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以前，中原大地群雄並起，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輪番登場，最終卻是地處西北邊緣的秦國一統六合。為何被關東列國視為蠻夷的秦國可於亂世中崛起統一天下，也自此被各代學人津津樂道，有人歸因於秦國戰略地理位置佔優、有人歸因於秦國外交策略的成功，甚至有人歸結為其他六國的“不爭氣”，種種理論，不一而足。在討論此問題的同時，另一個問題也令人極為困惑——如此強大的秦國竟然“二世而亡”，這又是為何呢？

這兩個問題看似毫無關聯，但其答案卻是相同的。歷史上有關於此的論斷很多，此文僅論述其中一種——筆者最為認可的一種觀點：秦所以興亡，商君也。

商君，即是商鞅了，其最為大家熟悉的事蹟便是商鞅變法，這也正是秦國興亡的關鍵。但在當時，關東列國也都在變法，勵精圖治，為何只有秦國“笑到最後”呢？玄學的來講，那是天時地利人和；細究其原因，則是因為秦國特殊的國情：商鞅只有在秦國變法才能成功，在關東列國是絕不可能有所成就的。

秦，始居隴山以西，後擴張至陝西關中地區，在當時處於華夏文明區的最西端。遠離文明中心，又與西戎雜居，被關東列國視為蠻夷。春秋戰國時代，被視為是禮崩樂壞的時代，若以此論，秦國則是禮崩樂壞中的“禮崩樂壞”了。而其特殊國情的關鍵也正在於此。

何為禮崩樂壞，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們不做展開，只簡述一下。所謂禮，可以理解為一套從周朝傳承下來的政制、習俗。但隨著文明的發展進化，原有的社會規則體制勢必會不足以應付和處理各種社會問題。因為就如胎兒發育一樣，最初是混沌一體，逐步孕育出頭、四肢、五臟六腑等，文明進化也使社會分化出越來越細的眾多領域。相應的，傳承下來的“周禮”也必須要隨著社會分化而改變，這也正是禮崩樂壞的原因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原來混沌一體的周禮，逐步分化為三個主要方面，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概念來表述即是：政統、親統、道統；三個傳統在現實中的體現則為尊尊、親親、賢賢，可以理解為尊敬尊貴的人、親近有親戚關係的人、崇尚有道德的人。

也正是因為文明進化、社會分化，當時才會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百家中，唯儒家與法家的思想對社會影響最深。儒家講究禮治，偏重講親親、賢賢；法家講究法治，偏重講尊尊。商鞅即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在秦國的變法也是完全遵循了法家的思想。

親親賢賢，儒家從中闡發出來了“仁”，即愛人，即給所有人以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由此大同社會便也成了儒家的最高理想。此種思想體現在政治中，便為仁政，就是要求對各個類別、各個等級的權利、義務和利益，做出合乎“仁義”的分配。

法家認為儒家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理想化的，是形而上的，是不具備可操作性的；儒家所說的君子不器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法家的尊尊重在秩序，秩序則體現為法家的“著書定律”。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書簡中提到的律名就有三十餘種。它們不僅遠過李悝之《法經》六篇，而且肯定還不是秦律的全部。這些秦律的內容也達到了相當詳細的程度：從官員政績如何考核，到人民徭役如何徵發；從新舊官員如何交接，到府庫財物流動如何記錄，都有極為詳細的規章制度，甚至包括如何防火。由此可見，儒法兩家之不同。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法家商鞅只能在秦國變法才會成功呢？這就要回到我們之前提到的秦國特殊國情了。秦被視為蠻夷不是沒有道理的，其與西戎雜居，習俗也頗受其影響，這也就導致其社會是與深受傳統禮治影響的關東列國有相當出入的。荀子曾描述入秦觀感：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即是秦國百姓樸實，音樂不淫蕩卑汙，服裝不輕佻妖豔；人們非常畏懼官吏而很馴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樣。

秦國的相對獨特的歷史傳統與社會風貌，比如其早期君權的強大、其禮樂傳統之淡漠、其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薄弱，都為商鞅法治學說的貫徹，提供了沃土，由其所孕育出來的強大軍事專制官僚政權，關東列國難以抗衡。最終，秦政告別了周政，並以“六王畢，四海一”劃定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而在秦一統天下後，並未處理好重視禮樂傳統的關東社會與淡漠禮樂傳統的秦國社會兩者之間的關係，且仍以秦舊有的官僚體制去管理統一後的新社會，這便是其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了。

其實兩千多年前生活在當時的荀子就早已洞悉秦國官僚體制之弊病，並給出了相當精準的“藥方”：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插圖][插圖]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若當時秦能採用荀子之言，想必華夏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