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在北伐曹魏前，作《出師表》，文中提到自己對漢室衰敗原因的看法：

文中提到的“桓、靈”，是指東漢時的漢桓帝和漢靈帝。桓帝時，宦官專權，賣官鬻爵盛行，政治腐敗，發生了黨錮之禍，桓帝本人荒淫無度，後宮嬪妃宮女無數。 而靈帝更是耽於享樂，宦官專政和黨錮仍在延續，天下糜亂，終於爆發了黃巾起義，並由此埋下了東漢王朝傾頹的禍根。後世的古代知識分子們常將東漢覆亡的緣由歸根於桓、靈二帝的昏暗。然而，東漢衰敗亂象的根源，早在立國之初，一代英主光武帝在位時候便已現端倪，經歷東漢歷代朝廷的發展，直至桓、靈二帝時無可挽回。

一、光武帝沒有把地方豪強這個亂象隱患處理好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地方豪強，是一類不可忽視的存在。秦漢之際的地方豪強大族，出自原戰國六國貴族、地主後裔和秦漢王朝的貴族、功臣族人，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兼併土地，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足以動搖天下形勢。章太炎就在《訄書·定版籍》裡說：“豪彊之暴，酷於亡秦 。”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大封功臣外戚“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然後“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即收回了功臣們的兵權，封以土地和爵位，在政事上以三公為負責，不重用功臣，避免了功臣們恃功而驕，給政權帶來不穩定。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光武帝的這種做法，雖然消弭了當前的不安定因素，但這些獲得大量土地賞賜的功臣外戚們，原本就是豪強的更加壯大；原本不是豪強的就成為新的豪強，反而埋下了另一個隱患。當然，我們也不能以現在的“事後諸葛亮”心態來苛求古人，結合當時的形式來看，光武帝的做法也是必然的政治妥協之舉。

劉秀的起事、稱帝離不開豪強的支援。劉秀作為南陽漢家劉氏宗族，自己本身就是地方豪強一員，其母樊氏、姐夫鄧晨，都出身南陽地方豪族。他的起事，還聯合了南陽的另一地方豪強大族李通的勢力。劉秀被推舉為帝，也是麾下反莽豪強勢力擁立的結果。從這方面來說，劉秀也難以對自己的支持者下狠手。

地方豪強勢力短時間難以卒除。豪強勢力在東漢初立時已有相當的規模了，不少豪強在地方上儼然龐然大物，勢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如皇后陰麗華的家族，亦為南陽大族，“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而且南陽陰氏還是政治勢力較弱的家族，至於那些族內高官輩出的豪強，其勢力更是可想而知。強行剪除他們，必然要引起天下動盪，對於剛剛建立的東漢朝廷是難以承受的。

豪強階級的壯大，使得他們的貪慾也隨著膨脹，以至於到了敢於反抗朝廷的地步。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朝廷為了掌握國內田的情況，“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這一政策觸動了豪強地主們的利益，於次年建武十六年發生了抵抗朝廷的動亂，地方豪強大族組織武裝力量，“攻劫在所，害殺長吏。”，其中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這也是東漢地方豪強大族第一次向朝廷亮出了獠牙。

雖然這一動亂被光武帝利用高明的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消滅了，但由於東漢立國得益於地方豪強支援的根本性原因，地方豪族壯大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郡國大姓”們在光武帝這個強勢君主面前不得不表示了臣服，朝廷得到了表面上的勝利，而豪強們則蟄伏下來，在歷史的發展中繼續壯大。

二、外戚和宦官專權的亂象始於桓、靈二帝之前，政治鬥爭激烈

東漢東平六年（公元189年）漢靈帝駕崩後，掌握朝廷實權的外戚、大將軍何進在與宦官十常侍的政治鬥爭中失敗被殺，導致了朝廷的大動亂，揭開了董卓入京專權、諸侯反董，乃至曹劉孫崛起、三國分立的序幕。

何進並不是漢代唯一專權的外戚。兩漢之際，外戚專權一直是政治的痼疾，但凡皇后的兄弟乃至侄輩，基本都加封爵位官職，獲得權力。當西漢高祖、武帝以及東漢光武帝、明帝等強勢帝王在位時，尚能使大權不旁落，而一旦這些強勢君主去世後，外戚們便開始掌握權柄。東漢的外戚專權始於第三任皇帝漢章帝，他在位時，皇后竇氏的哥哥竇憲“兄弟親倖，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又在和帝時因軍功“陵肆滋甚”，以至於了叛逆之心而被宦官鄭眾誅殺。除竇憲之外，何進之前的專權外戚還有鄧騭、閻顯、梁冀、董重，無不權勢滔天。

就像惡性腫瘤引起一些致命的併發症一樣，外戚專權這個東漢“政治之癌”引起了另一個併發症——宦官專權。除上述竇憲被鄭眾誅殺、何進被十常侍誅殺之事以外，從以下記載就可已看出，東漢時外戚和宦官鬥爭之頻繁激烈：

安帝時，鄧太后之兄，大將軍鄧騭為宦官李閏誣陷，不久自殺。

順帝時，閻太后之兄，車騎將軍閻顯為宦官孫程所誅滅。

桓帝時，梁太后之兄，大將軍梁冀為宦官單超、徐璜等五人推翻。

除此之外，東漢還有外戚之間的鬥爭，如作為外戚的何進誅殺同樣作為外戚的驃騎將軍董重。

究其原因，外戚專權，必然架空皇帝權力，處在深宮的皇帝為了奪回權力，必然要藉助其他力量。而由於外戚們把持了朝政，大多數的文武官員都是依附在強權之下，這些人就無法成為皇帝信任的力量。皇帝茫然四顧，就只能依靠同樣處於宮中的宦官力量。於是就出現了外戚和外戚、外戚和宦官不斷爭鬥輪流專權的惡性迴圈。

三、多年對北匈奴和羌族的戰爭造成了東漢財政的亂象

光武帝時，北匈奴崛起，不斷入侵東漢邊境地區，而東漢朝廷由於天下初定，為了避免在不利的情況下與匈奴發生戰爭，還為了安撫西域，用金錢買和平，價碼是給匈奴“歲一億九十餘萬”，給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雖然花錢買平安的代價相對戰爭來得小，但仍然不小的錢財支出也給財政帶來了一定壓力。明帝時的司徒袁安就指出：“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明、章、和三帝時期，東漢對北匈奴展開了戰爭。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開始，至終於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竇憲徹底消滅北匈奴結束。對北匈奴的戰爭長達18年，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壓力。

而對東漢朝廷財政最致命的打擊來自羌族的叛亂。東漢安帝永初元年，羌族叛亂，“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於是朝廷派出車騎將軍鄧騭和徵西校尉任尚率領大軍討伐，由此拉開了東漢與羌族60年戰爭的序幕。

安帝時的羌亂讓東漢朝廷花費巨大：“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

順帝永和元年，羌族又發生叛亂，這次的羌亂延綿二十餘年，至靈帝時期才告一段落，軍費則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

然而禍不單行，安帝永初三年，在討伐羌族叛亂的同時，國內又發生了大饑荒，“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並、涼二州大飢，人相食。”。東漢朝廷的財政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財政危機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賣官鬻爵。

為了籌集資金，應對對羌戰爭和國內的災害以及各項支出，安帝永初三年，朝廷開始發賣官爵，出售的“商品”包括？“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分別各不等。”，開啟了東漢朝廷賣官鬻爵之先河——換而言之，官爵買賣的亂象早在桓、靈二帝之前就發生了。

官爵買賣的政治併發症是政治體系被嚴重破壞，腐敗橫行，吏治敗壞，賣官人付出的成本在其上任後又轉嫁給了百姓身上。這一亂象延續到靈帝時達到了頂峰，不但設立了官爵買賣的“商店”——？西邸，甚至象徵朝廷中樞權力的三公、九卿也被明碼標價：“公千萬，卿五百萬。”，以至於鉅鹿郡太守司馬直不堪這種盤剝百姓的政策，在“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後，憤而自殺。

豪強難抑，外戚、宦官專權，財政危機，政治腐敗，這些隱患早在桓、靈二帝之前就埋下了，在歷史中生長蔓延，不斷侵蝕著東漢政權的肌體。當然，我們也不能說而桓、靈二帝對政權的覆亡毫無責任，正是他們的昏庸亂政，又將這些惡疾不斷放大，終於使得東漢王朝不堪重負，轟然倒塌。

參考史料：

《三國志》

《後漢書》

《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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