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州在遼興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年）立為西京，這一年在遼朝京城建設中，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五京全部建成。而對於遼朝的西南防禦體系來講，遼朝在這一年升雲州為西京，也與遼朝周邊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一是在這一年宋夏停止了戰爭，雙方達成合約，宋歲賜銀、絹、茶於西夏，如賜契丹然。

並於同年十二月正式冊封李元昊為夏國主。二是在這一年遼國已預感到西夏的崛起及其軍事實力對自身的威脅。當年四月党項諸部叛附西夏。九月遼興宗親征西夏，結果遼反被西夏所敗。這次戰役的失利，使耶律宗真意識到西夏的強大，給遼國西南邊疆帶來的巨大威脅

。為加強遼西南地區的穩定，遼興宗“改雲州為遼西京”。

一、西夏的崛起與威脅

西夏是党項拓跋部貴族建立起的政權。唐朝初年，拓拔赤辭被冊封為西戎州都督，賜國姓李。唐朝末年，拓拔思恭積極參與鎮壓黃巢起義，再次賜姓李，升為夏國公，職位為定難軍節度使，治所為夏州（今內蒙古鄂爾多斯烏審旗白城子）。党項族貴族世代都是唐朝的官吏，

從這時起，党項人開始據有銀、夏、綏、宥、靜五州。

這也是日後西夏起家之地。五代時期党項族貴族乘機發展勢力，同時仍然向中原政權朝貢。宋太宗趙匡胤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党項李繼捧率族人歸附宋朝。但是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反對宋朝朝廷直接管理靈、夏等州，

夏、宋、遼之間的關係，隨著歷史的發展也不斷地變化。

遼統和四年（986年，朱雍熙三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西夏諸軍事，遂複姓李。”八年（990年）“遣使封繼迀為夏國王”。當時遼朝正處在不斷強盛的時期，國內政局穩定。

夏政權統治地區在遼朝統治地區西南、中原地區西北，因此通常稱為西夏。

西夏党項族貴族不斷加強對當地党項、漢等族人民的統治，經常發動對周圍各族的攻掠，主要是對宋朝統治地區的攻掠；同時不離不棄地依賴於遼、宋之間，接受兩個朝廷的封號，而且

還利用雙方的矛盾，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勢力。

耶律隆緒當政期間，西夏的統治者是李繼迀、李德昭父子（後來被其後代分別諡為太祖、太宗）。

他們對遼朝的態度總體上是友好的，並且經常遣使入貢遼朝，告知打敗宋兵、攻下宋朝統治地區一系列州城的訊息。當時在遼朝統治地區內也有一批党項族部落。在開泰二年（1013年），部分黨項族部落試圖擺脫遼的管轄。

遼夏邊境雖時而有小的摩擦，但此時的遼朝並未對西夏進行全面戒備。

耶律宗真時期，西夏的統治者為李元昊、李諒祚父子（後來被其後代諡為景宗、毅宗），西夏各方面發展較快，國力日益增強。隨著西的崛起，在遼興宗耶律宗真執政時期，遼與西夏的關係經過了較好、變壞、恢復這三個階段的變化。

從重熙元年（1032年）至十二年（1043年），遼與西夏的關係基本上是較好與正常的。

西夏和宋朝雙方歷次交戰，遼朝方面大體上持有偏向西夏的中立態度，遼朝甚至支援伐宋，“

元昊上表請伐宋”即為雙方聯合的證據之一。這幾年中，西夏曆次向遼朝進貢並遣使賀新年等。

例如重熙元年（1032年）、二年（1033年）、七年（1038年）、十二年（1043年）等年份。分別有“夏國遣使來賀”、“來貢”、“來賀”、“元昊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夏國遣使進馬、駝”等記載。兩國之間這種頻繁的攜有禮品的使臣往來，只有在關係較為融洽時才會出現。

在雙方的交往中，遼朝統治者也察覺到了西夏國力的日益增強。

遂在這一時期，兩國關係除了表面的友好交往外，遼興宗耶律宗真也開始暗中對西夏的崛起有所防備。例如在重熙二年（1033年）十二月，遼國“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遼朝又“禁吐渾與馬於夏，沿邊築障塞以防之”。這些看似對邊境經濟交往進行限制的舉措，

實際上表現出遼朝對西夏崛起與威脅的擔心。

“金、鐵”、“馬”一類的物資，都會對軍事實力的發展帶來好處，如果數量較大，顯然是對遼朝不利的。從重熙十二年（1043年）十月起，遼、夏關係出現了明顯的間隙。於此月西夏出兵侵擾遼朝統治下的党項部落。

十三年（1044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兵討之”。

六月阻卜族首領烏八派他的兒子把西夏求援使，捉送遼朝朝廷處理，並且“乞以兵助戰”得到遼朝的許諾。八月耶律宗真會西夏使者，“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笞之”。這種做法在兩國交往中是有失禮節的，

雖然李元昊主動緩和了雙方緊張的關係，但是遼朝方面卻仍然認為西夏“納叛背盟”。

雙方的關係並沒有恢復和諧的痕跡。十七年（1048年）李元昊病死，他的兒子李諒柞繼位，遼朝的屬國之一鐵不得國曾經“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這一請求沒有得到同意，但是遼朝試圖乘機攻打西夏的意圖從中可見一斑。

此後不久，遼朝便大舉用兵西夏。

十八年（1049年，宋皇佑元年），“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七月宗真親率軍隊討伐西夏；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為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署。遇其軍三千來拒。

祥穩蕭慈氏奴、南克耶律幹裡沒於陣”。

二十年（1051年），遼朝方面向西夏“索党項叛戶”。李諒祚的母親“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鎮，仍乞罷所建城邑”。二十二年（1053年），“諒祚進降表，遣林牙高家奴來詔撫諭”。

顯然這是在遼朝以軍事手段取得主動權之後，雙方又恢復了較好的關係。

二、宋夏的停戰與緩和

在宋遼夏關係發展中，宋夏之間的和戰也對遼夏關係，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宋夏如果聯合，顯然會加重對遼朝的西南地區的威脅。從宋夏關係發展的歷史看，西夏起初依附於宋，從統和四年（986年）之後開始依附於遼。

由於西夏的建立原本就是從北宋分離出來的党項族政權自立的結果，因而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事自不會少。

宋太祖時期，據清代吳廣成《西夏書事》卷２記載：“（夏州藩鎮）貢賦不入公朝，巡屬惟其除授”，但是在外交上卻保持了對中原皇帝的忠誠。這說明在北宋建立初期，北宋與黨項夏州藩鎮的關係還是和平、友好的。

宋太宗時期，開始推行全面削藩的策略，最終導致了以反宋為共同利益基礎的遼夏聯盟的形成。

但宋朝以收復遼夏為目的的西征曠日持久，

宋軍剿撫無效，關右之地經常被夏軍侵擾。

根據有的學者研究，至宋真宗時，“對夏採用綏靖政策。遣使詔諭李繼遷，授為定難軍節度使，盡有遼夏五州之地，致而西夏勢力驟漲，野心更大，造成宋陝右諸州頻頻告急，甚至西北重鎮靈州陷入孤危。”。

在這一時期，西夏因與遼國聯盟，反宋戰爭也走向高潮，不久之後，宋靈州陷落。事實上自宋真宗對遼、對夏弭兵講和以來，北方形勢的一大變化，就是西夏的快速擴張和日益強大。儘管受到宋朝聯蕃制夏政策，和遼朝經營河西戰略的干擾，但是

西夏仍然以不可遏制的態勢成功地佔據著在西北地區的河山，在宋遼之間尋求著生存之地。

到了元昊主政西夏時期，西夏已經有了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開始與宋遼爭奪三分天下的政治地位。這也為後來遼與西夏兩國關係的惡化埋下了伏筆。慶曆二年（1042年），隨著宋朝軍隊對西夏戰爭敗績漸明，遼朝抓住時機屯兵幽州，派遣使者去開封，

質問宋人攻夏的緣由，配以大兵壓境。

宋朝為避免腹背受敵，不得不與當時軍力相對強大的遼朝先行妥協。慶曆二年（1042年）七月，富弼作為宋廷使者與遼朝談判，

他準備了三個和解條約供遼朝選擇。

據宋代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１３７《慶曆二年七月壬午條》記載：“儀昏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

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遼朝選擇了犧牲西夏的利益。遼興宗為履行對宋朝的協議詔令西夏息兵，西夏迫於遼朝方面的壓制而與宋求和，卻未答應臣屬於宋。對於西夏的這種解決方式遼朝很是不滿。

對宋政策、跨境部族、貿易禁止、公主和親等問題疊加在一起，終於遼與西夏的戰爭爆發了。

遼夏戰爭的開始加速了西夏與宋的和議，經過協商，宋慶曆四年（1044年，遼重熙十三年）十一月，宋正式冊封李元昊為夏國主。宋夏之間的和議，

從側面加劇了遼朝對西夏軍事作戰方面的壓力，遼西京的建立也正是在這一年。

西夏搖擺於遼宋之間，又接受宋朝的冊封，增加了遼朝對西南邊境的擔心，以雲州地區為中心來加強西南地區對西夏的防禦尤為重要，

西京的建立是提高這一地區地位的重要步驟之一。

三、總結

遼夏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宗藩關係，其遼朝作為宗主國，西夏作為藩屬國。西夏的政治地位不光取決於對遼朝的依附關係，而且還取決於遼宋關係的變化過程。儘管作為三方格局最弱的西夏，

一直試圖打破與遼宋建立起來的秩序，但事實表明西夏的這種努力終歸於失敗。

其原因是作為建立新秩序的遼宋雙方，都不願更不會讓西夏挑戰這種秩序。所以基於這種原因，遼夏的關係實質上是一種相互利用，相互提防的宗藩關係。

在這種關係的基礎上，遼夏的關係一直是根據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