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這筆糊塗賬到底應該怎麼算呢？傳統的態度是，《史記》寫得對，老子跟孔子大約同時代，老子的《道德經》是春秋時代的古文獻，和《論語》同樣久遠。另外一種態度則是歷史研究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是研判司馬遷提供的史料的可信度。大概可以認為，一個史家所掌握的史料，距離他的時代越近、和他自己越有可能有關係的就越可信。根據這個標準來判斷，最接近司馬遷時代的是《史記》記錄的擔任過膠西王太傅的李解。如果李解是李耳的八世孫，倒推回去，用一代三十年正常的時間來算，李耳的年代應該是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也就是戰國的中後期。這個推算剛好可以配合上《老子》（《道德經》）文字中所展示的證據。

了不起的大史學家錢賓四先生（錢穆）寫了四篇關於老子年代考據的文章，清楚地列舉了老子行文所出現的戰國名物和詞語，具體否定了老子生於春秋時代的可能性。而且，老子的行文風格是直白地陳述道理，不只跟《論語》有巨大的差距，甚至也不像《孟子》《莊子》那樣帶著雄辯的意味，反而更接近《荀子》或《韓非子》。結合外部證據與內部證據配合來看，我們今天或許要接受錢穆先生給我們的結論：第一，《老子》的作者應該是戰國人；第二，《老子》的成書很可能晚於《莊子·內篇》。

從戰國的後期一直到漢初司馬遷的年代，這位叫作李耳的人的生平和另外一個歷史人物“老聊“混雜在一起了。而擔任周太史、時代跟孔子接近的老鵬，比寫《老子》的李耳早了將近三百年。不知道究竟經過了什麼樣的過程，或許就是源自《老子》這個書名，李耳被當成了老聊，《老子》這本書的年代也相應地被往前錯置了三百年。

老腳眼李耳相差三百年，一前一後，真正連線的是中國古代南方的隱者文化。早在孔子的時代，南方就有強烈不認同周朝主流價值的傳統。孔子是徹徹底底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產物，他出生、成長在封建宗法的核心區域，面對封建秩序敗壞解的時代，他的態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要盡力去恢復、維持舊有的封建禮法。

《老子韓非列傳》裡說，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但春秋時期楚國沒有苦縣，這個地方原來屬於陳國，戰國時期的公元前479年，陳國被楚國併吞，苦縣才為楚所有。

這又是《老子》的作者不可能跟孔子同時期的一條旁證。不管是陳是楚，相對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各國而言，都是南方，沒有那麼深遠的封建根基。楚在地理上位於邊陲，早在西周建立之前就有了很不一樣的文化傳統，當然不會有各人孔子那種對於封建宗法的情感，更不會有一定要維護它的熱情。

對孔子來說，他不忍心看到自己信奉的宗廟傾頹，寧可用肉身去扮演最後一根支柱。但對許多處在封建宗法邊緣地帶的人來說，他們關心的往往只是這座大廟倒下來的時候會不會壓到自己。

我們用這種方式批判地來讀《史記》，尤其是檢驗《老子韓非列傳》中這筆糊塗賬時，才能夠還原老子創作《道德經》真正成書的時代。還原到戰國中後期的時代，我們再來看老子《道德經》的內容，一方面，他跟莊子的關係絕對不可能是“老在莊前”，而是“莊在老前“；另一方面，用這種方法，還原了莊子和老子對於封建宗法思想的那種嘲弄，從中吸取完全不一樣的智慧。此外，又因為這種態度跟孔子有著絕然的差異，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孔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