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統治者御北安南的地緣戰略思想的選擇，既有總結歷史傳統，也有南宋統治者對時局的考量和分析的結果。就歷史傳統而言，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的邊防危機主要來自於北方，南方民族及其政權對中原王朝之生存基本上不構成威脅，來自北方的地緣危機遠遠超過北方。因此，中原王朝在治策上，對北方民族主要是防禦，對南方民族是安定。在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對北方民族及其政權進行主動進攻，保衛北部國防安全；而在中原王朝衰弱時，就只能夠對北方民族及其政權實行消極的防禦和抵抗。

在宋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就已經呈現出了重北輕南的地緣戰略思想。就南宋所面臨的時局而言，北方民族政權金、蒙古在軍事政治上處於強勢，南宋處於弱勢，金和蒙古屢次南侵企圖一舉滅宋；而南方民族政權大理國與南宋保持守境相安、互不干涉的關係，交趾雖然對南宋邊境進行小規模騷擾，但不對南宋生存構成威脅。因此，御北安南的地緣戰略思想，是符合南宋當時地緣政治形勢的。

就歷史發展的程序來看，數千年間，北部邊疆先後出現一些重要的少數民族及民族政權，且這些少數民族及其政權，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原王朝乃至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如西漢時期的匈奴、鮮卑，東漢時的鮮卑，三國兩晉時期的鮮卑、胡羌，東晉時的高車、柔然，隋唐時期的突厥，宋代的遼、金、西夏、蒙古，明代的瓦剌、韃靼等。南部邊疆地區，主要有兩漢時期的西南夷、百越與濮，三國兩晉有山越，隋唐有南詔以及烏蠻和白蠻，宋朝有大理國等。這些北方民族及其政權，都曾給當時的中原王朝造成嚴峻的地緣危機，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

與北方少數民族相比，南方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產生的影響，以及對當時的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脅，遠遠遜於北方少數民族及其政權。北患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特點。由於北方少數民族給中原王朝造成較大的邊防壓力，地緣形勢嚴峻，北部經常出現邊防危機，北方理所當然地成為歷朝防禦的重點。東漢尚書陳忠言：“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役，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

清人王夫之在總結唐朝治邊形勢時說：“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鎮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經略，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也，而權抑輕。”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北部邊防危機，成為困擾歷朝統治者的一大因素，關於如何對付北方少數民族的策略的記載，不絕於書。正是由於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國家之安危存在的巨大壓力，以至於朝廷並不敢掉以輕心。晉御史郭欽說：“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關於安史之亂的緣起，司馬光認為：“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即因為唐朝將駐守北部的大量戍軍南調，造成了北部疆土的失守，可見，北部邊防的疏忽和失職，都將給朝廷造成不小的麻煩和負擔。

由上可見，在歷史長河中，北方往往是遊牧民族的發源地和集聚地，這些民族在歷史上一直給歷代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麻煩，甚至成為其生存安危的潛在威脅，致使中原王朝不敢放鬆對北方分少數民族的警惕和防禦。中原王朝為防止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以及保護自身之安危，往往把較多的物力、財力集中在北方地區，由此形成了歷史上重北輕南的駐軍格局和御北安南的地緣戰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