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敦煌藏經洞流散海外文物一直是國人之痛，它們的命運也持續受到公眾的關注。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各收藏藏經洞文物的機構相繼開展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工作。澎湃新聞獲悉，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在11月7日於敦煌莫高窟舉辦的“紀念藏經洞發現12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介紹，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文物正在透過數字化方式迴歸，首個由中方主導的數字化迴歸專案正在籌備之中。

“紀念藏經洞發現120週年學術研討會”現場

羅華慶11月7日在《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專案——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迴歸》為題的發言中說：“經過前賢的不懈努力，藏經洞流散文物在上世紀末通過出版的方式使大部分文物資料得以刊佈。但對於國外的一些整合機構，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工作進展較為緩慢。根據國家的戰略要求，更好地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數字化共享，敦煌研究院計劃在‘數字敦煌：敦煌壁畫資料庫’的基礎上，拓展數字化資料領域，透過數字化、資訊化等高技術手段，開展‘數字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專案—一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字化迴歸’，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數字化迴歸，引導支援各國學者更好的研究敦煌文物，講好敦煌故事。”敦煌研究院方面表示，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援下，敦煌研究院計劃開展的這一專案將透過國際合作，系統調查整理海外收藏的藏經洞文物。該院加強國內外合作交流，在敦煌學資訊資源網中搭建“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目錄”和“藏經洞文獻研究目錄”專題模組，透過網路將院藏敦煌學術資源全球共享。今年將派專家組分赴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相關機構商討所藏文物數字化可行方案。藏經洞文獻連同敦煌石窟藝術的實物遺存，為中國和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被稱為開啟世界中世紀曆史的鑰匙。據統計，藏經洞出土文獻中，約九成為佛教典籍，還有道教、摩尼教等其它宗教典籍，以及官府文書、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等大量世俗文書。據悉，距今1650多年曆史的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其中儲存完好、存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492個，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由於洞窟內的彩塑和壁畫都是由泥土、木材、麥草等材料製成，隨著時間推移和參觀遊客的增多，莫高窟文物的保護面臨巨大壓力。為應對莫高窟不可逆轉的衰退，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即開始提出“數字敦煌”構想，利用計算機技術和數字影象技術，以期實現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儲存、永續利用。2016年，“數字敦煌”資源庫上線，跨越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個朝代的30個經典洞窟首次亮相網際網路，向全球開放。而在敦煌，數字化展示中心也讓遊覽模式發生改變。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巨幅《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現藏大英博物館

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出土巨幅《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圖》區域性

對於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就在今年9月，130件敦煌流散海外精品文物曾以複製品形態亮相蘭州博物館“回家”展出，這一名為《“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的展品均為上個世紀流失到海外的敦煌藏經洞珍貴文物複製品，展示內容選自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展出品複製了敦煌藏經洞流散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歷代絹畫、紙畫、麻布畫和經卷等各類文物共130件，均為原大原刻原色。對於敦煌文物的數字化“迴歸”，澎湃新聞此前曾報道，早在2015年，敦煌研究院便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簽署了合作協議，主要內容即法國國家圖書館向敦煌研究院贈送館藏敦煌遺書的高畫質數字複製件，授權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在非商業用途上可以無償使用這些數字化副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遺書（圖片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如何讓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迴歸？是敦煌學界近年較熱的話題。但文物實體的迴歸難度依然較大，據媒體公開報道迴歸最多的敦煌文獻，是由日本已故書法家青山杉雨家人於1997年將家藏的8件敦煌寫卷送還。趙聲良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表示，現在讓原件迴歸很困難，但可以透過外交和文化交流等途徑，利用數字化辦法使流失海外文物迴歸，經過分類整理後可以與全球所共享。“這項工程的迴歸並非簡單拍照片，而是對流失海外的文物進行‘完全複製’。”趙聲良此前在接受採訪時解釋說，這就像莫高窟數字化工程，如果哪個洞窟未來因不可抗拒的因素毀壞了，還可以透過已掌握的數字化成果，將其原樣複製出來。目前，被普遍認可和使用頻率較高的線上敦煌文獻資料是“國際敦煌專案”（IDP），但其沒有完整的可檢索敦煌文獻全部目錄，主要建立了收藏國家、收藏機構已經數字化完成的目錄，並未構建完整的藏經洞文獻總目錄，且數字化進度緩慢、檢索不便。

延伸閱讀：“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前不久在蘭州博物館舉辦的“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讓珍藏在其他國家的敦煌藏經洞文物以複製的方式迴歸故里，讓曾經的“唯一”，變成一種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在這裡遴選了展覽中數件文物，穿越時間隧道，追溯歷史。

《靈鷲山釋迦說法圖》

唐代，8世紀，繡品，長方形，高241釐米，寬159釐米，大英博物館藏

《靈鷲山釋迦說法圖》是中國古代刺繡中尺幅最大的一幅。整幅作品氣勢恢宏，著重刻畫五尊佛，畫面中心為釋迦牟尼立像，佛陀立於青色華蓋遮蔽的蓮花寶座上，扁桃形的身光環繞著身體與頭光等高。曼陀羅的背後有一座巖山（即《法華經》中所說的靈鷲山）。釋迦牟尼身披紅色袈裟，偏袒右肩，右手臂自然下垂，左手輕執衣襟，赤腳立於蓮座之上，蓮座兩側各有一白色獅子，華蓋兩側各有一飛天。釋迦牟尼兩側侍有兩大弟子和菩薩，均為赤腳立於蓮座之上，菩薩像基本保留，但迦葉阿難除殘存頭部之外，身體其餘部分均已缺失。繡品的右下方跪著四個男供養人，其中一人為和尚裝扮，另外三人則均頭戴黑色襆頭，身穿藍色圓領袍，身後是一個站立的男性侍者；左下方則跪有四個女供養人，頭梳髮髻，身穿窄繡襦，外罩半臂，身系各色長裙，有的披有披帛，一婦女身旁還跪有一小童，她們身後站立著一個身穿袍服的侍女。供養人身旁的題記上繡有字跡，但已凐滅不可辨認。整幅刺繡作品色彩豐富，技藝精湛，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比較精美的作品之一。從刺繡做工來看，我們會發現繡樣先直接描繪在絹底上，然後照樣刺繡的。主線基本上是用深藏青色絲線割繡。但有一部分如裸露的山石、侍立右側的菩薩的袈裟等，則用褐色取代了藏青色。然後用柔軟的單股絹絲認真填平用線圈起來。繡品中不僅運用直線針，更多則採用織錦似的針法，且在填埋各部分時，透過變換針腳的長短或所用絲線的種類來產生色彩的微妙變化。這幅作品用刺繡表現出空間感和質量感，應為初唐時期繡制。

《藥師淨土變相圖》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與西方淨土阿彌陀相應的是藥師如來的東方淨土，藥師信仰曾在敦煌地區極為流行。本圖可能是存世敦煌絹畫中最大的一幅，在構圖方面可與敦煌石窟壁畫中最複雜的淨土圖相媲美，是敦煌繪畫中十分罕見的超大型絹畫。

《觀音菩薩像》

唐代中期，9世紀，絹本設色，高101。6釐米，寬58。5釐米，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此像雖然褪色嚴重，殘缺不全，卻是敦煌絹畫中極為精美的佳作。觀音菩薩面朝前方，腰肢微扭，左肩前傾。面部輪廓清晰雅緻，大耳垂肩，雙目微斂，神態慈悲安詳。右手持柳枝，左手提淨瓶，彎曲的長莖從瓶口伸出，蓮莖與觀音的站姿相呼應，搖曳向上在左肩上方開出一朵含苞紅蓮。畫面右下方跪有持蓮花女供養人像二身，她們衣著髮型簡樸。其邊緣和畫面下部缺損嚴重，上部和兩側儲存較完整，左上角長方形榜題呈空白。整幅畫面造型柔美繁複、勾勒緊勁嚴謹，衣帶翻轉飄舞，線條行雲流水，疏密有致，加之斑斕的色彩，令畫面熠熠生輝。

《絲綢殘片》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絲綢之路得名於絲綢，敦煌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集散地，在藏經洞發現了大批紡織品文物。作為文明的載體、中華民族必備的生活用品以及奢侈品，無論是工藝、圖案還是文字，它們都蘊含著太多資訊有待解讀。這些絲綢殘片雖已殘缺、褪色、糟朽，但歷經千年，是今天資訊採集、分析其材質、工藝、編織技法、圖案、染料等不可多得的藏品，極富研究價值。

《馬、駱駝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畫中描繪的是一匹馬和一頭雙峰駝，馬前有一位牽引的人，駝後畫面斷開，右端後續殘畫可見又一牽馬之人（人與馬均不完整）。馬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在古代人們的生活、生產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人類最親密、最忠實的朋友，其精神和神韻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駱駝在絲綢之路上是沙漠戈壁中負載馱運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稱為“沙漠之舟”，故其藝術形象出現在藏經洞繪畫或敦煌壁畫中，儼然成為古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徵符號。本幅作品畫面構圖形式類似北宋著名畫家李公麟的《五馬圖》，只是方向相反，此畫面以極其簡練淳樸的線條，高度凝練的線條勾勒出生動逼真的馬與駱駝之形象，賦色簡潔明快，無一絲拖泥帶水，雖著筆不多，但造型準確，動感十足，躍然紙上，妙趣橫生。

《獅子圖》

唐代，9世紀末，紙本，墨線勾勒，高29。8釐米，寬42。8釐米，大英博物館藏

中國本無獅子，原產地是非洲和南美洲，約在漢武帝時才經西域傳入。獅子作為進獻的禮物，是敦煌壁畫中最早出現的動物形象之一。由於它的勇猛威儀備受佛教推崇，故在造像和壁畫中曾出現大量的獅子元素。除此，獅子形象還被吸納成為陵墓裝飾和傳統建築的基本元素。這幅紙本畫，造型準確、健壯飽滿，昂首闊步、氣宇軒昂，線條遒勁、中鋒用筆，彈性十足，顯示出畫家嫻熟的造型功底，長短弧線勾勒捲毛，寥寥數筆，卻靈動活潑、灑脫不羈，為不可多得之線描精品。

區域性圖

《柳公權書金剛經》

唐拓孤本，墨繪紙本，縱28。5釐米，橫1166。6釐米，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柳公權書金剛經》刻於唐長慶四年（824年）四月，系柳公權47歲時所作，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右街僧錄準公書，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發現唐拓孤本，一字未損，極為珍稀，故為敦煌文獻中的稀世珍寶。柳公權因書寫此經而深得穆宗賞識，得以升官晉爵。在唐代書法中當以顏正卿、柳公權為其代表。顏書豐腴，柳體瘦勁，變內蘊為外拓，追求一種筆到力到，清癯精勁的藝術情調。此拓本書體用筆靈巧勁健，雖有與“顏書”同法之處，但更多融入魏晉及初唐楷意，並摻之以北碑的骨力洞達，故初觀此碑似覺平常，頗有劍拔弩張之勢，然細察之則一招一式頗富變化，方勁整飭中寓清靈通秀之氣，其一點二畫，一如刀斫般齊整，乾脆利落，節奏明快，極富動感。

區域性圖

《文選音》

殘卷，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漢族文學總集，是由梁代蕭統選編文學作品而成，並非專人著作。它選錄的作品上啟秦漢，下至南朝的梁代，其內容分類之細，選材之廣，質量之優，使它成為眾多學者研究關注的焦點。此書問世以來就在文人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度，尤重以詩賦為主要內容的進士科，蔚然形成“《文選》學”，成為考生學習詩文的主要範本，尤其在唐朝盛極一時，隨著《文選》在文人中的廣泛傳習，對它的註釋也就應運而生。遺憾的是，《文選音》殘卷首尾不全，無法得知其作者，學者們對此說法不一，但對該殘卷為唐代寫本似乎並無多大異議，因此，我們亦可將《文選音》視為唐寫本的語音材料。藏經洞發現的《文選音》有兩個殘卷，經過辨認，其內容同屬一個寫卷，只是內容不能銜接，字型、抄例相似，故合而為《文選音》。它雖是殘卷，但可一窺當時具體語音面貌，且不只是語音，這些手抄本還具有獨特的字形，裡面有許多異體字，與傳世的各種版本並不同，也值得琢磨。總之，它對於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校勘學等領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孔子備問書》

唐代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孔子備問書》屬通俗類蒙書之一，此蒙書歷代史志典籍中無記載，後世亦無傳，今僅見於敦煌遺書中，尤顯彌足珍貴。這部蒙書在思想上融儒、釋、道三教混同民間信仰雜糅的色彩，既表現出與唐代官學教育的一致性，又極具敦煌地域特色。《孔子備問書》現存四個寫卷，三個抄本，從避諱推測，應抄於唐太宗時期，從文書內容來看，大致成書於太宗時期或更早些。四個寫卷皆為卷子本，四卷不同程度略有殘損。全篇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在行款的排列上，皆採用每行大字型為“問”，雙行小字型為“答”的形式。主要就天文、地理、時序、歷史、官職、禮儀、人情等常識進行啟蒙教育，充分體現了人們對這些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廣度，反映了當時敦煌一帶的社會生活與普通民眾思想的真實面貌，成書具有思想多樣化、知識地域化、通俗化等特點，既反映蒙書教育思想中對儒家傳統文化的認同，又折射出敦煌文化與中原文化屬一脈相承，實屬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敦煌原生態訓蒙文獻。

編輯丨甘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