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竟記載了“14個”國家。）一、我的觀點，《十二諸侯年表》的春秋十四國中（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周、魯不該算入，所以14-2=12。概括一下就是“殊魯論”；除了這個觀點，還有“殊吳論”、”殊秦論“、“數字虛指等”，以下依次說明。1、殊吳論唐朝史學家司馬貞（679年—732年）在給史記作注時，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原因：賤夷狄不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意思說吳國在春秋是夷狄，又最後稱霸，所以不算。這種說法問題是，是司馬遷在《天官書》稱“秦、楚、吳、越，夷狄也”，如果說吳國不算十二諸侯，那麼秦、楚也不算，數目更對不上。

2、殊秦論。學者翻看十表第三的《六國年表》，也記載了6+2=8個國家，其中明顯周、和秦不算在其中，加上戰國末期秦始皇統一天下，所以說不應該把秦國算入其中。殊秦論表面看起來很對，因為秦國最強大，也有《六國年表》的例子；但問題是，《十二諸侯表》是春秋時候發展中的秦國，而非戰國變法後的強大秦國；此外，如果秦國特殊，司馬遷列表時候，為什麼不像《六國年表》一樣把秦國列在表頭？3、殊魯論。這是我同意觀點，有兩大重要原因，我們後文詳說。4、數字虛指。一部分專家認為“十二”在漢代有特殊意義，故司馬遷《史記》中有十二本紀；為了對應，春秋時雖諸侯眾多，司馬遷也列表了十三個，但只稱“十二”，這只是一種虛指，而非實際的數字。

但虛指也沒有考慮一個關鍵問題，為何軍事弱小的魯國，反常的和周列在表頭位置？二、殊魯論的合理性。首先，魯《春秋》是中國先秦時代最重要的史書，在秦漢影響巨大，司馬遷深受影響；尤其魯《春秋》的紀年，是先秦史中最重要的時間標尺。先秦史書眾多，除了魯國春秋外，還有“晉之乘、楚之檮杌”，但價值最大、流傳下來，卻是是——魯國《春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多次強調，自己年少時候被父親司馬談教導，要以《春秋》為榜樣，延續家族的記史大業；在因李陵被宮刑後，司馬遷更以《左氏春秋》作者，失明的左丘明為榜樣，在逆境中發憤著史。

更不用說秦漢有多少人用《春秋》之名作史，比如大名名鼎鼎的呂不韋，著書立說叫《呂氏春秋》。到漢代，春秋地位更甚，出現了眾多研究《春秋》學派，公羊派、穀梁派、左傳派就是代表的三家；《史記》深受公羊派影響，體現了大一統說、經權說、推刃復仇說等政治觀念……最重要，魯《春秋》作為一種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還是最好的時間標尺，司馬遷慨嘆夏商時間久遠，時間線多有對不上；但有編年的魯《春秋》，歷史就非常清晰了。第二，司馬遷《十二諸侯表》，奇怪地把弱小魯國，列在表頭位置，明顯也是標尺的作用。（殊魯論，可以完美解釋12諸侯表）經常excel製表的辦公族都知道，類比的標尺可以列在表頭，也可以列在表尾，列在中間的比較少；考慮到魯國在春秋時候的特殊性，正和秦國在戰國的特殊性一樣，這樣解釋司馬遷製表方法，就非常合理了。

三、結語：表達方式是潛意識的反應。古人都說《春秋》微言大義，其實《史記》何嘗不是？司馬遷人生逆境中13年著成《史記》，不敢說字字珠璣，但是一個表頭，兩個標尺，體現了他對每段先秦史的用心。周之外，秦是戰國標尺，這是《史記·六國年表》告訴我們的；周之外，魯國是春秋的標尺，這是《史記·十二諸侯表》告訴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