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生產關係下的古代農業經濟常見的心態就是地主剝削佃戶，特別是沒有地的農民都選擇了接受這個地主的盤剝。但是古代的窮人們為什麼不自己去開塊荒地自給自足呢？

在古代社會，人少地多開荒似乎是減少負擔的最佳方式，只要把荒地耕作好，做個田園般有糧餵馬劈柴照顧家園的生活，不是比給地主家當佃農更自在？

這樣如此美好的人人都向往的生活，在漫長的古代史上並不現實。

最大的難題就是古代農民開荒種地生產成本太高

。不論是耕地還是農具最必要的耕牛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中國人使用耕牛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古代中國先進的鐵農具裝備一兩頭使用中的耕牛，就能減少農民種地的負擔。但即使這樣，對於古代中國來說，養牛的負擔農民絕對承擔不起。

在商品經濟無比繁榮，集約養殖技術空前發達的宋朝來說，雖然由於養殖業的進步，宋代耕牛產量是大大提高，但每天單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費用。據南宋學者方萬里估算，南宋的鄉鎮官府養

八頭牛，每頭牛每月吃掉一貫錢。官府最後實在負擔不起養牛費用，以至於耕牛僅存一頭

。

北宋初年一頭耕牛的平均價格大約是

三貫錢

，北宋中後期暴漲到四貫錢，南宋年間更漲得沒邊兒，長期保持在

40貫錢一頭牛的高水平

。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兒的

月薪也就十貫錢。還經常被剋扣買牛。這對於官宦家庭來說絕對不是輕鬆的事。

官員買牛都不利，普通農民買牛更不容易。牛對於農民來說真是一輩子的奢求。

在宋代，租牛就是農村生產力常見的現象，普通的佃農都是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來耕種。宋代

五口之家的佃農

，全年口糧要

40

萬，加上交稅要80萬。糧食產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餓肚子，這牛再貴也得租。

所以中國曆代鼓勵墾荒，為鼓勵農民墾荒的積極性，統治者們都是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食鹽貿易的利潤來收購耕牛，再借貸給北方的居民，甚至戰死計程車兵家屬也可以享受耕牛的待遇。

就這一條就叫多少北方居民是眼睛放光。為什麼曹操能有這麼多人擁護呢？

送牛的政策誘惑力是太大了。

到了明初全力恢復經濟的年代，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兒。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就曾撥出專款購買耕牛分發給北方的墾荒農民，每次都是數萬頭的耕牛。

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後，命官府打造相關農具配套贈送。

由於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朝的“

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

”。但是這類送耕牛的年月也並非什麼時候都有。更多的時候是哪怕農民家裡窮得掉渣，哪怕遭遇了天災，欠了一屁股的債，新一年也要嚮明朝租約耕牛。一頭牛都有這麼重的負擔，再算上天災種子肥料等各種成本，古代一戶墾荒的農民的負擔也不是想開荒就開荒的。

就算靠著強大的生產能力開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家園，可這家園能維持期待多久，同樣是個大問題。哪怕是年年風調雨順，哪怕農業生產成本穩定，比起封建王朝的土地兼併，也足以讓一戶普通的農戶扛不住。

宋朝農民的負擔除了日常的糧稅外，農車牛皮鹽鐵等實際的民用都要交稅。到了北宋中後期，這些附加稅往往是糧稅的數倍。北宋徭役沉重，稍有點兒錢的自耕農就被賦稅折騰得破產。就像名臣韓琦的嘆息說“許多自耕農種地，不敢養牛家用，守寡老母都得逼著改嫁，就怕被人誤會有錢。

發展到後來很多自耕農為了逃逸賦稅，幾乎是舉家逃亡，再好的田園生活也是過不下去。這樣的景象，大概也就明白為什麼仁慈的北宋三個世紀裡鬧了

400多次農民起義

。但凡能讓農民安心種地，就絕不會鬧。

發展到明朝，情況就更讓人深思，明初號稱輕薄賦，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農民們的賦稅不知不覺就漲了。

明朝弘治年間，東南地區的農村賦稅就加了50多種附加稅。

萬曆皇帝親政後，就等著張居正蹬腿兒嚥氣後，東南農業賦稅的折銀竟然增加了

300

多。農民交不起稅，只能捨棄土地，所以土地兼併的狂潮，是一波兒見一波。享受特權的皇室和官僚，大量兼併土地，有錢人不交稅，窮人交不起稅。

明末就是這惡性迴圈者的一幕，折射了

2000

多年中國封建史無數興衰背後的真相，墾荒難的背後就是多少發人深思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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