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修水利，建倉積粟以備荒年。通觀西漢整個時代的流民潮，其爆發出來往往都與自然災害有一定關聯。如武帝時，“山東水旱，貧民流徙”、成帝時，“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平帝時，“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水旱災害與農業息息相關，因此做好防災備災工作是很有必要的。為了能及時安撫災民，減少其轉變為流民的機會，統治者吸取經驗採取提前防範措施，如新修水利工程、治理河患、積穀建倉等。“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為了擴大農田灌溉面積，西漢時期新修了很多水利工程。

元鼎六年

漢武帝在左內史兒寬的建議下同意開鑿六輔渠，希望藉此來增益鄭國高卬之田的水利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趙中大夫白公奏請在故鄭國渠附近再穿一渠，即太始三年所開之白渠。兩渠開鑿後，效果顯著，農田受灌溉面積得到大大的提升，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以擴大灌溉面積為目的的開渠外，便利漕運也是國家開鑿新渠的誘因之一。如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農鄭當時建議修建的漕渠，就是以便利關東漕粟至長安為主要目的的。

漕渠穿三歲而通，大大的便利了漕運，同時也使渠下之民得到了灌溉之便。由此可見，在河渠開鑿得當的情況下，是可以達到利國利民的效果的。在漢武帝統治時期，出現了新修水利工程的高潮，除了上面提到的六輔渠、白渠、漕渠外，還有龍首渠、成國渠、靈軹渠等。治理黃河是漢代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黃河中下游屢次決口，造成關東多地水災頻仍，嚴重的危害了自耕農的生活。為了減少河患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西漢多位皇帝都對黃河進行了治理。起初，治理黃河的主要方式以塞為主，如漢文帝時期，河決於酸棗，衝潰堤岸，於是文帝下旨令“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元光年間

河決於瓠子，河水四散，武帝乃命汲黯、鄭當時調集10萬餘士卒進行塞堵。不久後，塞堵之處又被毀壞。於是漢武帝聽從了武安侯田蚡 “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的建議，在此後二十餘年不再以塞堵的方式治理河患。田蚡反對用塞堵的方式治理河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出發點只是為了保護自己食邑之地不受河患侵擾，因此他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解決措施。在武帝放任河患的二十年間，黃河的泛濫極大的破壞了關東地區經濟的發展，“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為此，武帝不得不再次將治理河患事業提上日程。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再次興士卒塞瓠子之決口。為了表示對河患的重視，漢武帝“自臨決河”，並在瓠子決口處修築了一座宮殿，命名為“宣防”宮。此後，治理黃河的主要途徑有了新的思路——由以塞為主到順其自然因勢利導為主。這種思路的轉變，使治河事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年武帝復塞瓠子之決口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道”字型現了治河理念的科學化，改塞為道，順應了自然之法。漢武帝以後，黃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災後災民能否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直接關係著災民今後生活的走向，政府是實施救助的主體。

政府必須要在平時就建立備荒的準備

重視糧食的積累，在各地廣修糧倉以備水旱。西漢時期比較著名的糧倉包括敖倉、太倉、京師倉等，平時透過漕運等途徑儲存大量糧食，以備災荒。敖倉修建最早，在西漢建立以前就起過“天下轉輸”的作用。漢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修敖倉”，擴大了敖倉建築規模，惠及京師。關東地區透過漕運輸入太倉的糧食數量巨大，到武帝初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太倉豐富的糧食儲備不僅能為京師貴族上層官員提供糧食保障，同時也為災荒救濟提供給了必要的物資儲備。

結語：

除了中央在京師附近建立的糧倉外，地方政府也各郡國區域興建了不少的中小型糧倉。如漢武帝元狩四年爆發的山東水災，就是依靠“虛郡國倉廩以振貧”。除了有國家掌控的國家糧倉外，漢代的民間倉儲也很多。相對與國家糧倉而言，民間糧倉規模雖小，但是其對災害的救助卻比卻糧倉要更為及時，縮短了糧食運轉時間。漢宣帝在位時期，魏相就提出“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兇災”，倡導民間有計劃的儲糧以備災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