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珠穆沁部定居在烏珠穆沁草原之前有過三次大遷移，行程萬里，歷時近半個世紀。明代蒙古時期，烏珠穆沁部原居住地發生部族紛爭，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子圖魯博羅特帶領烏珠穆沁部由杭愛山徙牧至瀚海南（瀚海指漠南與漠北之間的戈壁沙漠）的嘎拉布戈壁。明天啟三年（1623年），烏珠穆沁部向北遷徙至喀爾喀部所在地克魯倫河流域遊牧。

在皇太極天聰八年（1634年，明崇禎七年），烏珠穆沁部歸附後金，從克魯倫河向南徙牧至廣闊草原：“其地東界索倫，西界浩齊特，南界巴林，北界瀚海。廣三百六十里，袤四百二十五里。”這片草原也因烏珠穆沁部的到來而得名“烏珠穆沁草原”。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將烏珠穆沁分為左、右翼兩旗，即東烏珠穆沁旗和西烏珠穆沁旗。遊牧的過程體現著蒙古族生活的本質，即移動性與適應性，二者相互交織共同影響著民族心理、民俗文化以及審美意識的形成。

促成移動性的原因除主要逐水草而居外，有時也為躲避因戰爭而造成的社會動盪。遊牧民族的生活主要依賴於牲畜獲得生活資源，而牲畜的膘肥與草的優質與否關係重大，遊牧能夠為牲畜帶來更好的草場，同時也為恢復草場留下充分的時間，確保可持續性的生存發展，這種對於自然生態熱愛珍惜的民族心理與思維方式早已融入蒙古族的基因裡。烏珠穆沁人對彩虹色的喜愛不僅與故土環境有關，同時也受到遊牧生活方式的影響。

部落之間對豐美牧場的爭奪也可能引發爭戰或驅逐，造成不可避免的被動遷徙。無論是少數的大遷徙還是頻繁的季節性小遷徙，都是為了適應多變的生存環境，因此在遊牧生活中資訊也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具有移動性的生活也是一種為了適應的選擇，需要遊牧人群必須隨時觀察、蒐集各種資訊，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抉擇。各種日夜天象、草場周邊情況以及與其他牧人相互溝通都是資訊的來源，收集各類資訊得以來適應遊牧生活環境之多變，使蒙古人對於氣象變化等自然現象也更為敏感。

地域環境及其影響下的生活方式是形成蒙古族獨特的民族性格與風俗習慣的重要因素，這些文化習俗、審美內涵也隨之潛移默化的蘊含在烏珠穆沁刺繡藝術中。蒙古語稱刺繡為Khatgamal（哈特嘎瑪勒）。蒙古族刺繡藝術具有遊牧民族風格與審美文化特點，粗獷中蘊含著草原的氣息，不同於中原的精美刺繡。烏珠穆沁刺繡是蒙古族傳統刺繡的典型代表之一。

刺繡的起源與衣服縫補有著緊密的聯絡，以實用為主要目的，後逐步融入具有強烈地域性的審美觀念，發展至今偏重以極強的裝飾性為主。早期小面積應用在生活用品、服飾品等區域性，材料與表現形式較為單一。現今也應用於寬闊的服飾鑲邊、裝飾畫作，甚至室內空間等其他非服裝紡織領域。應用範圍的擴大蘊藏著物質材料的科技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審美觀念的多元發展。中國傳統刺繡技藝歷史悠久，國內最早記載刺繡的文字資料便與服飾有關。

在《尚書·益稷》中記載“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我國目前出土最早的刺繡文物為1976年在陝西寶雞出土，西周時期由辮繡針法繡制而成的刺繡印痕，是與繪染相結合使用，這時的刺繡品多以衣飾為主，且工藝相較單一粗糙，但這也並非刺繡最原始的狀態，在此之前應該還有更為初級的繡作。對於刺繡起源有著不同觀點，多與刺繡的色彩和花紋有關。

如“五采備，謂之繡”的五彩說和源於古人刺以圖騰紋身的圖騰說，但這些觀點僅反映了與刺繡的外在表象之間的關係，並未與構成紋飾的針法聯絡起來。刺繡的起源應與衣服的縫補有著緊密的聯絡，是以實用性為主要目的。如一直沿用且使用較為頻繁的“齊平繡針法的起源是縫衣的線條紋。”②這種針法正是烏珠穆沁部繡制袍服衣緣彩虹繡所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