄燁之名諱。可知原刻本當刻成於明朝滅亡之前，而抄本當抄於康熙帝登基之後，抄錄者或為保持原書樣貌，未將避明熹宗之諱字改過來，因此才會出現清抄本上避明清兩代帝王名諱的情況。從中亦可推斷，陳大齊生於1886年，其所經歷的第一個癸酉年當是1933年，若是他所抄，則抄錄於1933年的抄本不能算作清抄本，就算被羅振玉誤認為清抄本，則1933年清朝已經滅亡，陳大齊非滿清遺老，他在抄錄中也無需再為清朝皇帝避諱，所以抄本出自陳大齊之手的可能性亦可排除。至於其餘五位別號為“豹隱”者，由於可考線索有限，未能確指，但此抄本誕生於康熙以後當屬無疑。
集中共收詩292首，按詩體順序編排，依次為五言古詩4首、七言古詩3首、五言律詩24首、五言排律7首、七言律詩193首、七言排律1首、五言絕句2首、七言絕句58首，其中七言律詩體量最大，佔全集66％有餘。七言律詩大體能看出時間順序，第一首可確知時間者為《庚子除夕抵都門與劉少彝相勞》，此年為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可知彭宗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除夕進京準備參加殿試，並於次年中進士。最後一首紀年詩為《戊辰元旦立春值今上改元》，作於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此時彭宗孟已辭官回鄉多年，紀年詩前後跨度近三十年，從中基本可以勾勒出彭宗孟的仕宦和生活軌跡。
二、彭宗孟的交遊唱和研究
綜觀彭宗孟的交遊唱和情況，大致有僧道、同年、同僚與親屬幾類，遍佈彭宗孟生活的各個時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浙黨成員的彭宗孟，不僅與齊楚浙黨同僚及其親屬多有來往，與反對派東林黨成員亦頗多交遊。詩題中所出現的人物，有姓名可確考者就達32人（見表1），還有隻知字號而未詳姓名者，在此不予計入。
表1
另有未詳姓名，但知其法號或出家人身份的僧道，在此列表2以示：
表2
細觀彭宗孟詩集中的交遊情況，一個事實得以漸漸清晰，即晚明黨爭是有其複雜性的，特別是一些齊楚浙黨成員，並非如《明史》中所記“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與東林黨如此勢同水火，反過來東林黨中的許多成員也並沒有如此厭棄齊楚浙黨成員，作為個體的人，拋開黨爭中的政治因素，在生活中主導交遊取向的還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認同感。從表中可知，彭宗孟的交遊唱和活動確實夾雜著黨爭成分，如齊黨的周永春，閹黨重臣魏廣微，浙黨張延登、唐世濟、毛一鷺等人。其中固然有後來投靠魏忠賢，加入閹黨的魏廣微、唐世濟和毛一鷺，但從彭宗孟交遊唱和物件略可推斷，彭宗孟之所以與他們有唱和交往，不能說沒有黨爭因素，但更多的卻是同鄉和同年的友誼，如與周永春同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與張延登、唐世濟和毛一鷺則同為浙江老鄉，而魏廣微此時供職翰林院，尚未加入魏忠賢閹黨集團，若單論才華，魏廣微翰林出身，且僅比彭宗孟晚一科中進士［13］，有著文人之間的認同感亦屬正常，甚至在詩中有句“共推接武名臣業，但可疏榮事好傳”句，對魏廣微頗寄期望。這一交遊取向在彭宗孟詩集的其他詩作中亦不難看出。而作為齊楚浙黨反對派的東林黨，彭宗孟與他們依然保持著唱和交往，如為詩集寫序的熊明遇，東林黨人馬之騏、陳於廷與東林黨早期重要成員沈思孝之子沈士皋等。一個傳統認識中浙黨成員的交遊唱和關係網漸漸清晰全面起來了。
三、不同心境中的不同詩風
彭宗孟詩作的風格是隨著他不同的心境而變化著的，這些風格的並存，顯示出彭宗孟在黨爭漩渦中的矛盾處境。總的來看，彭宗孟最為突出的詩風體現在兩方面：一者為對歸隱與佛道境界的嚮往；另一者為身處黨爭之中的無奈與憤懣心緒的表露。而身陷晚明黨爭計程車大夫們，也多因黨爭而遭受這種矛盾心境的折磨。
（一）禪道之風與歸隱之意
從詩集中可以看出，彭宗孟與僧道頻繁往來，特別是創作了較多有關佛道內容的詩作。其中有與僧道唱和的，有詠歎寺院景色的，還有闡述佛道義理的，這方面的詩作就多達33首，有《銀山參無相上人口占一偈印可》《功德廢寺》《登玉山寺俄而大風》《為萍蹤上人題卷》《過鶴林寺古竹院》《招隱寺》《壽黃羽士竹樓》《香山寺》《碧雲寺》《同茅玉英年兄同遊靈巖》《登雲岫絕頂望海（二首）》《雲岫禪林（二首）》《答贈月支上人》《贈僧遊五臺山》《甘露寺》《晚晴過銀山禪堂示知休萍蹤二上人》《焦山寺（二首）》《客江千日過曉公蘭若題字頗多於其行再成一律》《立夏前一日同孫年兄郊外寓目觀西城法座》《碧雲流觴因而假宿》《登太和絕頂（四首）》《登塔》《天竺禮大士》《永嶽陶文五十壽言兼舉子》［14］《銀山雄踞江潯，巋然獨出，金山意少遜之，玉山則壞土矣。餘戲謂萍蹤：“山本無情，乃復以物性貴賤生分別大小心耶？”萍蹤笑謂餘：“山何自知，人自分別耳。”因成一偈》《贈知休上人》《題畫贈貞白上人》等。同時，彭宗孟也多有表露嚮往遠避朝政紛擾，歸隱林泉的願望，並的確在盛年辭官，這方面的詩作亦為數不少，有《山家》［15］《山行》［16］《行春》［17］《除夕謝丈見枉訝餘歲事冷寂拈韻答之》［18］《方圖歸未得》《歸思》《壬子元旦試筆》［19］《戊午元旦》［20］《家園雜言（二首）》［21］《客有問餘近事者走筆答之》［22］等。
隨著晚明黨爭的加劇，國事日非，士大夫們“過去曾經信仰、陶醉並努力追求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審美理想等，現在看來是那樣的幼稚、荒謬、可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紛紛把目光轉向自我，覺得只有個人的精神自由、甚至個人的感官享受等，才是唯一實在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23］。如彭宗孟《戊午元旦》一詩，他為了減輕楚地百姓的賦稅負擔，與朝廷據理力爭，但反而忤旨遭切責，原本的人生理想和儒家正統價值理念在現實政治環境的打擊下漸趨崩塌，因而他只能將目光轉向自我的自由，尋求出世歸隱的道路。而他親近僧道、習悟佛理，正是這種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出世傾向的、尋求自我的浪漫主義文學，恰與符合傳統儒家價值理念的、追求積極入世的復古派文學，成為晚明文學的兩大主流。受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影響的詩人們“大量詠歎佛道思想，高談學佛學道的心得體會，以至形成一種時代風尚”［24］，當然，在此並不是說彭宗孟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晚明浪漫主義詩人，而是說浪漫主義因其所處的政治環境和心境的變化，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他，成了他詩作的主要風格之一。同時，不獨齊楚浙黨成員的詩風，但凡陷入晚明黨爭的詩人作家，其作品亦大多存在浪漫主義風格因素，這是時代的印記，雖然東林黨人在傳統觀念中多是心繫天下之臣，但他們的詩作中也有不少親近佛道，嚮往避世歸隱、目光轉向自我的浪漫主義元素。
（二）對黨爭的不滿與憤懣之情
彭宗孟身處晚明黨爭的漩渦之中，並身受黨爭之害，他在詩中也多有反映其對黨爭的不滿與憤懣之情，這也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顯著特徵，亦是晚明特定歷史時代中，許多被捲入黨爭計程車大夫們或多或少所共有的心境和詩文創作主題。如果說親近僧道、嚮往歸隱成就了彭宗孟浪漫主義詩歌的創作，那麼對黨爭不滿心緒的流露，則體現出他對世事的關切與無奈。而對現實政治的關切與無奈，又與從治平天下的理想回歸關注自我的浪漫主義創作傾向密切相關。
彭宗孟詩中明顯流露出黨爭與仕宦糾葛者，大多創作於其出仕階段。有五律《與周聲仲談呂年兄事有感》，七律《放劇園亭客有促餘赴留銓任者答賦》《除夕謝丈見枉訝餘歲事冷寂拈韻答之》《候補久格自嘲》與《賀孝延進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筆贈之》。其中大多出自七律部分，而在彭宗孟的詩作中，由於七律數量佔比最大，因此也傾注了彭宗孟最多的創作精力。彭宗孟雖然沒有對其七律詩進行有意識的編年，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從彭宗孟趕考抵京的萬曆二十八年（1600）作《庚子除夕抵都門與劉少彝相勞》一詩後，歷經十八年，直到萬曆四十六年（1618）辭官，作《戊午元旦》一詩，之間或有告假暫歸，但總體來看都是處於出仕階段，而彭宗孟亦往往會在這些年的元旦和除夕作詩紀念，無意中給詩作進行了編年。從詩集中可以看出，彭宗孟在出仕階段皆有詩紀念每年的元旦和除夕，而在此階段的其他詩作大多夾於元旦和除夕詩之間，因而編年較為容易。當彭宗孟致仕歸隱之後，有明確紀年的詩僅有《丙寅元旦》《丁卯除夕守歲》和《戊辰元旦立春今上改元》三首，趕考抵京之前則未有紀年之詩。所以，《放劇園亭客有促餘赴留銓任者答賦》一詩位於《己酉元旦立春》與《己酉除夕》之間；《除夕謝丈見枉訝餘歲事冷寂拈韻答之》一詩位於《己酉除夕》與《庚戌元旦》之間，可知亦作於己酉除夕當日；《候補久格自嘲》和《賀孝延進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筆贈之》二詩皆位於《辛亥元旦》與《辛亥除夕表弟賀孝延比部過集》之間，可見這些詩都是彭宗孟出仕階段對朝政的心得體會。而五律《與周聲仲談呂年兄事有感》一詩，從詩題可知亦是作於中進士以後。
其中《與周聲仲談呂年兄事有感》一詩就反映了一場晚明激烈的黨爭。事關浙黨領袖沈一貫，而同為浙黨的彭宗孟自然也不能免，此詩即其黨爭心境的吐露：
吏議關何事，時清忌楚吟。右文元盛世，薄技悔童心。
避去名都盡，藏來器自深。非君能顧曲，不敢覓知音。
彭宗孟是歸屬於浙黨陣營的，而浙黨的建立人就是沈一貫，史載晚明“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25］。彭宗孟萬曆二十九年（1601）中進士，此年九月，沈一貫即進位為內閣首輔，史載“會志皋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皋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26］。其實按《明史·宰輔年表》，自從萬曆二十六年（1598）內閣次輔張位罷官閒住，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九月趙志皋病卒，內閣中僅有輔臣趙志皋和沈一貫兩人，而趙志皋一直處於養病狀態［27］，遂導致“事皆取決於一貫”，即擁有了等同於內閣首輔的實權，因而作為浙江同鄉的彭宗孟得以在此時中進士，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他曾受到沈一貫直接或間接的提攜，但於沈一貫掌權時中進士，後又歸屬於以沈一貫為首的浙黨集團，其中亦不可謂沒有淵源。
在詩歌首句“吏議關何事，時清忌楚吟”中，就暗藏著激烈的黨爭情況。從詩歌的創作時間來看，詩中所指的黨爭事件應當是以萬曆三十三年（1605）之乙巳京察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衝突［28］，在此番黨爭活動中，以沈一貫為首的浙黨成員與政敵們發生了激烈的對抗。所謂京察，就是對官員的定期考核，因此官員的升降沉浮皆繫於此，京察制度自明憲宗成化年間始，到萬曆年間已成定製，一般每六年進行一次，逢巳、亥之年即行京察。由於京察關乎官員的沉浮去留，萬曆中期以後，京察制度就被黨爭雙方所利用，成了打擊敵對勢力的政治武器。
乙巳京察中黨爭的導火線源於“楚王案”，史載：“（萬曆）三十一年（1603），楚府鎮國將軍華趆訐楚王華奎為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數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趆欺罔四罪疏。（郭）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並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皋、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趆等皆得罪。”［29］郭正域是另一位閣臣沈鯉的親信，二人都與東林黨人相交頗厚，認同於東林黨的政見，因此與浙黨為敵。郭正域與沈鯉本欲借“楚王案”打擊沈一貫，卻遭浙黨反攻，最終以沈一貫全勝告終，遂心有不甘，欲借乙巳京察再度出手。京察由沈鯉親信溫純主持，史載：“始，都御史溫純劾御史於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鬥為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鬥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歲至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楊）時喬主其事，夢皋、兆鬥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眾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為公論所與。彈劾日眾，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1606）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30］黨爭的結果是沈一貫與沈鯉兩敗俱傷。
現存史料中雖尚未找到彭宗孟在乙巳京察中遭到打擊的記載，但他作為沈一貫浙黨成員，親歷了激烈的黨爭，目睹了沈一貫之敗與朝局的動盪，發出“吏議關何事，時清忌楚吟”的慨嘆，借楚吟以表對黨爭的不滿與哀怨之情。但彭宗孟作為一位正直計程車大夫，雖然面臨著被政敵借京察以打擊的危險，卻依舊以豁達磊落之心面對吏議。這種哀怨與豁達相交織的情感，正是彭宗孟身處黨爭中的真實心境寫照，最後只能是“避去名都盡，藏來器自深。非君能顧曲，不敢覓知音”，放下心中的抱負，走向避世的林泉，感嘆知音難覓、世事多艱，借詩歌來宣洩一腔無奈與糾結。因此，彭宗孟詩中凡涉及黨爭者，多少會帶有一些憤懣避世的情緒。又如《放劇園亭客有促餘赴留銓任者答賦》一詩：
春來花信即佳期，況值君恩賜沐時。池上官行為白鷺，林中鼓吹是黃鸝。
飛觴糺政調繁簡，較局佔材第正奇。我自家園多閥閱，肯容捷徑使人疑？
面對同僚們催促自己赴任，彭宗孟並沒有感到欣喜，反而覺得朝中黨爭官員如同聒噪的黃鸝，使自己煩擾。同時，雖然家鄉浙江出了許多朝廷公卿，並形成了勢力龐大的浙黨，但自己卻不想被捲入其中。黨爭中官員們的進退，往往與自己所在的黨派榮辱與共，因此如果出仕，也往往會被認為靠己黨勢力而進，彭宗孟已經厭煩了黨爭，不願意被黨爭左右自己的仕途，因此說出了“我自家園多閥閱，肯容捷徑使人疑”之語，無奈與不平之情躍然紙上。面對逼人的黨爭形勢，彭宗孟只能感嘆“年華欲煥任難攀，那遣塵氛到石關。幽興轉於為圃熟，野情只解看雲還”［31］與“移官我亦曾南國，悔落京塵逐路歧”［32］。萬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浙黨隨著沈一貫罷歸而漸趨失勢，京察大權落入東林黨手中，於是對浙黨成員進行打擊，彭宗孟自然受到波及，但他依然以豁達與不屑的心境冷對黨爭，於當年作《候補久格自嘲》，將不滿與憤懣隨著嬉笑怒罵宣洩出來：
虛傳漢使闢循良，啟事高天正渺茫。未許蹇材供攬轡，可能凡鳥遂鳴陽。
客衣謝臘都堪典，旅食經春漸不償。方朔遇來應大笑，輸他月來更空囊。
彭宗孟的內心深處是厭惡黨爭的，但又無奈被捲入了黨爭之中。他所交遊之人中有齊楚浙黨成員，也有東林黨成員，他只想做一個為國為民的官員，不想在黨爭中耗盡光陰與才華。他複雜矛盾的心路歷程，也只有透過自己的詩作得以表露，一個真實的彭宗孟，與傳統史家眼中“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之徒大相徑庭。
（三）對彭孫遹詩風的影響
在黨爭漩渦中沉浮的彭宗孟，雖然對仕途的抱負漸漸幻滅了，但作為文人士大夫的他，依然注重對家族後輩們的教育和培養。特別是在他的孫輩中，出了彭孫貽和彭孫遹堂兄弟，彭孫貽長於史學，而在文學上，則彭孫遹的成就較為顯著。彭孫遹於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第一名，官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史》館總裁，成為清初文壇上的一代領袖人物。關於祖父對鄉人親族學養的深刻影響，彭孫遹曾在《重修海鹽學宮序》一文中回憶道：“竊念自祖父以來，由鄉校以賓興於國者，於今蓋三世矣，其沐浴於學校之澤者，不可謂不深且厚矣。”［33］特別是對自己的子孫，從彭宗孟詩《病中聞龍孫［34］誦書聲誌喜》中，即可見其殷殷關切之情：
臥病秋廖寂，書聲落枕邊。送年惟藥裡，問產只經傳。
顧我慚貽厥，因之獨莞然。會當催起色，述祖佇新篇。
聽到自己孫輩的誦書聲，甚至感到病情恢復都有了起色，可見心情之愉悅。彭孫遹亦在《盤城遊草序》中說：“然予竊有以為龍孫慰者，予家自侍御公以風流被服，兄弟姑姊妹若而人，才質皆不後於人。”［35］海鹽彭氏後輩學養的積累，彭宗孟實導其先，功不可沒。
彭宗孟由於詩集長期湮沒，未受到學界重視，因此少有對他詩風的總結與評述。但從受其影響頗深的彭孫遹詩中，或可梳理出海鹽彭氏自彭宗孟以來的詩風傳承。對彭孫遹的詩風，歷來認為是頗具唐風的。如清初鄧漢儀《慎墨堂詩話》評價彭孫遹的詩風道：“羨門麗秀逸之才，茲為應制，亦復雲霞珠玉，搖筆而生。能不以延清見許。”［36］延清即唐初宮廷詩人宋之問的字，鄧漢儀認為彭孫遹的應制詩不讓唐人宋之問，亦可證明彭孫遹詩作唐風馥郁。又王士禛《漁洋詩話》評彭孫遹詩風道：“餘嘗喜諷誦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37］將彭孫遹比作中唐著名詩人劉長卿和郎士元，亦可見彭孫遹之詩頗宗唐風。且《兩浙詩話》載：“羨門工詩詞，與新城王阮亭齊名，時有‘彭王’之稱。”［38］王士禛在清初力倡“神韻說”，是宗唐的一代詩壇盟主，彭孫遹與他齊名，亦可知其詩風之旨歸。
彭孫遹詩風宗唐，應當是受到了彭宗孟這位家族文脈始祖的影響。雖然有關彭宗孟詩風的直接記述很少，但亦可從彭宗孟詩作中讀出一絲唐風。關於明末清初詩壇的宗向問題，大致有唐宋之爭，而唐宋詩風之別，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已明確指出：“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珀，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39］綜觀彭宗孟詩，但凡詠物寫景，總以吟詠意象為尚，並未在詩中以文字、才學和議論相標榜，韻律流暢且不喜用典，可見與宋人詩風是存在明顯區別的。如七絕《途中雜詠（其二）》一詩：
草滿芳堤花滿林，捲簾春思曉來深。貪看四面青山色，忘卻衣衫雨半侵。
不僅意向蘊藉，意在言外，毫無議論用典之桎梏。且首句亦可看出受到了唐代李白名作《清平調》中句“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影響。現在雖很難找到彭宗孟詩風宗向的直接證據，但從他現存詩作來看，其詩風近唐而遠宋，當屬可證。也正因為彭宗孟如此之詩風，才對其孫彭孫遹產生了較深的影響。
四、結語
透過對彭宗孟《侍御公詩集》文字的解讀和考索，一個在傳統史家眼中的政治人物，漸漸變得立體而清晰了起來。那個“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的浙黨成員，他的交遊、詩文風格以及內心真實情感，幫助我們得以將一個東林黨對立面的黨爭官員迴歸到一個傳統文人士大夫的本位上進行審視與研究。讓我們對齊楚浙昆宣黨成員，乃至閹黨成員有一個更為客觀全面的瞭解。當然，這一切依然有待學界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關注與研究。
［1］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6161頁。
［2］張廷玉等：《明史》，第7115頁。
［3］按潘光旦所列“海鹽彭氏家族世系表”，彭宗孟生子彭期生，彭期生生子彭孫貽。另，彭宗孟復有子彭原廣，彭原廣生子彭孫遹，下文中還將提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19頁）。
［4］彭孫貽、童申祉：《〔康熙〕海鹽縣誌》，上海書店，1993年，第224頁。
［5］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82頁。
［6］彭宗孟：《侍御公詩集》，遼寧省圖書館藏羅振玉舊藏清抄本，卷末。
［7］楊廷福、楊同甫：《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4頁。
［8］按，趙連城在其所著《豹隱堂集》中作者題名為“趙蓮城”，可知本為一人，現統一從“趙連城”之名。
［9］詩題中“茅玉英”真名未詳，但可知此詩是彭宗孟寫給進士同年的，而與彭宗孟萬曆二十九年（1601）同榜進士中，茅姓者唯有茅瑞徵一人，故推斷茅玉英即茅瑞徵。
［10］張廷玉等：《明史》，第6161頁，有“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
［11］張廷玉等：《明史》，第7846頁，有“自秉謙、廣微當國，政歸忠賢。”
［12］張廷玉等：《明史》，第6161頁，有“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第6163頁有“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第6825頁有“都御史唐世濟薦霍維華”，霍維華為崇禎帝欽定閹黨逆案中人，可知唐世濟與閹黨成員霍維華亦有交情。第7933頁“而（溫）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御史史範、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為腹心”，可知唐世濟以為溫體仁集團重要成員。
［13］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下），魏廣微中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同屬閹黨的毛一鷺與其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84頁。
［14］詩有“漫說彭籛多道術，何如弘景有丹方”句。
［15］詩有“擬向此中攜室住，重來異境恐難求”句。
［16］詩有“但得勝遊常借客，不須歸辦買山錢”句。
［17］詩有“近日耕餘人足否，再從父老話桑麻”句。
［18］詩有“幽興轉於為圃熟，野情只解看雲還”句。
［19］詩有“賴是偶容藏拙日，寂寥偏愛子云居”句。
［20］詩有“巴峽春回江漲急，家山雪後海雲低。萋萋莫賦王孫草，擬辦輕帆下五湖”句。又有自注曰：“餘以疏免藩田，蒙恩罰治切責，尚未得代，往遇歲節，請代多得旨。”可見彭宗孟思歸心切。又王彬修，徐用儀纂《〔光緒〕海鹽縣誌》，《中國地方誌整合·浙江府縣誌輯》，上海書店，1993年，第838頁載：“（彭宗孟）巡按湖廣，糾參承天守備內監杜茂，故縱爪牙盜葬顯陵山麓，內為之斂焰。福藩膳田多派楚省，額數不足部檄，括廢藩產，宗孟疏爭括地非祖制，奉旨切責，再上疏，奪俸。司道懼欲加楚賦以充額，宗孟曰：‘異日就封者以為例，楚賦將日重，使者寧以身任責。’三上疏爭之，神宗稍悟，終不加譴。施秉苗與民爭田，哄黔撫張鶴鳴，檄楚師夾剿，公屢與爭，謂黔患在仲苗，彼施秉黑苗爭田小哄，一有司事耳，未可騷動全楚。黔撫怒，上疏憤詬，楚師終不出，施秉苗旋戢黔，後果發難仲苗。乙卯，贈解額，藩司請加徵，宗孟曰：‘民力竭矣，豈可再加括贖鍰充之？’是年各省俱加賦，楚獨否。向來巡方幣歲，瓜期易人更代，神宗末年倦勤，叢脞章奏鮮所報可，即棘試多愆期焉。宗孟既以膳田忤旨，請代疏屢上，候命四年，留中竟不下，仍以親老乞歸，拜疏即行。”可見彭宗孟為民謀利反遭切責，致使其灰心而尋求棄官歸隱。
［21］詩有“佔得人間丘壑長，不妨巢許買青山”句。
［22］詩有“壯志久摒非伏驥，童心難遣是雕蟲。人疑幻跡藏名外，老愛閒身習懶中”句。
［23］廖可斌：《明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399頁。
［24］廖可斌：《明代文學思潮史》，第496頁。
［25］張廷玉等：《明史》，第5758頁。
［26］張廷玉等：《明史》，第5756頁。
［27］張廷玉等：《明史》，第3372頁。
［28］《與周聲仲談呂年兄事有感》的前一首詩《過周聲仲年兄夜話奉和（其二）》中有句“千里懷人夢，三年去國思”，“去國”一詞可理解為離開都城，也可理解為離開家鄉。彭宗孟萬曆二十八年（1600）除夕入京參加科舉考試，次年中進士。按《〔光緒〕海鹽縣誌》：“萬曆庚子、辛丑聯捷成進士，謁選得朝城縣”（《中國地方誌整合·浙江府縣誌輯》，上海書店，1993年，第838頁）。由此可知彭宗孟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赴任朝城縣令。因此無論是離開都城還是家鄉，當萬曆三十三年（1605）乙巳京察之時，三年之數皆可成立。且《與周聲仲談呂年兄事有感》與《過周聲仲年兄夜話奉和（兩首）》依次排列，交遊人物亦相同，可以推斷其創作時間不會相隔太久，此詩作於乙巳京察前後當屬無疑。
［29］張廷玉等：《明史》，第5758頁。
［30］張廷玉等：《明史》，第5758—5759頁。
［31］語出彭宗孟詩《除夕謝丈見枉訝餘歲事冷寂拈韻答之》。
［32］語出彭宗孟詩《賀孝延進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筆贈之》。
［33］彭孫遹撰，霍希勝點校：《彭孫遹集》（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7頁。
［34］龍孫，即陳遇辰的字，陳遇辰亦海鹽人氏，陳、彭兩家為姻親世交。按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海鹽彭氏家族世系表”所列，彭孫婧與彭孫遹同為彭宗孟子彭原廣與妻劉氏所出，而陳遇辰之妻即為彭宗婧，因此陳遇辰乃彭孫遹的姐夫。兩家既為姻親世交，故陳遇辰自幼與彭家孫輩子女多有往來，受到彭宗孟的影響，被當做孫輩一樣教養。
［35］彭孫遹撰，霍希勝點校：《彭孫遹集》（中），第489頁。
［36］鄧漢儀撰，陸林、王卓華點校：《慎墨堂詩話》（四），中華書局，2017年，第1522頁。
［37］王士禛撰，丁福保彙輯：《漁洋詩話》，《清詩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1頁。
［38］陶元藻編，俞志慧點校：《全浙詩話》（下），中華書局，2013年，第1212頁。
［39］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26頁。
注：本文發表於《文獻》2021第2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黃成蔚老師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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