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麥克尼爾
選自：《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20）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當世知名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闢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舉成名，並因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他筆耕不輟，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代表著作有《西方的興起》《世界簡史》《瘟疫與人》《競逐富強》《人類之網》《追尋真理》等。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為威廉·麥克尼爾頒授國家人文勳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學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貢獻。
推行軍隊現代日常操練的主要人物是拿騷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即奧蘭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1567—1625年）。從1585年到去世他一直擔任荷蘭和澤蘭的總督（captain-general），此外他還曾兼任荷蘭其他省軍隊的都督，任職時間長短不等。莫里斯受過大學教育，專業是數學和古典學。他面臨在低地國家和西班牙人作戰的難題，就到羅馬歷史中去尋找樣板，並努力從維吉提烏斯（Vegetius）、埃利安（Aelian）以及其他古典作品中汲取軍事技術精華。
莫里斯親王對羅馬前人並不盲從，然而他強調了三件在他以前的歐洲軍隊中不曾普及的東西。一是鐵鏟。昔日的羅馬士兵習慣於用臨時修築的土牆來加固營地。莫里斯也築土牆，尤其是讓士兵在包圍敵占城鎮或堡壘時挖壕固守。在他那個時代以前，歐洲軍隊並不重視挖土築牆。在牆後躲避危險或打洞藏身意味著怯懦。軍隊通常依靠從附近招募的勞工來完成大部分他們認為必要的掘土挖壕工作。然而，對莫里斯親王的部隊而言，鐵鏟比刀劍或滑膛槍更有威力。圍城部隊有計劃地挖壕築牆保衛外圍防線，可以防禦敵軍的解圍援兵進襲，同時又不放鬆圍城。莫里斯的軍隊遵循這一方式圍城，受到守城敵軍的火力殺傷就比較小。同時，堅持掘進，日益接近守敵的壕溝和城牆，直到可以發起最後的衝擊。圍城變成了一項工程，即搬移大量土方，揮鏟挖土成了圍城士兵的日常工作。那樣沉重的勞動有一種附帶的效果，即幾乎掃除了懶散習氣和放蕩行為，而以前解圍要塞據點的軍隊通常以此作為娛樂消遣。事實上，莫里斯親王極力反對遊手好閒，他計程車兵不挖土時，就忙於操練。
在羅馬做法的基礎上發展的系統操練是莫里斯的第二項，也是最重要的革新。他強制士兵們練習火繩槍的裝彈和射擊動作，長矛兵則必須練習在行軍中和戰鬥時的持矛位置。這種訓練並非前所未有。軍隊總需訓練新兵，但以前的教官們認為，一旦人人學會了使用武器，訓練的任務也就完成了。這種想法不無道理。莫里斯和前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做法要系統得多。他將火繩槍相當複雜的裝彈和射擊動作分解為42個單一的連續動作，給每個動作定出名稱和發令詞。由於士兵們動作的時間相同，節奏一致，每個人都能做好同時發射的準備。這樣，齊射既容易又自然，對敵人的隊伍造成了一種衝擊力。更重要的是，士兵們裝填和發射的速度更快，忽略任何重要步驟的可能性也小得多。結果，火繩槍比以往任何時候效率都要高。因此，莫里斯按照長矛的比例相應地增加了槍支的數量。
奧蘭治的莫里斯設計出的槍械訓練法43式中的8種姿勢
他還使部隊正規化。訓練士兵步伐整齊，就可以訓練整個單位計程車兵按照規定的方式前進、後退、向左、向右，將縱隊變成橫隊，再由橫隊變成縱隊。莫里斯親王的操練中最重要的動作是反向行進。一排火繩槍手或滑膛槍手在發射完畢之後，從站在他們後面的兩列士兵中間走過去，到隊伍後重裝子彈。同時，下一排槍手進行射擊。如果經過練習，並且有適當的排數，那麼，當第一排槍手重新裝好槍彈，其他各排也都已發射完畢並後退就位時，第一排槍手就能夠毫無障礙或毫不耽擱地開始第二次齊射。這樣，一個訓練有素的單位就能像演出動作經過精心設計的軍事芭蕾舞，連續快速地進行一連串的齊射，敵人還沒有從第一次火力中清醒過來，另一次齊射就又命中了目標。這裡的竅門在於選擇時機，同時還要防止士兵們在背向敵人到佇列後重新裝彈時逃離戰場。反覆進行訓練，使每一個動作都達到半自動化的程度，就能把出現故障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限度。大批軍官嚴格地監督普通士兵也是使反向行進實際可行的必要措施。在一切都按照意圖進行時，效果就十分驚人了。
莫里斯的第三項改革使操練更加有效，而反覆操練反過來又提高了改革的實效。他仿照古羅馬軍團的支隊形式將軍隊劃分成比往常更小的戰術單位。一個營為550人，營再劃分為連和排。劃分成這樣的小單位，操練起來很方便，一個人的口令就可以控制所有士兵的動作。在這種小單位裡也能夠建立起從指揮官到剛入伍的新兵之間的個人聯絡。他們在戰場上可以靈活行動，既能獨立行動，又互相配合，因為一個明確的指揮鏈條從指揮整個戰役的將軍一直延伸到指揮一排一列的軍士。至少從原則上講，指揮系統中的各級指揮官都執行上級的命令，將命令傳達給合適的下級，並根據實際情況加以具體說明。
這樣，軍隊就成了有中樞神經系統的、互通聲氣的有機體，因而能對意外情況做出靈敏的、比較明智的反應。每一個動作在準確性和速度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各營在戰場上的運動乃至士兵在射擊和行進時的單個動作都可以加以控制，也可以預期，這是以前未能做到的。一個訓練有素的作戰單位，每個動作都達到規定的要求，就能夠增加戰鬥中每分鐘射向敵人的子彈數量。單個步兵的靈巧身手和堅定意志幾乎已不起作用，個人的勇敢和膽量在不可更動的例行常規面前也幾乎完全消失。戎馬生涯呈現出新的面貌，軍隊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過莫里斯式訓練的部隊在戰役中自然而然地顯示出強大的戰鬥力。人們認識到這一點以後，甚至在最執拗的軍官和紳士中間，昔日非正規的英雄式的軍事活動方式也逐漸消亡了。
戰鬥中的高效率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訓練精良的部隊在守衛城池和圍城時所表現出來的比以前更高的效率。說到底，士兵幾乎全部時間都是在準備和敵人的對抗中度過的。對早期的軍隊來說，如何使軍隊在等待時不變得煩躁不安和難以管教始終是一個難題。在越野行軍中，這個難題能夠迎刃而解，但是當軍隊在一個地方安營紮寨，連續幾天或幾個月無所事事，就很可能士氣低落、紀律渙散。一天幾個小時的操練很容易組織，效果明顯，又很容易實施，因此守衛部隊的紀律就容易維持。
這種每天重複的操練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對此，莫里斯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即使有所理解，恐怕也還是模模糊糊的。當一隊人的手臂和腿部肌肉長時間地一致活動時，他們之間就會產生一種原始有力的社會聯絡。這或許是因為大肌肉一致活動，會引起人類最原始的社會性共鳴。也許在我們那些還沒有成為人類的祖先會說話以前，就圍繞營火跳舞，來表述他們在狩獵中做過的和下一次將要做的事情。這種有節奏的動作激起強烈的夥伴之情，使武器簡陋的早期原始人也能攻擊並殺死大型獵物，能夠有效地合作戰勝強大得多的敵人。我們的祖先憑藉舞蹈動作，由聲音訊號和指令作為補充並最終實現自我控制，從而攀升到食物鏈的頂端，成為肉食動物中的最強者。
莫里斯和他以後數以千計的歐洲教官們發展起來的軍事操練直接利用了這個社會性的原始源泉。儘管操練看起來似乎重複單調，卻把往往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各種人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甚至在生命顯然處於危難的緊張時刻也能服從命令。過去狩獵的人群在面臨滅頂之災時就曾依靠服從與合作求得生存。因此，可以推測，無數代的自然選擇已經把人類採取這種行為的自然傾向提到了很高的程度。這種自然傾向長久地潛藏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又時而隱現，且迄今如是。
古代希臘和羅馬的軍隊也曾利用這種本能把他們的軍民結合在一起。城邦獨特的緊張熱烈的政治生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這種現象。因此，當莫里斯回顧了羅馬軍團的做法，更改他們的操練方式以適應他那個時代的需要時，其實是將他對軍隊的管理方法嫁接到古老且久經考驗的歐洲傳統之上。
所以，新的操練方法是利用文學傳統開發人類強烈的感受性（susceptibilities）。軍事單位成了一種專門化的集體，其中，新穎的、標準化的、面對面的關係成了傳統的社會組合方式的有效替代品，後者伴隨非個人化市場關係的日漸擴散而在各地都趨於消失或至少受到了挑戰。因此，訓練精良的排和連組成的人為社團能夠取代，也確實十分迅速地取代了往常那種按武功和地位形成的等級。而在騎士精神盛行的時代，正是這些等級構成了歐洲社會的形態，並賦予其地方性的防禦力量。
到路易十四時代，常備軍鼓勵士兵長期服役或重新服役，士兵之間的社會性聯絡進一步加強。士兵被分配到一個單位，就有可能在軍中服役很多年，和長期相處的戰友患難與共。這些戰友的消失往往是因為陣亡而不是主動離職。這樣，集體精神就牢固地樹立起來，小的軍事單位被改造成了有效的基層社團。
上面已經提到，14世紀時，作為軍事行動基礎的基層社團崩潰，從而令義大利開始採用僱傭軍制。兩個世紀以後，歐洲的教官們在所有技術熟練的部隊裡成功建立了人為的基層社團，這是因為幾個星期的操練樹立了集體感，甚至在過去孤獨的個人之間也是如此。透過這種方式，在歐洲軍隊內部激發起來的感情氣氛反過來又緩解了心理上的緊張和壓力，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從一種基層社團過渡到另一種新建的基層社團給軍隊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訓練嚴格的軍隊通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所處的社會隔絕，從鄉村直接招募來的新兵只需很短的心理適應過程即可融入連、排等人為的基層社團。操練迅速而可靠地將約定俗成的敬服改造成規章條文所規定的敬服。因此，軍隊是很容易更新的，同時，在一個比以往更徹底的城市化、金錢化、商業化和官僚合理化的環境中，保持了“老式的”價值觀和態度，即鄉村的價值觀和態度。
這種對立面的結合，或看似對立面的結合，成為前所未有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遵守上級制定的規章成了常規。這不僅是因為士兵害怕違反紀律會受到嚴厲處罰，還因為普通士兵從不假思索的盲從和儀式化的日常軍事訓練中得到了真正的心理滿足。對鮮有自豪感的成千上萬的軍人來說，有一種真實可感的東西成了他們引以為傲的資本——團隊精神。那些沒有歸宿的人找到了一個體面的避難所，可以避開那個買賣盛行，從而令缺少必要的金錢上的剋制、狡獪或遠見卓識的人難以生存的社會。一個按照官僚組織的方式建立和控制，並以深厚、穩定而強烈的人類感情為依託的人為團體出現了。在政治家、外交家和國王們的手中，它是多麼有用的工具啊！
事實上，一旦操練成為歐洲軍隊的日常經驗，其威勢定然不同凡響。作為歐洲人的後代，我們很容易把這些人的行動視作理所當然，而不會產生應有的神奇感。然而，設想一下兩軍擺開陣勢對壘，相距幾十碼互相開槍射擊，周圍戰友們有的陣亡，有的受傷，而射擊持續不斷，這畫面多麼令人驚訝啊！無論從本能還是從理智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都是無法理解的。但18世紀的歐洲軍隊在這樣做的時候卻認為理所當然。
軍隊各單位以幾乎相同的準確性服從看不見的上級的命令，無論上級是在最近的山頂上，還是在半個地球以外。這種情況同樣異乎尋常。成千上萬的人本來沒有明顯的個人利害關係需要互相鬥爭，反而出於明顯的個人動機，總希望處於對方的火線之外。然而這些人卻遵照命令列事——這對他們而言已成常規。結果是，按官僚方式任命的軍官，無論本人才能如何，也無論被派到地球上的哪個地方，幾乎都肯定會要求下級自動地服從命令，並且總是能夠如願以償。
這樣一個新利維坦的誕生——雖可能有一半是出於無心——無疑是17世紀的主要成就之一，這一成就的顯著程度不亞於近代科學的誕生或那個時代的任何其他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