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代，管理者漠視百姓生命的事情很常見。

元代人宋本在《至治集》一書中，就記載了一樁因當時的執法者草菅人命而引發的錯案。

話說在元朝延祐初年（公元1314年）。京城有個木工局（木材加工廠），這個木材加工廠很大，有幾百名工人，工人之間經常因各種原因產生矛盾。一次，一個工人和工頭髮生矛盾後，半年時間都誰也不理誰，如仇人一般。工友們看不下去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怎麼這麼長時間還不消氣？為了說和兩人， 工友們便湊了一些錢，買來酒肉，把那個工人拽到工頭家裡。喝酒吃肉，一頓痛說革命家史後，雙方心中的疙瘩也解開了，握手言和。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一頓酒，竟然喝出了人命案。工友們各自回家後，那個木工的老婆把喝得爛醉如泥的老公殺了。原來這女人有了野男人，早就想找機會殺了這丈夫，和野男人去過好日子，今天終於得到機會。 她不但把老公殺了，還把屍體肢解藏在家中的土炕裡。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賊喊捉賊，到去警巡院報案（警巡院是從遼代開始設定的機構，負責重要城市的社會治安和訴訟等，元代沿襲）。

警巡院一調查，得知那個工人和工頭之前有仇，有作案動機，就把工頭抓來，要他坦白交代。工頭說我人不是我殺的，我們雖然以前有矛盾，但是已經和解了，再說就算有矛盾，也不至於殺人，你們要我交代什麼？ 這個回答顯然沒有讓審案人滿意，於是動用了刑訊逼供。一番嚴刑拷打之下，工頭承受不住，只好承認殺人。審案的人追問藏屍地點，工頭說被他扔到護城河裡了。

主管部門下令限期破案。警巡院不敢怠慢，命令兩名仵作（負責檢驗屍體的人員，相當於法醫）十天之內必須把屍體找到，否則就打板子。結果十天過去了，別說屍體，連條水草也沒撈上來。不出所料，兩名仵作只好捱了頓板子。

第二次搜尋開始了，期限是七天。可是，七天後還是什麼也沒撈到，繼續捱打。然後，給的期限越來越短，從五天縮小到三天。 捱過四次打後，兩名仵作私下商量：咱哥倆這麼下去非被打死不可，得想個辦法，實在不行就找個替死鬼交差算了。

兩人來到河邊等待機會。天快黑的時候，一個騎著毛驢的老漢過來了。老漢要過橋時，被兩個仵作裝作不小心擠落水中，毛驢自己跑了。 過了十來天，兩人估計老漢的屍體腐爛到看不出原貌了，就把找到屍體的事報告了警巡院，審案的人把那個木工的老婆叫來辨認屍體。女人可能看也沒看，就趴在屍體上大哭：夫君你死得好慘啊。 人證物證俱全，就該結案了，工頭被判處死刑，上報等待批覆。

再說那個騎驢回家的老漢，自從失蹤後，家人就到處尋找他的下落。結果人沒找到，卻在路上碰到一個揹著驢皮的人，家人覺得那張驢皮有點眼熟，就搶來仔細看，果然是自家那頭驢，血跡都還沒幹。

被扭送到衙門後，背皮的人交代說毛驢是他撿到的，警巡院的人當然不信，如法炮製，一頓嚴刑拷打，背皮的人被迫承認他想搶驢，可是老漢反抗，於是他就把老漢殺了，然後把屍體埋起來了。警巡院便派人去找屍體，當然是沒有結果。背皮的人說他記錯了，屍體埋在另外一個地方。又派人去找，還是沒找到。改了多次口供，都沒有找到屍體。 後來，背皮的人就死在了監獄裡。

一年後，上面的複核結果下來了，工頭被執行死刑。工友們都很悲痛，他們不相信人是工頭殺的，決心找出真兇，為工頭平反昭雪。他們湊了一百錠銀子，到處張貼告示，告示上說，誰能夠提供有價值的線索，幫助找到真兇，這一百錠銀子就是獎勵。

無巧不成書。告示貼出去不久，就有一個慣偷出來作案。正好盯上了木工老婆家，他呆在木工老婆家院外，等待作案時機。 過了很久，等來一個醉漢，對那女人又打又罵。女人十分害怕，等醉漢睡了才敢發幾句牢騷：“為了你這個沒良心的，姑奶奶我把丈夫都殺了，屍體到現在還藏在土炕裡，你居然還敢打我？！”

沒想到，女人這段話，被窗外的慣偷聽了個真真切切，喜出望外的他第二天就到木工局去揭告示領賞。工人們悲喜交加，跟著慣偷來到女人家裡，找到了屍體，把女人扭送到官府。 女人不但對謀殺親夫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還承認那個醉漢就是她的野男人。

案子終於真相大白，木工的老婆和其野男人被判街頭碎屍示眾，兩個仵作被判死刑，之前判工頭死刑的有關人員統統撤職，永不錄用。

孔子說過一段很經典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行政手段來治理民眾，用刑罰來整頓他們，民眾就只求免於犯罪，而不會有廉恥之心；用道德來影響他們，用禮教和認真負責的公僕意識來管治他們，民眾就會有廉恥之心，而且還會人心歸順，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本可以發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