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堪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大的亂世，其延續了三百多年之久，在此期間，各種思想學說不斷的被提出，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也不斷的變得複雜，原本週王朝的治國方式受到了質疑，人們也都開始探索新的治理道路，企圖讓社會變得更加的穩定，讓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安居樂業。

也正因如此才會出現諸子百家，才會擁有三教九流，而這些學派也都是有思想、有抱負、有道德的人，他們給了天下不同的建議，給了領導階層不同的治國方式，也為他們規劃了不一樣的藍圖。

同時，他們也都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力量，來改變當時天下禮崩樂壞的現狀。當然，因為他們對於社會的認知不同，進而導致所提倡的思想主張不一樣，所以，相互之間也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爭論。但他們各自的想法觀念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都是希望社會變得更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就從爭端的開始——儒家講起。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後代儒家學說的發展，也都是以孔子的思想主張為根基進行發揚和傳承的，作為開啟古代思想啟蒙黃金階段的聖人，孔子自然也對當時的天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也對當時的社會問題給出了自身的解決方案。

而我們本篇文章就來重點地關注一下，孔子給出的解決方案到底是怎樣的？他的方法對當時的天下有哪些影響？它本身的作用又是怎樣的？

那麼，孔子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孔子以及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仁，什麼是仁呢？對於這個問題，孔子給出的答案有很多種，後來，人們研究孔子對於“仁”的敘述大部分都是透過《論語》這本書進行的，畢竟，這本書記錄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舉止，可信度相對比較高。

但在《論語》當中，孔子對於“仁”的回答不盡相同，因為，在《論語》中提到“仁”，基本上都是孔子在回答學生“怎樣才能做到仁”的問題的時候提到的，而既然是回答問題，那麼對於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況就會有不同的回答。

根據學生的資質不同，對待社會和思想主張的態度不同，孔子給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樣。因此，在此其中能夠當作定義去看待的並不多，但是卻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最為接近定義的大概就是孔子給予學生樊遲關於“愛人”的回答。對此，我們首先來深入探討。

《論語》中有記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意思是說，凡是詢問孔子什麼是“仁”，或者說，怎麼樣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說很簡單，就是愛人，樊遲又問，什麼是智，孔子回答說，就是把平直的事物放在彎曲的事物上面，然後，能夠使彎曲的事物變成平直的事物。

這句話中的含義在後世大概有兩種理解，我們先來看一下儒家弟子對其的理解。樊遲詢問完之後，對於孔子的這番話並不是十分明白，但又不敢再繼續詢問孔子，所以，便找到了自己的同學子夏進行詢問。

子夏是一個悟性很好的人，他能夠從“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這樣的句子中，體會到禮的含義，足以見識到他對於儒家學說的感悟有多麼深，所以，樊遲問子夏說：

“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

意思是，當年，舜帝和成湯，他們都曾經在成百上千人當中進行選舉，最終，選出最有才能的皋陶和伊尹，讓他們掌握著部分國家權力，那些邪惡的人就都逃走躲起來了，也就是說，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安排在那些邪惡的人上面，從而壓制那些邪惡的人，讓他們遠離權力中心。

這是以子夏為代表的儒家弟子的理解。但是，很多後世的學者們對於這種理解，並不以為然，因為在孔子的話當中還有一句：

能使枉者直

。

這句話如果按照子夏他們的理解，就應該被翻譯成邪惡的人都變得正直了，就是說，把那些正直的人放在高位上去感化那些邪惡的人，讓他們也變得正直，但子夏所舉的例子卻並不具備這一點。

無論是舜帝還是湯，他們所選的人只是做到了讓邪惡的人遠離，卻沒有做到讓邪惡的人改邪歸正，因此，針對這個問題還有另一種理解：

用正確的代替錯誤的，然後去改正那些錯誤的，

這實際上就是對“仁”或者“愛人”的行為解釋。

其實類似的話，孔子並不只說過這一次，在《論語·為政》當中記載，魯哀公曾經向孔子詢問一些政治問題，說何為則民服，意思是說，怎麼樣做才能夠使人民服從呢？孔子回答說，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

對此，我們無論應用上面的哪一種解釋，都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應用一種為民謀利的手段去治理天下，用正直的去代替邪惡的，或者用正確的去代替錯誤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什麼是正直、正確呢？什麼又是邪惡、錯誤呢？很簡單，在孔子的認知當中，禮法就是正確的。因此，孔子才會認為非禮、失禮、亂禮、壞禮，都要為人們所責備，都要為社會所拋棄。

所以，背離了禮法就是錯誤的，所以，才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等等。而且這是禮法，也是道理，也就是說，人們不但要有禮貌，尊禮儀，同時也要講道理，尋真理，即禮都是正直的。

那麼，與這一點相違背的地方就是錯誤的，那什麼是相違背呢？自然就是禮崩樂壞。所以，要遵守正確就必須要克己復禮，而克己復禮就是對仁的另一個解釋。

克己復禮是孔子在《論語》當中對於顏回的回答，與樊遲一樣，顏回也曾經向孔子問仁，而孔子的回答不再是愛人，而是克己復禮四個字。

那麼，什麼是克己復禮呢？

一般的解釋就是說要剋制自己，恢復曾經的禮儀。此外，又要靠什麼來克己復禮呢？孔子說要靠仁愛，所謂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就是說，人們只要能夠做到克己復禮，那麼普天之下的人都會讚歎，久而久之，就能夠讓全社會迴歸到人的環境當中。

所以說，儒家所尊崇的禮樂制度其實也是為仁去服務的，這一點孔子自己也說過。所謂：

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

翻譯過來就是，禮難道就是玉器和絲綢嗎？樂難道就是金鐘和皮鼓嗎？當然不是，禮樂絕對不是禮物，禮樂也不是樂器舞蹈，那麼，禮樂是什麼呢？其實指的就是仁愛。

孔子認為，我們之所以有禮和樂，是因為人們有愛心，並且需要傳承和表達愛心，而禮和樂就是用來表達愛心的一種方式。比如說父母去世的時候，人們要披麻戴孝，守喪三年，這就是一種社會的禮法，而這種禮法就是為了表達後輩們對於父母長輩們的愛。

因此，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用來解決禮崩樂壞的方案就是推崇仁，因為禮樂制度是對於“仁”的一種表達方式，只要人們都能夠贊同仁的觀點，那麼，人就會想方設法的將仁的思想表達出來，自然就會應用禮樂制度這種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

所以說，仁是孔子給當時病態的社會的藥方，也是對人們美好生活的一種願望。

但是這種方式有用嗎？這個就很難說了，有些人認為有用，有些人則認為沒有用，直到現在也是這樣的，有很多人批判儒家的學說，說其中的糟粕太過於封建，其中的精華又太過於理想化，沒有辦法應用到現實社會當中，但也有人說儒家的觀點是符合人的認知和自然的大道的，那麼，又該如何去界定孔子的解決方案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

，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的做法是不管用的，或者說，“仁”的想法是沒有用的。這已經被歷史證明了，不需要人們再去討論，畢竟，如果儒家的這種說法真的有用的話，最終就不是應用了法家學說的秦國強盛起來並且一統天下了。

其實，無論是克己復禮還是仁而愛人，它們都或多或少的有缺陷。先說克己復禮，孔子所認為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恢復到西周的統治情況下，就算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東周最開始的時候。

所謂的禮，就是西周所使用的禮樂制度，西周所尊奉的禮法，但問題在於，西周從最開始的鼎盛沒落到後來的春秋，這說明它的社會制度不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既然如此，一味地要求人們去克己復禮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換句話來講，如果人們真的能夠心甘情願地遵守西周的禮法，那麼，周朝的天下還會混亂嗎？其實就不會了。而如果天下的混亂對所有人都沒有任何好處，那麼，混亂的局面也一定不會維持太久。

但是，春秋戰國時代卻持續了300多年，在此之中，當然有一部分人流離失所，但也有另一部分獲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歷史也在這個時代裡尋找到了新的發展軌道，既然如此，西周制度的破壞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那麼，如果一味的去忽視這種道理，而只要求人們遵循舊有的制度，就必定會受到歷史的阻礙，也會受到人們思想的阻礙，所以，在春秋時代以至後來的戰國時代，孔子的這種思想都很難得以應用。

再說仁而愛人，這一點從理論上來講沒有錯

，但是，錯就錯在其太過於理論化。什麼是愛人呢？根據上面對於孔子回答的描述，智慧的人對於人們的包容就是愛人的行為，而智慧就是能夠用正確的去代替錯誤的，並且還能夠改正錯誤的。

可問題在於，真正符合這種智慧標準的人，又有多少呢？在所有符合這種標準的人中，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夠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發展呢？其實是少之又少的。

不說別人，單說孔子就知道了，這個標準是孔子提出來的，孔子也用這個標準去影響他的弟子和他的學派，此時，他也踐行了這個標準，但是，在當時孔子對天下的影響卻微乎其微，所以說，這個觀點又太過於理論化，難以在天下大亂的時代裡推行。

可是，如果說它沒有用處也是不對的，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的學說並沒有派上用場，但後來儒家學說卻成為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來的正統學說，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在這一方面沒有任何其他的學派能夠比得上。

而這也就說明，在天下太平的時候，儒家人的一些要求，可以陸續地被做到。畢竟當天下穩定下來之後，人們就能夠穩定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此之後，各種事物的剩餘價值也就會陸續增多，社會發展就會越來越穩定富足，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去幫助其他的人。

但是這也僅限於天下穩定之後，畢竟說過一個人連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都保證不了，又如何去幫助其他人呢？所以，這其實也是孔子理論當中矛盾的所在，因為孔子之所以會提出這種思想主張，目的是為了解決當時天下禮崩樂壞的狀況的，是為了能夠讓混亂的社會變得更好。

但是他的思想卻沒有辦法運用在混亂的社會當中，反倒是在和諧的社會里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一點確實有些戲謔意味。

不過，哪怕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代並沒有派上很大的用場，但是其對中國思想歷史的影響依舊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儒家的很多理念還都可以繼續發展傳承。

其實，我們雖然稱孔子為聖人，但是聖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不可能絕對的完美，他們也會受到時代的影響，會受到生存環境的影響，他們對於一個時代的感知也有一定的主觀因素，就像孔子一樣，他所生活的時代雖然相對混亂，但是卻還只是暗流湧動的階段，這就會給孔子造成一種假象，一種周王朝的統治並沒有太過於衰落的假象。

再加上孔子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領導階層，他可能能夠接觸到國家發展的某些層面，但是絕不會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有著全方面的認知，因此，想讓孔子提出一種全方位實用的治國理念也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與其說孔子提出的是維持王朝統治的觀念，倒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發展的目標，其實如果在未來的某個時代，人們的思想真的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實現孔子所說的仁和愛人也不是沒有可能，而如果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人與人之間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的利益衝突，國與國之間也不會再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人們會共同為了同一種命運而奮鬥。

而話說回來，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就是現在的人在追求和塑造的嗎？這不就與孔子所主張的理念不謀而合了嗎？所以，孔子的理念雖然有一定程度上的侷限性，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是完全不能應用的，因此，我們還需要理智看待，妥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