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朝宗室子弟如同其他南方士人一樣，悉數被遷往關中。隋文帝似乎沒有晉武帝司馬炎之度量，陳朝宗室子弟非但沒有封爵，反而被髮配荒涼之地。陳後主於開皇十四年才得以“修其祭祀”。至於其他宗室子弟“並配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

對過慣了錦衣玉食的皇室子弟而言，隴右河西的生活極其艱辛，甚至客死隴右訶西諸州。唯有原晉熙王陳叔文一人因先期投降隋軍而受任用。對宗室成員的處置，足以彰顯出一個帝王的政治理念，隋文帝貶黜陳朝宗室子弟，無疑與虯環柔江表”的願望背道而馳，更是凸顯出文帝朝嚴重的猜忌政治。

南方政治集團整體衰微的緣由

“關中本位“意識形態之影響所謂“關中本位”就是指“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儲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是泰以少數鮮卑化之六鎮民族竄割關隴一隅之地，而欲與山東之高歡及舊承江左之蕭氏爭霸，非別樹一幟，以關中地域為本位，融洽胡漢為一體，以自別於洛陽、建鄴或江陵文化勢力之外，則無以樹其群眾自信之心理”。

“關中本位”主要目的是“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藉，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一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於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內安反側，外御強鄰。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

對“關中本位”的解釋中

我們可以看出，“關中本位”的意識形態，其根本目的是維護關隴集團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絕對壟斷權，徹徹底底地維護關隴集團根本利益，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的本質特徵。毫無疑問，“關中本位”的排他性主要是針對山東、江南文化的，尤其是針對江南的。早在北周時期，江南文化就在其統治區域迅速風靡與傳播，使得統治者深感不安，他們不願失去關隴集團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固有的話語權。

隋朝承繼北周政權，其統治者的核心人物皆屬關隴集團，他們的代表隋文帝更是徹徹底底的關隴集團成員。楊堅代周建隋，出於維護本集團利益訴求的目的，全盤繼承了北周的“關中本位”文化政策，他親眼目睹了這一文化政策的有效性，體會到了其強大的戰鬥力。從楊堅本人來說，其文化修養並不高，史言“素無術學”，“不悅詩書”圓；《隋書·音樂志》也言“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文化素養不高，導致他在對待先進文化時顯得過於保守，很難接受其他的意識形態。

頑固地恪守關中本位主義

存在嚴重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北方是軍事領域內的勝利者，贏得了政治的正統地位，在文化上卻要反過來被南方所征服，這是關隴集團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們理智上認同南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情感上卻極度貶低南方政治人物。這種情感上的高傲心態在政治上表現為極力壓制南方政治集團，以便他們在軍事和政治上佔有絕對的優越性，來彌補文化上的失落感。意識形態的“關中本位”化，在政治領域內的表現便是完全依靠關隴集團人物，排斥其他政治集團。南方政治集團原為敵國之勢力，關隴集團天然地對他們存有戒心，這也是長期分裂的結果。

結束：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同樣亦加重了南方政治集團對隋朝的疏遠感。政治高位完全被關隴集團所壟斷，導致南方政治集團無法晉身政治高層。隋文帝又是恪守這一意識形態的頑固者，這就使得南方政治集團在文帝朝整體得不到重用，呈現衰微之狀態。對南方士人來說，中央政權的關中本位化，導致他們在內心深處產生了對隋王朝的反感。他們這些來自先進文化地區的人，無法接受粗糙文化的統治，致使一部分南方士人甘願留在地方，失去了對政治仕途的興趣。更多的卻是因這一意識形態的封閉性和排他性，被堵在了政治權力中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