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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德國的經驗是及早分流

文丨陳英、錢伯彥(介面新聞特約撰稿人,常住德國)

近來,有關職業教育的討論屢屢登上熱門議題榜單。6月初,《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下稱“修訂草案”)初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這也是該法自1996年施行以來首次大修。如何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工業立國的德國就以其優質的職業教育而聞名。作為德國教育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職業教育在德國社會人才輸送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如何平衡職業教育與學術教育,並向社會輸送對應資質的人才,滿足社會勞動力的需求?這個問題在德國的答案是:及早的分流。

德國通行的是12年制義務教育,而其分流制度則貫穿了整個教育階段。

對於德國學齡兒童而言,最關鍵的一次分流,即是接受學術教育還是職業教育,早在10歲左右便已經有了定論。

除柏林和勃蘭登堡州之外的德國絕大多數聯邦州與地區,小學學制均為四年制。在小學階段的最後一年,學校會評估每位學生的核心科目成績、學科表現以及綜合表現。其中的核心科目主要包括德語、數學以及科學,學科表現則包括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自主學習能力、專注力以及全域性性思考能力等,而課堂表現具體反映在學生能否友好與同學相處、公平待人、與人合作、助人為樂等。在做出綜合評估後,學校會為每位學生出具一份擇校建議,而學生父母原則上應當根據該擇校建議為子女選擇合適的中學就讀。

德國的中學教育體系可以大致分為四類:文理中學(Gymnasium)、綜合中學(Gesamtschule)、實科中學(Realschule)以及職業預科(Hauptschule)。其中,文理中學以及綜合中學文理班的學生會在之後的學習階段加強接受學術教育並有資格參考高考,另外兩類學校學生的教育規劃則著重加強職業教育,不對學術教育做出要求,原則上此類學生亦沒有以應屆生參加德國高考的資格。

根據德國教育與科研部(bmbf)的資料,2018年全德八年級學生的人數分佈為:職業預科佔比9%,實科中學佔比19%,職業預科和實科混合制中學佔比13%,包含了職業預科班、實科中學班和文理班的綜合中學佔比21%,而完全以學術教育立校的文理中學學生佔比僅為38%。

這也意味著,接受學術教育,即我國教育體制中相對應的“普通中學”教育的學生佔比不到50%。

德國教育體制概覽。圖源:德國聯邦教育署bpb

相較於文理中學,實科中學與職業預科的課程設定大致相同,但教授內容相對簡單,且涉及的知識面較窄,課程壓力較為輕鬆。在9年級或10年級,所有成績合格的學生均能取得對應中學的畢業證書。拿到職業預科畢業證書以及實科中學畢業證書的學生將進入中等職業學校學習。

其中,對於在實科中學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少部分學生,仍將有機會透過考試轉入文理中學或綜合中學文理班繼續就讀高中階段、重回學術教育軌道,他們的學習路徑將與文理中學學生合流,並在第12或13年級取得高中畢業證書和高等教育入學資格,參加德國高考並有機會進入大學。而對於絕大多數剩餘的進入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而言,他們則將面對廣泛的職業培訓選擇。

德國對於未成年學徒工的職業培訓方向高達340餘種,對於僅取得了職業預科畢業證書(Hauptschulabschluss)的學生而言,包括了餐飲服務、護理、理髮、園藝、倉儲、機電以及監獄管理人員等;而對於取得了實科中學畢業證書(Realschulabschluss)的學生,其選擇範圍則進一步擴大,包括了美容、藥房、酒店管理、秘書以及醫療/工業/製藥領域專業技術人員等崗位。

這一職業培訓一般持續時間為1至3年,既可以透過全日制的學校教育開展,也可以透過“雙元制教育”的模式開展。

所謂的“雙元制教育”,即同時開展偏重理論的職業教育和偏重實操的職業培訓。在培訓期間,學生不僅需要在職業學校裡完成職業教育,還要作為學徒在企業中完成相應的職業培訓。企業會根據未成年人勞動法向學生支付相應的勞動報酬,並給予適當的年假。

在此期間,遍佈德國各地的79個德國工商業聯合會(IHK)則會負責起草學徒與企業之間的合同、解決學徒與企業間可能存在的糾紛等問題,並在學徒完成培訓後對其展開考試(通常包括筆試和口試)。當學生在完成了雙元制教育並透過所有考試後,將會得到職業學校的畢業證書、德國工商業聯合會頒發的執業證書及企業出具的工作證明。

對於德國企業而言,雙元制教育的存在可以幫助企業彌補用工缺口。企業在當地註冊後,便會自動加入德國工商業聯合會,企業可以透過各類渠道釋出招收學徒啟事,並對申請者進行篩選。

德國各大連鎖超市、德國鐵路以及各個城市的公交系統、國家控股企業、德國DAX企業如戴姆勒、安聯保險以及德國的大多數醫院等機構每年都會招收大量的學徒工。學生在企業中完成學徒培訓以後,也有相當高的機率直接留在培訓企業任職。

根據德國統計網站Statista的資料,企業在完成對於學徒工的培訓後將其留用的機率在2019年達76。5%。正是這種培訓系統和就業系統之間的密切聯絡,使得德國的青年失業率非常低,並被社會普遍認為是確保勞動力供應以及將培訓系統成功過渡到勞動力市場的優秀解決方案。

1999-2019

年期間德國企業對於學徒工留用機率。圖源:statista

德國對職業教育的重視不僅僅體現在沒有機會走上學術教育路徑的“被分流者”。

即使是接受了學術教育的文理中學學生,在高中升入大學階段也可以再次選擇是進入以研究為主要目的的綜合類大學,還是以職業發展為主要目的應用技術類大學,甚至還可以跳過大學階段直接進入職業教育。

在這三類選擇中,綜合類大學以教授理論知識為重,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以及創新能力;應用類大學則偏重實踐,教授內容以學生未來就業時需要使用的技能為主,大學期間的實踐或實習要求甚至可以高達五次之多;而針對已經進入高等進度年滿18歲的成年人可以開展的職業教育則選擇更多,與未成年學徒工可以選擇的職業相比,更增加了如助產士、飛行員等職業。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在2008/09年冬季學期,德國共計394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中包含了104所綜合類大學、6所教育類高校、14所神學院、51所藝術類高校以及189所應用技術類大學和30所行政技術類院校。

不過,正如德國中學階段分流過程中仍存在著職業教育與學術教育流通的管道一樣,綜合類大學與應用技術類大學的區分同樣並不僵化。

應用技術類大學完成本科學習的畢業生們在成績和條件達標的情況下,本科畢業後依然可以申請前往綜合類大學就讀碩士。而對於參加職業學校的學生,如果不想直接在企業留用,而是進一步接受教育培訓的話,則在參加了相應的考試以後,也可以進入高等職業學校乃至專科院校,甚至是應用技術類大學進行深造。即便是對於未能透過考試的職業學校學生,在積累了一定年限的工作經驗也以後,依然有機會直接向大學提出入學申請並有機會踏入大學校園。

除了相對靈活、得到社會共識認可的職業教育制度體系之外,另一個確保德國職業教育長久以來良好執行的關鍵則在於社會總體薪資差距不大。

根據德國知名求職網站Stepstone的資料,綜合類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平均工資僅比應用技術類大學畢業生高出4%。在一些對應用操作要求更高的行業,如廣告、市場、旅遊、精密儀器以及IT行業等,應用技術類大學畢業生甚至比綜合類大學畢業生更有競爭優勢。

同時,即便在大趨勢上存在著學歷越高收入越高的現象,但是來自德國《每日鏡報》的一份調研同樣表明,大學或同等文憑並非在任何工種上都具有優勢。比如在藝術領域的工匠,接受職業教育者平均收入就遠超大學畢業生。

如果考慮到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能夠更早地踏上社會、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其實該部分學生甚至能夠在適婚年齡釋放出更大的消費能力。

不過,德國這一套職業教育體系也遠非盡善盡美。

首先,根據德國聯邦教育署(bpb)的描述,德國教育體系的目的在於:一方面,為民眾提供基本的知識、技能與能力,以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向後代傳授知識與價值觀,使他們表現出社會所需的行為模式。也正因為這略帶實用主義的目的,讓德國在教育方面的財政支出略顯微薄。

2017年,德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財政支出僅佔GDP的4。2%,在經合組織中排名中等偏下。

與政府較低的教育支出形成對比的則是企業界對德國教育體系的支援。

在雙元制教育體系中,來自企業界的經濟支援佔到了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這直接拉高了全德範圍內分攤到每個學生整個學習生涯的教育支出。2017年全德範圍內每個學生的平均教育支出為12195美元,比經合組織的平均數多了近2000美元,而如果僅僅計算接受雙元制教育學生的教育支出,更是比經合組織平均數多了近40%。

2017

年OECD各國教育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圖源:statista

其次,頗為諷刺的是,縱觀德國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背景和歷史,其形成原因與德國這個偉大導師馬克思的故鄉階級劃分僵化的歷史緊密相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中學分流制度就得到了大力發展,職業預科、實科中學和文理中學的分類在當時便已經形成。

職業預科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服務於貧民階級,使其得以從事農業與工業方面的工作;而實科中學的設立之初則是為了服務於中產階級,使其未來能夠在私營部門從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文理中學則是為上層階級提供精英教育的機構,目的在於使其在政治和商業中能夠從事領導地位。

這樣的分流在當時儘管有效實現了社會分工,但同時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以及進一步的階級固化。

另一個服務於三種中學分流的社會根基則是普魯士王國長期的軍國主義體制。例如服務於中產階級的實科中學頗為強調理工科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為國家重工業力量、尤其是軍工體系培養人才;而提供精英教育的文理中學服務物件本質上其實為容克貴族們。

更為諷刺的則是,將三類學校嘗試進行平等化的政策嘗試恰恰是在1933年之後,即納粹黨上臺之後。但即便是意識形態極為濃厚的納粹政權也無力對這一教育系統進行根本性的調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隨著復興的德國中學、大學開始逐步向平民階級兒童開放,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教育體系首先在西德得到了恢復。1970年代,德國嘗試過若干種教育改革方案,如推進一體化中學、擴大文理中學與綜合中學的規模等,但由於黨派糾紛而均告失敗。一直到今天,德國的教育制度也並沒未做出過深遠的制度變革,最初的方案被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並一直沿襲到了現在。

也正因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社會各界對於德國的教育體系一直褒貶不一。稱讚者主要稱讚其完善的職業教育制度。英國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就在去年6月向《金融時報》宣佈,要“以德國模式為基礎,建立一個世界級的教育系統”。他認為,將過多的畢業生送入綜合類大學,會導致學生在畢業後“不具備找到有意義的工作所需的技能”。

而對於批評者而言,德國在學術教育方面過少的財政支出則讓人擔心。德國的教育支出低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支出,再考慮到經合組織內德國的教師工資排名第二,僅次於盧森堡,這一差距則體現得明顯。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德國為每名大學生每年支出費用為10436美元,而經合組織則為11234美元。而在德國,這部分費用還在逐年下降。對此,經合組織教育部負責人安德里亞斯·施萊希(Andreas Schleicher)就指出,“這讓人對整個教育系統的可持續性產生懷疑。”

此外,

對於德國教育制度的另一個批評則是對於其公平性的質疑。

儘管職業教育完善,且就職前景良好,但來自貧苦家庭、或者有移民背景的學生依然更容易進入職業教育體系,而非學術教育體系。德國聯邦教育與科研部的資料顯示,從1952年至2018年,德國學生就讀於文理中學的整體比例有顯著提高,但同時中學體制越偏重於職業教育,則外國學生佔比越大。

德國學生流向各類中學的比例,1952-2018 。圖源:bmbf

2018

年外國學生在各類中學中所佔比例。圖源:bmbf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職業教育分流已進行近100年的德國,其體制本身也有其優勢和缺陷。如何取長補短,在將職業教育的優勢發展到最大化的同時,避免由此帶來的厚此薄彼及不平等現象,值得我國在進行職業教育改革中思考。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參考資料:

https://www。bpb。de/gesellschaft/bildung/zukunft-bildung/194145/ueberblick?p=1

https://www。welt。de/wirtschaft/karriere/bildung/article138879575/Warum-die-FH-manchmal-sogar-besser-ist-als-die-Uni。html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36847/umfrage/uebernahmequote-von-auszubildenden-in-ost——und-westdeutschland/

https://www。spiegel。de/lebenundlernen/job/studium-und-ausbildung-im-einkommensvergleich-a-1140980。html

https://www。bmbf。de/upload_filestore/pub/Bildung_und_Forschung_in_Zahlen_2020。pdf

https://de。statista。com/infografik/15423/bildungsausgaben-gemessen-am-bip/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deutschland/industrielaender-oecd-fordert-von-politikern-trotz-rezession-nicht-an-bildung-zu-sparen/26165224。html?ticket=ST-1734144-qAqpTEzEVtA6PBW0OyDT-a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