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後，經過三代，傳到拓跋宏為帝，便是著名的孝文帝。當他繼位的時候，北魏社會上各方面的矛盾都日趨尖銳。公元471年，青州高陽民封辯起義，自號齊王，聚眾千餘人。第二年，有光州人孫晏等也聚眾千餘人起義。公元477年，更有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起義，聚眾達五千餘家，自稱沖天王。起義一起接著一起地衝擊著北魏的封建統治。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孝文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實行俸祿制

孝文帝以前，官吏都不給俸祿，放縱他們去貪汙和掠奪人民。史書記載，“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惟取給予民”。有一次，拓跋燾要出征，向老百姓徵調驢子馱運軍糧，讓公孫軌負責。公孫軌便公然下令，每一頭驢要加一匹絹當賄賂，才能收受。當時人都說“驢無強弱，輔脊（揹著絹）自壯（就算壯的）”。這個公孫軌一向貪汙成性，剛做官時，“單馬執鞭”而來，卸官回家時，竟然“從車百輛，載物而南”。官吏這樣貪贓枉法，不能不加重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的反抗。

公元484年，孝文帝開始“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對官吏實行俸祿制度，規定：“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同時，制定了嚴懲官吏貪汙的法律——“贓滿一匹者死”。

俸祿制的實行，增加了人民的賦稅，但比起以前放任官吏恣意貪汙、搶掠來說，對人民是有利的。因而，遭到一部分貪贓枉法慣了的官僚們的反對。班祿以後，先後犯贓被處死的官吏竟達40多人，使北魏的吏治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

（2）實行均田制和三長制

北魏的豪強地主勢力非常強大。他們仗勢“蔭附”大量民戶，替自己耕種田地、驅使奴役，致使“百室合戶，千丁共籍”，蔭戶完全隸屬於豪強宗主之下。這些“蔭附者皆無官役”，受“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帝為了和豪強地主爭奪人口、勞動力和緩和農民的反抗，鞏固封建統治，便在公元485年和486年先後實行了均田制和三長制。

均田制規定：男子15歲以上，受（給）露田40畝，婦人20畝，奴婢與平民一樣授田。丁牛一頭，受田30畝，限四牛。所授的露田，如系休耕一年的，多授40畝，休耕二年的，再多授40畝。露田不準買賣，身死或年老不能耕種時，必須歸還政府。男子還授給桑田20畝，種桑50株、棗5株、榆3株，皆為世業，不再還給政府。田地不足的地區，“聽逐空荒”，可遷往他郡。

孝文帝實行的均田制，是北魏早先實行的“計口授田”的推廣和發展。它只限於在政府控制的無主荒地上實行，並不侵犯地主已經佔有的土地，而且還透過奴婢和耕牛授田，肯定了地主比貧苦農民受有更多的田地。儘管如此，均田制的推行對於加強北魏中央政府的力量，開墾荒地，恢復、發展農業生產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長制規定：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的職責是檢查戶口，徵收租稅和徵發徭役。它是北魏的基層政權組織。三長制與均田制相輔而行，加強了政府對人民的控制；同時也透過清查戶籍，與豪強地主爭奪勞動力，爭奪人口，使向政府納稅的戶口大為增加，相對地減輕了每戶農民的負擔。三長制實行後，北魏政府頒行了新的賦稅制，一夫一婦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農民比起過去的賦稅負擔，確實減輕不少。

（3）遷都洛陽和漢化政策

為了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接受漢族文化，消除鮮卑族和漢族間的隔閡，以便進一步拉攏漢族地主士大夫，鞏固北魏的統治，孝文帝決心把都城從位置偏北的平城，遷到中原的洛陽。

遷都問題在朝廷中引起了巨大震動，許多鮮卑貴族、官吏都反對遷都。於是，孝文帝便宣佈要大舉南伐，卻又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為首的貴族、百官反對。孝文帝在退朝後，單獨留下拓跋澄，對他說明了遷都的重要性，並告訴他南伐是假。目的是率領眾人遷都中原。拓跋澄醒悟過來，改為全力擁護孝文帝的“南伐”遷都計劃。公元493年，孝文帝發兵20萬，號稱30萬，開始“南伐”。大軍到達洛陽後，孝文帝仍然“戎服執鞭，御馬而出”，表示要繼續前進。群臣都跪在馬前叩頭，請求他不要再南進了。這時，孝文帝乘機說，“若不南鑾（南征），即當移都於此”，並且下令：願意遷都的站在右邊，不願意的站在左邊。所有隨軍貴族、官吏都紛紛站到右邊，高呼萬歲。於是，孝文帝便乘勢定都洛陽。

洛陽是當時中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遷都洛陽對北魏和拓跋族的發展，都具有很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