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統治者將儒教作為統治國家的根本理念，儒學及儒家倫理道德規範，對朝鮮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深遠影響。

朝鮮社會逐漸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傳統道德和倫理為基礎的，人生禮儀和風俗，指導和規範每個社會成員的實際言行和舉止，儒學文化和禮儀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各個層面。

儒教教化在朝鮮的開展和深入，使得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民眾，在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倫理觀、道德觀上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儒教以忠、孝為核心的理念深入人心。至此，儒學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傳播，使得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被整個社會所接受，朝鮮儒家社會確立。

16世紀末17世紀初，李氏朝鮮遭遇了日本的侵犯，戰爭給朝鮮的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社會呈現出混亂不堪的局面。日本的侵犯，使李朝的有序的統治開始崩潰，強有力的李朝統治也開始瓦解。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李朝需要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根本性的變革。但是，作為治國思想的儒學已經僵化，失去了李朝建國初期具有的活力，面對複雜多變和脆弱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在固有的儒學當中已經找不出對策。因此，朝鮮學術界出現了對朱子學的反思和批判。

對朱子學的反思與批評發展到李朝後期，朝鮮學者提出了經世致用，崇尚實際的思想理念，嚴厲批判朱子學的空疏，認為不切實際的朱子學，會讓朝鮮國走向不可挽回的衰亡。

於是，出現了洪大容、樸趾源、丁若鏞、金正喜等著名的實學思想家。這些人推崇中國的王陽明心學的同時，將畢生的精力投注在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學問上。

在這樣的儒學發展歷程中，朝鮮學術界形成一種全新的儒學思潮，即“實學”思想。實學仍然屬於儒學思想的範疇，在繼承儒家傳統思想觀念的同時，反對朱子學的空談心性，認為空談心性的儒學是毫無生命力的，主張儒學要結合社會和個人的實際。

在各個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提倡實學精神，主張實學、實用，由此開啟了朝鮮歷史上的新學風，並對近現代朝鮮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李氏朝鮮堅持儒家禮治主義的治國原則，在政府、儒學者、普通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在思想層面、制度層面、經濟層面和社會倫理層面的儒家社會化。儒學上升為儒教，成為深刻影響朝鮮時代各個社會階層民眾，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

中國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來，儒學在眾多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中脫穎而出。儒學成為國學，後經科舉取士制度的沿革，又將學習儒學的傳統固定了下來。在中國儒學繁盛發展的同時，由於中朝兩國不斷的交往促使儒學傳入了朝鮮半島。

到明代，統治者為了鞏固新政權的穩定、保境安民，奉行寬鬆、友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高麗朝滅亡李朝建立，仍然延續與中國傳統的外交關係，為繁盛發展起來的中國儒學，在朝鮮的繼續傳播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儒學的傳播經歷了朝鮮的諸多時代，如古朝鮮、三國時代、百濟、統一新羅、高麗王朝、李氏朝鮮，透過圖書交流和科舉制度，傳播儒學。到明代，李朝堅持儒家禮治主義的治國原則，在中央實行抑佛揚儒的政策。在地方，大興鄉校和書院教育；利用鄉約制度在鄉里社會推廣儒教教化，從而達到控制鄉里、教化基層民眾的目的，使得儒學在朝鮮呈現出了不同特色。

明朝儒學在朝鮮的傳播和發展，我們必須從兩個方面來辯證看待。從儒學傳入者這個立場來看，以儒家傳統治國的明朝樂意用儒學的方式影響朝鮮。從儒學接受者這個立場來看，與明朝保持傳統的朝貢關係，是朝鮮王朝樹立了自身的統治權威，把明朝作為政治軍事依靠，儒學思想文化的魅力也使得儒學在朝鮮被廣泛傳播和普及。

李朝在統治思想、統治制度、文化倫理觀念上實現了儒教的確立，以儒家忠信、孝悌為基礎的道德倫理價值觀也被朝鮮各個階層的普通百姓所接受，完成了朝鮮儒家社會的逐漸確立。

在此過程中，朝鮮出現了以退溪、慄谷為代表的儒學大師，朝鮮儒學發展到後期，經學研究思想的僵化以及李朝政治的變遷，使得朝鮮實學思想興起，這標誌著朝鮮儒學進入了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