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字在這裡解釋為僱傭，缺地或失地的農民為他人庸耕的現象由來已久。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涉就“嘗與人傭耕”。而流民為人庸作，也應該是很常見的。據《漢書·王子侯表》記載，“元鼎五年，侯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為保，殺人，免。”師古曰：“脫亡名數，謂不佔戶籍也。以此人為庸保，而又別殺人也。”這條材料中，脫亡名數者指的無疑就是流民，這是流民在王侯家做庸保的記載。西漢中後期，隨著土地兼併現象的劇烈發展，大量自耕農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選擇為擁有大量土地的豪家大族庸耕。
關於這一現象
陳湯曾指出“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在役使的貧民當中，應該也不乏流民的存在。昭帝曾說道：“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據《漢書·昭帝紀》註解釋，流庸即指“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者。西漢既然出現“流庸”一詞，可見當時必然在社會上存在這樣一個群體。另外，還有部分百姓迫於生計，流入豪強大家淪為附庸、奴婢。在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之前，冶鐵煮鹽之事多為豪強大族所獨攬，為了招攬大量勞動者，“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為之。王莽在位期間，屢次挑起與邊塞鄰國的爭端，導致邊民生活苦不堪言，“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
流亡塞外
西漢時期，漢人流亡塞外的現象屢見不鮮。如因政治原因被迫亡走的，“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這是武帝征伐朝鮮前，對形勢的分析，並指出朝鮮的一項罪狀是“所誘漢亡人滋多”。漢元帝在討論罷邊塞事與否時，候應反對罷邊塞，並列舉了十條原因。其中有三條指明瞭當時漢人亡入匈奴的大致情況“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威，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可見，當時不僅邊地貧苦百姓會由於生活所迫，流亡匈奴，連內郡的盜賊流人也有亡走北出的情況。王莽統治時期，王莽徵發高句驪士兵抵擋匈奴，士兵不願，於是“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官府的強壓擺佈，也是致使百姓流亡出塞的因素之一。
流往江淮以南、關中等能維持生存之地
一般情況下，流民數量遽然猛增的現象往往出現在自然災害之後。尤其是水旱災害連年出現的時候，在受災頻繁地生活的農民迫於生計，不得不考慮轉徙他鄉。在國家控制力強的時候，國家尚可將災民的遷徙納入控制之中。倘若是在國家紛亂的多事之秋，中央政府也自是自顧不暇，只能先任由災民先自由流散。元鼎二年，武帝下詔允許“山東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並“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
從這條記載看，表面上是武帝允許饑民流食江淮間，實際上應該也是饑民之前有自發流亡江淮謀求生機的行為，才使得武帝順水推舟的同意下來並順勢加以控制。此外，江淮以南，遠離京師。正所謂“天高皇帝遠”，因此江淮地區也是罪犯亡命的奔逃地之一。如吳王劉濞為加強自身實力，開發豫章郡銅山，便“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流民流向關中地區的現象，在西漢前期並不多見。
因為在西漢初期，實行的是郡國並行的管理模式，封國都處關東的六國故地，關中與關東的對立關係還是比較突出的。當初劉敬勸說高祖遷都長安，提到都關中的優勢是地形優越，易守難攻，假使關東諸侯有變，可以“阻三面而守，獨一面以東制諸侯”。在這種情況下，除非皇帝下詔，普通百姓是不可輕易在關中與關東間流竄的。到西漢中後期，諸侯王問題基本解決，關中與關東的對立關係逐漸鬆動。兩區域間的人員流動控制也不像之前那般嚴格。
關中地區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四通八達，農業發展水平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關東地區農業發展水平也很高，但是山東災荒頻仍，常常歲比不登，生活無著的災民無奈四處逃荒。在政府放鬆了入關限制後，關中地區成為了山東災民尋求生路的選擇之一。漢成帝統治時期就有多次流民流入關中的記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流民入函谷關”。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關東大水，流民經函谷關、天井、壺口、五阮關進入關中和山西地區”。
遁入山澤間
逃亡隱入山林潛伏是流民流向中最值得關注的方面。此流向多出現在國家混亂，政府控制力衰弱的時候。在秦朝末年，山林川澤地帶是流民的彙集之處。這些隱藏在山澤間的流民，往往也是農民起義的主力軍。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就是一個代表人物。當年，劉邦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西漢農民破產後，也有一部分流民逃亡之山林之中。流民亡入山林現象主要集中於漢武帝統治後期以及成帝以後。漢武帝統治中後期，由於國家花費太多精力在開疆擴土上，對於流民問題的處理往往有心無力、難以及時到位。
因此，在武帝統治後期發生了很多次由藏匿於山澤間的流亡之徒組織在一起的小規模的武裝鬥爭。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其後奸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當時，“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滷鄉里者不可稱數”。為此，武帝派光祿大夫範昆等人發兵鎮壓，“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
結語：
由此可見，在武帝統治後期，這類的流民聚集山林為禍鄉里比較普遍。自成帝后，流民佔山進行武裝鬥爭的現象更加頻繁。據《漢書·王尊傳》記載“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廣漢群盜起”、益州刺史孫寶“親入山谷，諭告群盜”。到王莽時期，流民浪潮越發洶湧澎湃，建國三年（公元11年），“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幷州，平州尤甚” 、天鳳六年（公元19年），“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這些流民多因饑饉、生活無著而在山林川澤中聚集求生。隨著西漢國勢的衰微，政治也越發黑暗，這部分流民後來陸續加入綠林、赤眉軍起義，成為推翻漢朝統治的主力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