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與對舊神祇觀念的否定
六，曆法領域裡的反對有神論的鬥爭
制定曆法，本是一項科學事件。可是在古代，則被塗抹上了一層神學的油彩。漢代由於國家統一，社會安定，這層神學油彩也日益濃厚起來。
從漢朝初年魯人公孫臣建議“改正朔，易服色”開始，著名的儒者賈誼、董仲舒都把“改正朔，易服色”作為尊崇儒術的基本措施。漢朝的臣子們認為，“改正朔”的意義，是表示自己接受了上天的任命：
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倪寛明經術。上乃詔寛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寛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漢書·律曆志》）
因此，這是一件重大的科學加政治-宗教的活動。而所謂“改正朔”，就是糾正曆法朔日和實際朔日的偏差。因為古代曆法推算不準，一段時間以後，每月的朔日，也就是每月初一日，和實際天象就不相符合，所以必須修改曆法，糾正偏差。這本是一項科學活動。然而在古人看來，曆法是描述上天執行狀況的工作，因而制定新的歷法，改正朔日，就被認為是一項承順上天意志，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的活動。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武帝組織了全國優秀的歷法人才，經過數年的觀察、測量，制定出了漢代的第一部曆法：《太初曆》。著名的歷算學家鄧平、落下閎等，還有司馬遷，都參與了制歷的工作。
數十年以後，西漢末年，劉歆造《三統曆》，其資料多來自《太初曆》。《太初曆》的資料是經過辛勤觀測和計算得來的，但劉歆卻說，《三統曆》的資料，都是根據《周易》中的天地之數推算出來的。
所謂《周易》中的天地之數，其實就是1到10的十個自然數。其中五個奇數被稱為“天數”，五個偶數被稱為“地數”。於是，這十個自然數就具有了神聖的意義。說曆法資料是根據天地之數推算出來的，曆法也就具有了更加神聖的意義。
比如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這本是經過多年觀察、辛苦計算得出的資料。劉歆說，這是“合天地終數”得出來的。所謂“天地終”，就是天數終是9，地數終是10。9+10=19，這是十九年七個閏月的根據。
又比如所謂“月法之實”，即每月有29又43/81日，這也是經過艱苦測算得出的資料。29×81＋43＝2392。其意義是：假如把每天的時間分為81分，則每月有2392分。除以81，得29又43/81日，也就是每月有29天多一點。劉歆不願簡單地說明2392的來源，他說這是推《周易》中“大衍數”的結果。
所謂“大衍數”，是《周易》中用來畫卦的資料：“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劉歆說，2392的“月法”，就是從這個“大衍數”中推算出來的。其方法是：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筮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
其演算步驟為：1+2+3+4=10，即“合而成十”；10×5＝50，即“大衍之數”；50－1＝49，即“道據其一”，“筮以為數”；49×2×3×4＝1176，即“象二二之，象三三之，象四四之。”1176＋19＋1＝1196，即“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最後是“再扐兩之”，即1196×2＝2392，於是完成了“月法之實”的計算。
用《周易》的天地數或大衍數，劉歆甚至還推算出了五星的會合週期等等。這是很大、很複雜的計算。
仿照劉歆的方法，就有人更進一步地把曆法上的科學數字，塗上各種各樣的神學油彩。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把曆法和讖緯相聯絡，甚至依讖緯為根據，來修改曆法。
東漢永平年間，因為曆法出現了不準確的情況，皇帝讓太史署的張隆根據《四分曆》的方法，把月食以及相關的上弦下弦和望日弄清楚。張隆說，他能根據《周易》占卦的方法，把月食以及相關的情況弄清楚。資料出來以後，儒者賈逵進行審查。結果是，都不準確。張隆的資料以及方法，就被否定了。
這是一個真正要用《周易》裡的資料推算曆法事件。當劉歆用歷數去附會易數，即《周易》裡的那些數字，不過只是給這些資料塗上了神學的油彩，曆法資料本身，還是準確的。但是當張隆真相信劉歆，以為曆法資料是根據所謂易數推算出來的時候，收穫的就是失敗。
第二件事，就是馮光、陳晃要根據讖書修改曆元。
曆元，又稱曆法上元，這是曆法起算的日子。漢代認為每年冬至太陽到了最南邊，然後又向北遷移，因此，冬至也是天氣開始回暖的日子，是一年之中氣候開始迴圈的日子。時間從夜半起算，就是現在的零時。這一天，按照干支計日系統，又應該是甲子日。按照日月執行，這一天又應是日月會合、夜裡看不見月光的日子，也就是每月的初一日，古代叫做“朔日”。
朔，古人解釋說，就是“蘇”的意思。這一天，是月亮開始“甦醒”的日子，所以定為月初。《論語》上孔子批評子貢不要廢除告朔的餼羊。所謂“告朔”，就是每逢朔日，諸侯們要到宗廟裡用一隻羊舉行小型祭祀，並頒佈這個月的各種法令。因此，朔日也是個重要的政治-宗教節日。
這樣，曆法的開頭，應在既是冬至又是朔日、甲子日的夜半，就是古人說的“甲子朔旦夜半冬至”。甲子60個一迴圈；朔旦每月一次，約30一迴圈；冬至每年一次，約365一迴圈。推算它們恰好湊在一起的日子，是個非常繁難的計算。劉歆的《三統曆》推得，從“甲子朔旦夜半冬至”的上元到商湯伐桀，有14，1480年；到武王伐紂，是14，2109年；到漢朝建立，是14，3025年。
曆法中更大的數字，是推算五大行星的執行週期。當時的人們認為，日月和五星原本是聚集在一起的，後來由於各自執行的路線和速度不同，才逐漸分開。因此，日月和五星聚集在一起的日子，是更早的元始，劉歆稱為“太極上元”。太極，就是最大的、最早的“極限”。劉歆推得，太極上元的年數為2363，9040。
二千多萬年之前，日月五星是否會聚集在一起？推算這樣的日子對於曆法是否必要？這都是科學活動本身的問題。可以贊同，也可以不贊同。後來，讖書把曆法推得的上元說成是天地開闢的日子。
劉歆製成的《三統曆》，由於算出的每年的日數大於實際數字，用了一段時間以後，就不準確了。東漢章帝時期，又改用從戰國傳下來的“四分曆”，即每年計算出來的日數為365又1／4日，稍小於《三統曆》的數字。曆法的誤差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到東漢末年，誤差又出現了。這本來是該制定新曆法的日子。可是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二人聯合上言，說是曆法的誤差僅僅是曆元的錯誤。如果採用讖書講的，以甲寅為曆元，就可以糾正誤差。並且認為，當時“妖民叛宼”“盜賊相續”，都是因為用的歷元不對。假如改用讖書說的甲寅元，就可以使社會安定，天下太平。
皇帝把馮光、陳晃的建議交由大臣和儒者們討論。蔡邕發言說（用現代漢語轉述如下）：
曆法的誤差，是從古以來就有的事，所以要經常修改。使用的歷元，也不一樣。秦朝以前的六種曆法，有黃帝歷，有顓頊歷，也有夏、商、周和魯國用的歷。這些曆法都是聖人所定，曆元都不統一。
秦朝繼承的是顓頊歷，曆元乙卯。一百多年以後，孝武帝造《太初曆》，曆元是丁丑。將近二百年後，孝章帝改用“四分曆”，曆元庚申。這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沒有哪一種是絕對正確，哪一種絕對錯誤的問題。但馮光、陳晃主張，只有甲寅是正確的。其實他們主張採用的，不過是商朝的歷元。他們之所以這樣主張，只是因為這個曆元見於讖書。
當年《太初曆》造成，曆元雖然不見於讖書，但當時和天象是比較符合的。過了一段，當時擔任太史令的張壽王要求廢除《太初曆》的歷元，改用甲寅元。經過比較，還是《太初曆》比較準確，張壽王的意見被否定了。章帝時改用“四分曆”，曆元雖然也不見於讖書，但當時比《太初曆》精密。延光年間，有個叫亶誦的，要求改用甲寅元，沒有得到承認。
馮光、陳晃援引讖書，認為天地開闢到春秋獲麟事件，是275，9886年。這個數字，和曆法推算的數字並不符合。他們其他來源於讖書的數字，和歷官們推算的數字，也不一樣。
假如馮光、陳晃能夠根據自己的方法，造出一部新的歷法，一面和讖書符合，一面又和實際天象符合，比現行的歷法精密，那就應該採用。但是在考察中，他們只說是根據讖書。這樣的理由，是不能服人的。
過去堯舜一直到湯、武革命，都曾經造出新的歷法。他們的歷法、曆元，當時都是正確的。但是他們那時也有水災、旱災，也有叛亂的發生，蠻夷的侵擾，盜賊的興起。因此，這些現象，並不就是曆法、曆元的錯誤所導致的。但馮光、陳晃卻認為，“陰陽不和，奸臣盜賊”都是曆元的錯誤，實在是沒有道理。而且他們說漢朝建立以來，用的都是繼承秦朝的歷元，卻不知道漢朝建立以來，曾經三次改變曆元。從學術上，他們也是無知的。
蔡邕的意見被朝臣採納，大家要求治馮光、陳晃“不敬”之罪。皇帝赦免了他們。
蔡邕的意見，是一篇在曆法科學領域、全面而深刻地批判神學觀念的正確言論。對於我們今天發生在科學領域裡的神學侵襲事件，仍然具有借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