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的姐姐》之前，電視劇《歡樂頌》、《都挺好》就已將重男輕女作為家庭倫理故事中女性無法繞開的痛苦根源搬上熒幕，引發了廣泛的公眾熱議。這似乎意味著，在性別歧視面前，女性群體終於不再如祖輩般處於失語狀態。起碼在公共傳播的場域裡，女性正藉助影視劇所提供的文字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電影《我的姐姐》顯然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存在。與映前一片期待與叫好不同的是，片子映後呈現出顛覆式的口碑反轉。

“作為一個姐姐，我為什麼討厭這部電影”

“姐道，是姐道吧？”

諸如此類憤怒而尖銳的評論，可以說徹底撕掉了附著於《我的姐姐》敘事之上的女權主義標籤，令影片完全走向女性話題一體兩面的另一個極端。

究其觸犯眾怒的原因，是故事結局的差強人意。要追問結局有什麼問題，還是要回溯到貫穿影片始終的那道“養還是不養弟弟”的選擇題。如果影片不是發生在重男輕女的特定背景下，或許結尾姐司母職養育弟弟的情誼還有感人至深的可能性。但矛盾就在於此。觀眾在首尾敘事中找不到一個可靠的邏輯支點。

“告訴女性應該怎麼做，是不公平的。我們一直強調支援，而不是支配。”

“為什麼要把弟弟扔了才算新時代女性”

創作者和支持者以這樣的角度迴應差評。這些辯駁可謂避重就輕。因為激起觀眾憤怒的與其說是姐姐的選擇，不如說是姐姐選擇背後的被選擇。

姐姐在影片中經歷了三次被選擇。第一次是誕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可以說，姐姐這個身份在所有重男輕女家庭裡都有著天然的悲情色彩。親子關係無法互選，姐姐的悲哀則是更深一層的，被選擇又從情感層面被剔除。安然就是其中之一。故事裡的姐姐是在

極端

惡

劣

的

成

長環境中長大的。

她的困境從出生起就被圈定，父親一心想生二胎，不惜讓健康的女兒裝瘸，把她寄養在姑媽家，以至於讓其在幼年遭受了表哥和姑父的虐待、侵犯。父母對安然的嫌惡、自尊的打壓以及在安然成長過程中的缺席，伴隨著外界的惡意傷害，勢必對安然造成不可逆轉的精神創傷。

當女孩被有著傳宗接代執念的家庭列為非正確選項時，在她們毫無獨立自主能力且自我意識尚未萌發時，往往會為彌合親子關係中的失落，而去做更多的所謂正確的事來迎合取悅父母，由此催生了“扶弟魔”這個帶有濃重嘲諷意味的重男輕女家庭專有名詞。《我的姐姐》中不安於被父母控制的姐姐，是一心想要掙脫原生家庭桎梏的，她以去北京上學為目標，試圖衝破小家庭的掌控，而走向更為廣闊充滿更多可能性的人生。

姐姐面臨的第二次被選擇，是父母遭遇意外離世，留下年幼的弟弟。她即將奔赴的理想生活被按下暫停鍵，緊接著又被拖回為原生家庭所羈絆的軌道。養還是不養弟弟，成為至親至疏的血緣關係中，橫亙於安然面前無法迴避的一道命運選擇題。但此時的她，在被選擇的同時，也有自主選擇的自由。在宗族親屬施加的道德壓力下，是自由的個體意識拉扯著安然，讓她有勇氣面對真實的自我。

那個曾在原生家庭夾縫中生存，終於長大成人獲得片刻喘息，還未從家庭破碎的痛苦中抽離出來，就要揹負養育弟弟重擔的姐姐身份令她無比厭棄。於他人（姑姑、舅舅），養弟弟是姐姐理所當然應付的責任。於安然，卻可能是賭上一輩子幸福的巨大犧牲。所以這份他者嘴裡吐露出來的理所當然，以及兩者對抗中產生的壓迫感與緊繃感，深深牽動了觀眾的憤怒神經，至此，姐姐收割了大部分觀眾的共情。

與此同時，安然與被重男輕女觀念荼毒的上一輩之間的戰火引燃，大眾自然有所期待在這場不公平的對戰中，清醒的姐姐可以實現自我和幸福。所以當安然的走向竟是與姑姑殊途同歸時，一種不妙的感覺如火上澆油般升騰。被騙了！被消費了！

這是姐姐第三次被選擇。

電影《我的姐姐》處在爭議的風口浪尖時，有眼明手快的網友搜尋到疑似影片原型的天涯論壇帖，同樣的故事前情，同樣的人設關係，不同的是，原帖講述者最終的選擇是送養弟弟。虛構和（有待拷據的）真實之間，有重合也有差別。但毋庸置疑的是，事件主人公面對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任其選擇哪一種都難平他人意，永遠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待。每個置身事外的看客自然擁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但現實中，在這種兩難困境前，當事人要怎麼在情感、倫理和自我之間釐清一條自己要走的道路，需要經歷怎樣的內心震盪和利弊權衡，我們是無法真正感同身受的。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何種選擇，都不應被插旗從而演化成另一種選擇非黑即白的對立面。

因為這份選擇過於沉重，糅合了太多責任、壓力、未知、恐慌、無力、彷徨等複雜而微妙的人類心緒，除掉情感，還有諸多現實層面的殘酷。在當今高度焦慮化的社會，一個成年人去承受個人的命運波折就已耗盡心力，還要在毫無心理準備和經濟能力的情況下負擔他人的人生，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姐姐的選擇，終究無法以簡單的對錯論來評判。

道理當如此，那究竟為什麼《我的姐姐》還會被罵的那麼慘。如果從創作角度進行剖析，可能會更好理解。《我的姐姐》固然有代表女性群體發聲的決心，但也存在敘事邏輯混亂、真實情感淡薄以及最後在立場上呈現出令人反感的左右討好的姿態。

其中最諱莫如深的是，我們從這份女性書寫的故事結局裡，最終還是讀出了選擇這一行為背後可能包含的道德判斷。

基於此，就連最初那份切入女性議題的勇氣也會被解讀為僅僅是想吃熱點話題的紅利。從這個層面看，《我的姐姐》全然失去了應有的文字力量和價值，徒留下圍繞話題和爭議延伸出的社會性反思，或許這不失一種反向力量，但也是極為諷刺的。

我十分懷疑創作者在寫作時遵循的是懷著愛和正義橫掃一切的女性超級英雄正規化。

將主角置於災難性的現實困境中

，給了她傾瀉壓力和悲傷

的機會，卻不允許她脆弱、無力，因為愛能感化和拯救一切。

從淺表的角度去理解女權，強即是權，強即是不服輸

也不低頭，以自始至終的強論證女權，似

乎只要主角

奪取

了

選擇的主動權，就能實現敘事上的

邏輯自洽。

誠然，主創所堅持的“告訴女性應該怎麼做，是不公平的。

我們

一直強調支援，而不是支配。

”這一論調，如果孤立於敘事之外來看或許沒什麼問題的。

重男輕女這個宏觀的社會命題，落到家庭單位裡體現的是父母偏心的愛。在多子女家庭中，可能不僅是女輕男重，在對待不同女孩的態度上還存在著情感偏差。

豆瓣9。7分的溫情韓劇《請回答1988》第一集中，上有姐下有弟的德善作為家中老二，常常處於被選擇性忽略的狀態。生日得跟著姐姐蹭過，吃炸整雞從來吃不到雞腿，當家裡只剩兩顆雞蛋，荷包蛋自然也沒有德善的份。善良的德善還幻想自己的犧牲可以引起家人的注意。但事實是，大人們早已習慣了，那些有失偏頗的行為通常是無意識的，常態化的，是大人們個人喜好上的粗暴體現。

德善試圖透過爭取單獨的生日儀式來作為自己抵抗和發洩情緒的出口，父母顯然驚詫於她痛哭流涕的控訴，因為他們從未察覺、理解和內省，原來稀鬆平常的“小事”會對孩子造成如此巨大的傷害。那德善的父母反思嗎？反思，且誠心道歉，爸爸滿足了德善的願望為她單獨慶祝了生日，並說出那句有開脫意味但依然耐人尋味的臺詞“爸爸也是第一次當爸爸啊”。

是啊，父母也不完美。

站在關係的另一端，他們從個體步入為人父母的身份，身份的履行靠得更多的是內化的愛的本能，在愛裡，他們會因為缺乏經驗和技巧，導致個性的弱點也深深嵌入親子關係。

那些補償性的愛和真誠的表達給了德善一定程度的寬慰，但，回到具體的生活中還是無法改變什麼。用德善的話來說，歷史還是會重演。當家中煤氣洩露，半夜爸爸媽媽分別背出了弟弟跟姐姐，留下德善兀自爬出家門自救，既好笑又心酸。故事最後還是用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解嘲和感性的情感思考消解了這份因偏愛而起的悲哀。

“或許家人最不懂，但懂不懂有什麼重要的呢，最終消除隔閡的，不是無所不知的腦袋。而是手拉手，堅決不放手的那顆心。歸根結底是家人，別說是英雄，哪怕是英雄他爺爺，最後那一刻，也要回到家人身邊。出了家門從外面世界所受的傷害，各自在生活中留下的傷疤，甚至，把家人留給我們的傷痕，也會來撫摸的最後一個安慰，歸根結底是家人。”

同樣是用情感柔化衝突，為什麼《我的姐姐》無法像《請回答1988》一樣收穫感動和認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我的姐姐》起的基調是沉重的充滿悲劇色彩的，它用了太多筆墨渲染重男輕女觀念對女性的壓制。這就註定了觀者無法以一份輕鬆的心態來面對這樣一種嚴肅表達和錯愕結局。

歸根結底還是表達的問題，劇作前半段拉滿的強衝突和後半段為服務結局而鋪陳的弱情感無法達成平衡，最終導致整體敘事邏輯的坍塌。

正如觀眾所評論的，幼小弟弟對姐姐表現出的情感細節是脫離真實的日常生活的，一眼就能看出創作者在背後編排的痕跡，弟弟淪為了劇情所需的虛情假意的表演工具人，一個重男輕女家庭既得利益的符號。片名雖然叫我的姐姐，但弟弟的視角淺白無力形同廢筆。全片幾乎都是姐姐在單向進行情感輸出，從前期歇斯底里的恨到結局大義凜然的愛，結尾的轉折如果不是生物學上的親緣關係在支撐，從情感這一維度真的很難服眾。

可影片最初批判的難道不是親緣關係無形中為女性套上的枷鎖嗎？從一開始它就給了我們這樣的錯覺，那就是在父權結構框架下，為女性尋求自我、獲得解放和幸福提供支撐。

但失望的是，它最後秉承的卻還是那套女性在重男輕女家庭中的奉獻邏輯。

硬要說差別，那就是上一代對重男輕女概念的模糊，發展到現代，社會媒體及輿論對這一議題的強調和深化，讓女性意識確實在環境改變中覺醒。如果說姑媽是舊觀念裡裝睡的人，姐姐則被塑造成一個醒來的有自主權的剛烈女性，不甘於和姑媽為伍，但在抉擇時卻還是落入同樣的窠臼。

這種個體內部清醒後的慣性歸位，才是最可悲的。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一種更深的逃避。創作者大可以開放式結尾這一曖昧論調來回避劇作主旨上的凌亂和技術上的短板，但有些問題依然需要正視。薩特在《他人即地獄》中說道，人有選擇的自由，但是人沒有不選擇的自由。大概的意思就是人有選擇的權利，但是人也無法迴避一些必須要選擇的事。

《我的姐姐》何嘗不是在迴避選擇，迴避那個看上去有點違揹人倫情理的敘事大邏輯下的必然答案。哪有什麼兩全其美，不過是又一次安於世俗框架下的謹慎退讓而已。

當結局的立意陡然變成血濃於水、親情至上的煽情模式，敘事的本末倒置、邏輯錯亂令人困惑和費解。所以，《我的姐姐》談論重男輕女時，它究竟在談什麼？如果創作想表達親情至上的感懷或《何以為家》式的哀傷，那選擇重男輕女的話題當作敘事箭靶也算是一種冒犯和失算吧。

甚至說，《我的姐姐》所呈現出的理念與行動的割裂，更像是一種現實的投射。女性平權運動鬥爭已久，看上去如火如荼，實際真正有效的改變還是寥寥，稱得上舉步維艱。

《我的姐姐》成了這種現狀的變相佐證。在敘事層面，它滿足的依然是落後守舊的社會期望。

非要扯上點價值或意義的話，那就是藉著《我的姐姐》形成的影響力和輿論場，我們發現，意識的覺醒或許只是改變的初始，抵達真正的平權和自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