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宋代，是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時代。宋代有許多老字號商鋪，比如同仁堂、張小泉剪刀等品牌。

為什麼宋代會有這麼多老字號呢？這要從門閥的消亡和坊市被取締說起。北宋的都城杭州和南宋的都城開封都是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各種香鋪、酒樓、茶館大量湧現。

南宋文人吳自牧寫過一本《夢梁錄》，記載了城中的商業字號超過兩百家，大多數以經營者姓氏命名，歷經千年，相映成趣。

平民的機會

老字號商鋪為什麼扎堆在宋代出現？首先需要消費城市的支撐。秦漢之前，並不存在消費城市，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和軍事。到了魏晉時代，消費城市逐漸出現。

而要以平民的姓氏命名的老字號大規模出現，必須要在門閥士族衰弱甚至消亡之後。那門閥士族是什麼時候消亡呢？主流歷史學界認為是在唐末五代。

魏晉南北朝士族的選拔官員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在隋唐時被廢除，士族不再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失去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地位。

隨著科舉制的興起，隋唐皇權愈加穩固，士族不得不向中央低頭，門閥士族走向消亡。加上之後的黃巢起義，大批士族死於非命。

此消彼長，到了兩宋時代，平民也可以因為自己的事業擁有光宗耀祖的機會。

在傳統中國，工商業往往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組織生產和領導技術的是家長而不是師傅。他們有著代代相傳的技術或經營技巧，能保持市場佔有率，在行業裡成為名家。

在宋代之前，其實已經普遍出現這種現象，只不過平民沒有存在感，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姓氏來冠名品牌。

城市規劃改變

老字號興起的另一個原因，是北宋時代中國城市的坊市制沒落，廂坊制興起。

什麼是坊市制？這個是從秦漢到隋唐的典型城市規劃格局，是對居民和市場的二分法，二者相互隔離。

比如唐代的長安，就是標準的坊市制城市。除了皇城之外，長安被東西向和南北向的二十多條街整齊地劃分為110個坊，設定東西兩個市場。

“坊”就是居民區，不能有市場，市場裡也不允許有民居。更嚴格的是，無論是坊還是市，都得用牆圍起來，四周設門，定時開關門，夜間實行宵禁。住在各個坊裡的居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由坊門出入，嚴禁私自朝向街道開門。

市場也有嚴格的空間和時間限制，必須設在官方指定的地點之內，必須按照門禁制度定時開市和閉市。

在這種城市的管理體制下，老字號不可能大規模出現。老字號意味著人們對這些商家有認同感，這些商鋪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居民和商戶犬牙交錯，人們才可以自由選擇和貿易，消費者才能對商家形成心理信任和情感認同，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老字號。

而在坊市制下，消費者和上級只能形成工具性、不穩定的關係，沒辦法形成老字號。

好在到了北宋年間，坊市制被逐漸打破，城市規劃改成廂坊制。廂坊制就是坊與市之間的圍牆被推倒，門禁制度被取消，界限被清除，居民區和商業區不再涇渭分明，凡是向街的地方都可以開設商店。

城內有商業薈萃的大街，也有居民小巷，政府也不再強行管制。從大街到小巷，鱗次櫛比，大量老字號湧現，城市空前繁榮。

坊市制和廂坊制代表著不同的規劃理念。唐朝長安的坊市制，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裡。在近千年的時間裡，統治者用坊市制的方式，把個人生活和城市商業都嚴格管束起來。

從戰國時代開始，中國的主流思想就是“重農抑商”城市裡的工商業排在末尾，被稱為“市井小人”。根據《周禮》記載，城市的工商業者稍有不慎，就會被執法的小吏抽打。

後來政府放寬了對商業的監管，主要是無能為力。商業規模越來越大，衙門的比重卻在收縮，要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越來越難。到了晚唐，政府終於放寬對商業的管制。

城市裡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流動商販，鄉鎮的集市越來越繁榮，自發市場秩序的作用越來越大。連官員都喜歡逛夜市，何況老百姓呢？

晚唐政府已經普遍意識到，既然對商業無力壓制和管理，不如索性放寬，把商業當做一項豐富的稅收來源。伴隨著政策變革，商人的人數和財富增長，政府和社會對於商人的輕視也緩和了。

晚唐萌生的商業自由，雖然是區域性的，但卻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在商業自由中找到一條出路。到了兩宋時期，商業和文化都達到了中國傳統皇權時代的高峰，老字號大量湧現，開出了古代中國商業的一朵燦爛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