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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為古九州之一。漢武帝置十三州刺史部，西漢徐州轄琅邪、東海、臨淮、楚、泗水、廣陵六郡國，東漢徐州的郡國名稱略作調整，下轄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國。《尚書·禹貢》載：“海、岱及淮惟徐州。”顏師古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約為今之江蘇長江以北及山東東南部，東漢州治在郯（今山東郯城），東漢末移至下邳（今江蘇睢寧）。
1、徐州的人口優勢
東漢末年連年戰爭，軍兵士卒就成為最為珍貴的戰爭資源。兵士的直接來源當然是普通民眾。因此佔有或掠奪人口遂成為各個軍事集團的首要目標。例如，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克漢中，即迫不及待地“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建安二十四年，夏侯淵被殺，曹操兵敗於漢中，“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遂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東漢徐州人、戶數較西漢有很大幅度的減少，這主要是因為東漢徐州的轄區較西漢有所縮小，如琅邪郡的部分割槽域劃歸青州刺史部。據《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載，西漢元始二年，全國人口約為5919萬，東漢永壽二年，全國人口約為5006萬。以此推算，西漢徐州人口約佔全國人口數的1/11，東漢徐州人口約佔全國人口數的1/18。
在漢代十三部州中，徐州的版圖是最小的。它的土地面積只有十多萬平方公里，遠不能同位於南方的揚、荊、益、交四州相比。在一塊狹小的區域內，擁有如此稠密的人口，這對那些急欲擴充軍事實力，爭王圖霸的軍閥來說，自然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另外，漢魏之際，關中一帶屢罹兵禍。三輔、河、洛地區的大量人口遷徙，前往徐州避難。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一時間，徐州遂成為戰亂時期，民眾躲避戰禍的一方樂土。然而這樣的光景持續時間並不長，因為初平四年（193），曹操攻打陶謙，結果“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催亂，百姓流依（陶）謙者皆殲。“
儘管徐州民眾遭到曹軍的瘋狂屠殺，戶口損失嚴重，但在東漢末年的諸州郡中，仍具有相當可觀的軍事實力。當陶謙病死，劉備對是否出任徐州牧猶豫不決時，下邳人陳登對劉備言道：“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通‘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從日後史實來看，陳登此言並無虛妄。劉備任平原相時，僅“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基本上是一群烏合之眾。劉備剛到徐州，陶謙就立刻“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劉備這才有了一支真正的軍隊。
陶謙死，劉備接任徐州牧，所部有多少兵力，史無明文記載。然可作一個大致的推算：劉備初領徐州，袁術就出兵來攻，劉備以張飛率重兵守下邳，自己率軍拒袁術於“盱眙、淮陰”。不久，呂布襲取下邳，大敗張飛，盡獲劉備妻子、將吏家口和軍資。
“備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飢餓困，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一片悽慘狼狽之狀。但劉備與呂布和，軍還小沛之時，“仍復合兵得萬餘人。“可見，劉備出任徐州牧時，其部與陶謙舊部合在一起，不下五六萬之眾，若假以時日，儲積糧草，廣招兵員，要達到陳登所云“合步騎十萬”，並非難事。
呂布和曹操爭奪兗州，被操打敗，幾乎全軍覆沒，但他從劉備手中奪得徐州後，很快就恢復了元氣，其軍事實力遠在劉備之上，於此可見，徐州擁有相當雄厚的人力和兵力資源。
2、徐州的地理優勢
從地理位置來看，徐州西靠豫州，北連充州、青州，南接揚州，東臨黃海，淮水、泗水橫貫其境，是連線南北的通衢要衝。自春秋以降，徐州就成了諸侯盟會、兵家所爭之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越王勾踐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與徐州。”《魯周公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項羽滅秦後，有人勸項羽建都關中，但項羽“思欲東歸”，結果他“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雖然彭城不及關中地勢險峻，但仍不失為一方之都會。
漢末至魏晉時期，徐州在軍事上的戰略地位更為凸顯。《世說新語·捷悟》注引《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東晉王朝，最具有戰鬥力的是北府兵，北府兵的主要軍事據點在京口（今鎮江），而“京口”即在徐州所轄的廣陵都內。京口據有建業與三吳之間的樞紐地位。
《南齊書·州郡志》南徐州條曰：“今京城（即京口）因山為壘，望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東晉以揚州為京畿，而以荊、徐二州為藩籬，洪邁曰：“方伯之任，莫重於荊、徐。”當然徐州與荊州相比，似乎歷代政治家、軍事家更看重荊州。
荊、徐二州孰輕孰重，仍需作具體分析。對江左政權而言，荊州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可能要勝徐州一籌。例如，赤壁之戰後，孫權對取徐州還是攻荊州委決不下。呂蒙向孫權進言：“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孫吳政權的最大軍事優勢，是其依靠長江天險，擁有大量朦瞳戰船，習於水戰，所謂“上岸擊賊，洗足入船”。荊州全境“江川流通”，皆在長江流域內。孫吳若能據有荊州，即可充分發揮其水軍的優勢，與曹軍抗衡。
然而，對於建立於北方的政權來說，徐州的重要性無疑將超過荊州。曹操起兵於北方，其將士大多由北方人組成，他們不習水戰，而精於騎射。呂布曾對曹操說：“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足見曹操步騎軍戰鬥力之強。若曹操與孫權爭奪荊州，則明顯舍長取短。正如周瑜分析曹軍的弱點是“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與荊州地理條件截然不同的是，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下邳、彭城一帶陸路交通十分發達，加之地勢平坦，“平川數百里”。故極易發揮騎兵部隊的巨大威力。
加之，“其地為許（昌）、洛（陽）襟要”，正因為如此，曹操才將徐州視作其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一旦吳軍來犯，“操後旬必來爭”，針鋒相對，寸土不讓。
3、徐州的經濟實力
徐州的經濟狀況也是相當不錯的。徐州在春秋戰國時期，分屬齊、魯、楚等國，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史記·貨殖列傳》載：“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東有海鹽之饒。“其文明程度和農耕技術並不亞於關中地區，加之山東東南一帶，土壤肥沃，氣候宜人，其糧食產量也相當可觀。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南直十一》載：“徐州（彭城一帶）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興置屯田。資糧易積。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也。“徐州的糧食作物不僅僅是稻米，還有小麥。
《晉書·食貨志》載晉元帝太興元年詔：“徐、揚二州土宜種麥，可督令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賙濟，所益甚大。“彭城一帶，“土宜菽麥，一熟可資數歲。“據《漢書·食貨志》載：“今關中俗不好種麥”，可見徐州比之關中在糧食種類上更為豐富。
東漢末年，董卓作亂後，關中地區破壞程度之嚴重，可謂慘不忍睹，史載：
“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贏者相食。““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漢末軍閥混戰，袁紹軍在河北，以桑椹為食，袁術在江淮，取食河蚌。曹操起兵後，軍糧嚴重匱乏，有時不得不食人肉脯。各路諸侯因糧食缺乏面“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而這時的徐州卻是另一番景象，至少在曹操攻陶謙、血洗徐州之前，該地是“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
不容忽視的是，徐州還是兩漢著名的鹽鐵產區。西漢於琅邪郡的海曲、計斤、長廣等縣設鹽官。於東海郡之下邳、朐縣、臨淮郡之鹽瀆、堂邑縣、琅邪郡、廣陵國、楚國之彭城縣設鐵官。
東漢雖未見相關記載，然徐州自然環境未變，鹽鐵官的設定估計不會有大的變化。漢代鹽鐵實行官賣政策，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此種狀況沿襲至漢魏之際未變。鹽鐵不但關乎國計民生，而且還是一種戰略物資，其重要性完全不亞於糧食。正如衛顗對荀彧所言：“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竟還……此強本弱敵之利也。“衛顗所建議的是在關中恢復食鹽官賣的舊制。但此制一旦實行，必然遍及全國，徐州是重要的產鹽制鐵地區，自然不會例外。
從戶籍、人口、兵力、經濟狀況、地理位置對徐州地區加以考察，在和平統一時代，它似乎和“戰略地位”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漢魏之際，情況則發生了逆轉。
徐州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又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分佈於徐州四境的大小軍閥都把它視為興王圖霸之地，一旦獲得，既可作人力、兵力調發和物資補給之源，又可擴大戰略縱深。在關中洛陽被董卓、李傕所毀，幾成廢墟的情況下，各地諸侯遂把注意力移向經濟較為富裕、人力資源較為豐富的徐州。
自漢獻帝初平四年（193），至建安五年（200），各個軍事集團為了爭奪徐州，展開了殊死的大廝殺。徐州戰場刀光劍影、金戈鐵馬。在短短的七八年時間內，徐州城池數易其主，先後為陶謙、劉備、呂布、曹操、臧霸等人佔領。他們各施謀略，演出了一幕幕極其壯觀、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徐州遂成了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前最值得關注的聚焦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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