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指鹿為馬，司馬遷記載得非常清楚，字裡行間清晰地表達出趙高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與專權的傲慢與肆無忌憚，重新整理了野心家的無恥新境界。

《秦始皇本紀》：“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李斯列傳》中的記載與之差不多，只是群臣沒有分歧，都異口同聲地說“馬也”。

無論兩則記載有何細微差別，但司馬遷筆下的指鹿為馬，前因是趙高準備作亂，害怕群臣不聽，於是策劃指鹿為馬來劃分政壇敵友，接下來是針對言鹿臣僚進行政治打擊，最終趙高控制了秦國大權，甚至一度準備鳩佔鵲巢登基為王。

由於指鹿為馬符合趙高的人設，於是千百年以來古人幾乎一直深信不疑。但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出土，司馬遷筆下的指鹿為馬遭到質疑，真相可能根本就與政治陰謀無關。

01：古人眼裡的馬與鹿顛覆認知

如今大家都知道，馬是馬，鹿是鹿，兩者涇渭分明，但在古人眼裡，一定程度上馬也是鹿、鹿也是馬，兩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兩批秦代竹簡，其中一篇叫《日出·盜者》的文章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重視。近代郭沫若認為十二生肖源於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漢代西域諸國仿十二宮而造十二生肖，但《日出·盜者》篇推翻了他的觀點，因為睡虎地秦簡裡就有十二生肖的記載。不過，《日出·盜者》中“午”對應的不是“馬”，而是“鹿”。

《日出·盜者》：“午，鹿也，盜者長頸小哘，其身不全。”

按照如今流傳的十二生肖，應該是“午馬”，但云夢睡虎地秦簡卻是“午鹿”。但在1986年4月，甘肅天水放馬灘秦代墓葬出土甲、乙兩種《日書》竹簡，年代與睡虎地秦簡相近，其中甲種竹簡也有“盜者”的十二生肖記錄，該篇除“辰蟲巳雞”外，其餘完全與現代的相同，即“午對應的是馬”。

同樣是秦朝差不多時間，為何荊楚湖北是“午鹿”，而甘肅卻是“午馬”？古人對此早有解釋。

陶弘景（南朝梁時隱士，人稱“山中宰相”） ：“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

也就是說，在荊楚文化中，鹿與馬一定程度上可以相通，原因在於生物學上存在相似性，“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因此湖北睡虎地秦簡中記載的是“午鹿”。而甘肅接近草原，經常能接觸到馬匹，可以輕易地分辨出馬與鹿，因此不會混淆馬鹿。

02：指鹿為馬是趙高遊戲之詞？

趙高與群臣主要是老秦人，且趙高還曾擔任過秦始皇的馬車司機，自然不應該混淆馬與鹿，因此趙高指鹿為馬絕不是混淆了馬與鹿。既然如此，趙高指鹿為馬的目的何在？

比司馬遷還早的陸賈，在《新語·辨惑》一文中也提到了指鹿為馬，不過與司馬遷表達的含義不大相同。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邪，以鹿為馬也。’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為不然，願問群臣。’於是乃問群臣，群臣半言馬半言鹿。

也就是說，趙高駕駛鹿車出行，遇到胡亥之後，胡亥覺得奇怪就問了一句，兩人對話存在一定的君臣遊戲的成分。當然，非要解讀為趙高的政治野心也不是不行，只是顯得比較勉強。

陸賈（約前240年—前170年）比司馬遷早了百餘年，經歷過秦朝與秦末戰爭，獲得的資訊無疑更為可信。從記載的內容來看，陸賈描述的是趙高駕鹿出行與胡亥相遇，然後發生了指鹿為馬，司馬遷描述的是趙高特意拉出一隻鹿到朝堂上讓胡亥與群臣辨認，兩相對比可見，陸賈的更符合常理，趙高是一個非常陰險之人，分辨敵友的辦法很多，沒有必要公然牽一頭鹿到朝堂上分辨敵友。

南北朝時，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中記載：“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宮，以鹿為馬，以蒲為脯。”可見，胡亥經常玩“以鹿為馬、以蒲為脯”的遊戲。趙高弄權的另一面，就是喜歡投其所好，因此他駕鹿而行的目的也可能是討胡亥歡心。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有一個時代背景，春秋晉文公之後，因為晉國過於強大，於是秦楚結盟，秦王王妃很多都是來自楚國，因此咸陽上層社會有著濃郁的楚文化，以鹿為馬的文化想必很多人都懂，因此胡亥、趙高的指鹿為馬極有可能只是一個遊戲。

哈爾濱大學教授王洪軍認為：“馬鹿解角之後似馬，（趙高）以解角之鹿駕車，無非是在追求新奇刺激罷了。趙高，或者胡亥，如此（陸賈記載的）‘以鹿為馬’，毫不關涉權力、是非問題。”

綜上，以鹿為馬屬於荊楚文化，馬鹿分明是中原文化，由於秦楚特殊關係，兩種文化在咸陽上層社會交匯，出現以鹿為馬、以馬為鹿不足為奇，說到底是文化的原因。漢朝建立之後，至司馬遷時代，或許已經沒有了“以鹿為馬”的文化環境，於是司馬遷過度誤讀了趙高的指鹿為馬，並賦予政治陰謀在其中。

參考資料：《史記》、《睡虎地秦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