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列車一聲轟鳴，送來了湯師爺，也為張牧之送來了新的選擇。於是才有一夥人騎白馬入鵝城，鬥黃四郎。

鬥爭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本能鬥爭，即利益之爭；接著是道德鬥爭，即爭思想；最後落到實處，進行路線鬥爭，即爭群眾。這也是矛盾的本質逐漸明朗暴露的過程。前兩個階段張黃兩派有來有往，心照不宣，到爭群眾的時期則完全出乎黃四郎意料，也擊中其死穴。

兩方對於愚民的看法看似一致，其實把時間軸一拉長就明顯不同。黃四郎之流認為人民無可救藥，因此剝削以獲得當下的物質利益；張牧之則認為也許眼前無望，但以後他們總有明白過來的一天，這一仗功在千秋，所以重構他認為公平的秩序以達成精神滿足。這一點在張牧之與小六子的對話之中得以展現，有些爹不得不認，而且叫你認得心服口服。

湯師爺是知識分子。如果說張牧之對黃四郎尚有幾分你我光暗互襯的相惜（可能並沒有），那對湯師爺之類則是徹頭徹尾的鄙視。可參見53年張牧之罵梁漱溟：人家用槍桿子殺人，你用筆桿子殺人……人家那麼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我看你臭不可聞。

這種憤怒是有道理的，掌握知識和規律會給人一種錯覺，一種以為自己有可以逃遁於規律之外的特權之錯覺。知識不等於道德這句道理在過去看來是一種大逆。這一點有以偏概全之嫌，令張牧之等無法忍受的是這個特殊階層的超然地位，你厭惡他們，還得倚仗他們，你甚至離不開他們，這一點你和你的敵人沒有區別。

張牧之深知，十個湯師爺裡也出不了一個黃四郎，但他們有將老三老四們發展成黃四郎的本事，甚至還有這個傾向。話又說回來，湯師爺們尚且還關著燈呢，如今馮某傑和錢某勝大約要出乎張牧之的想象，只能說時代在進步。

湯師爺死在勝利的前夕，半截身子還掛在樹上。其實大多數師爺的末日在勝利以後，他們沒想到張牧之調轉矛頭那麼快。

普通人對於世界的認知相對穩定，一些物質，幾種主義，總要存在一點因果。張牧之早年成長於動亂，性格上融入許多混沌的碎片。一開始只是對現狀不滿，只知道要打破什麼，因此要有一段時間投靠無政府主義。早期的張牧之們夾雜著青年人獨有的熱切的衝動，朝著一個模糊的方向奔走。馬拉列車送來一線機緣，是否管用，誰心裡也沒底。雖然21年張牧之與友人泛舟湖上，他預測“三十至五十年”能贏得政權。這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對時局的明瞭下作出的客觀判斷。

如果說張牧之從一開始對列車就是取而用之而半分不信，那絕對是冤枉了他。兩方更多是一拍即合，如他鄉遇了異父異母走散多年的親兄弟。你補充了我，我發展了你。

誰也說不清懷疑的種子是什麼時候種下的，實踐的繼續向前要求新的解釋，動盪和鬥爭增長了手段和能力，熟悉的東西也就開始變得面目全非。

終於，64年張牧之問老三老四：馬克思年輕的時候，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嗎？到這時，一切都是可以被顛覆的，張牧之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慄的一面。他的世界沒有因為勝利而穩定。那些將打倒黃四郎這一勝利看作是革命目的本身的戰友，在他看來是一種背叛，甚至成為新的敵人。張牧之在否定中陷入茫然，這位孤獨的革命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斷髮動革命以期維持短暫的理想世界。

隨著張牧之早年間對於小六的期望落空，他只能寄希望於在新的鬥爭中培養出新的小牧之。天生的懷疑論者也許是舊世界優秀的掘墓人，但也能轉型成為新世界的攔路人。不完美的穩定意味著妥協，是對於理想的背叛，這樣的勝利沒有意義，黃四郎不過改名叫武狀元罷了。 如果鵝仍然沒有做人的道路，鵝城永遠是鵝城。

然而又不能簡單將張牧之歸為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可能問題恰恰是他在新建立的秩序中看不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只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手段，推翻重新來過。就張牧之個人看來是一種悲涼的英雄主義，看來又是一次沉重而不能理解的苦難。張牧之聽的是遠方的哭聲，只可惜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