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說起歐洲近現代歷史上的“軟柿子”，那毫無疑問非波蘭莫屬了。作為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波蘭在歐洲列強崛起的18世紀末慘遭瓜分，從而在歐洲地圖上消失了123年之久。一戰之後隨著蘇聯的建立和奧匈帝國的解體，波蘭才得以成立第二共和國，但是數十年之後，波蘭又被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再度被德國和蘇聯所瓜分，可以說在近現代歷史上兩度亡國。
那麼有人就會問了：歐洲大陸上的眾多中小型國家之中，為何唯獨波蘭的命運如此坎坷曲折呢？是波蘭民族內部有“內鬼”，還是說他們本身不夠團結呢？實際上，波蘭的坎坷命運與波蘭在中世紀末期所實施的“貴族民主制”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在君主專制日趨沒落的歐洲中世紀末期，這種過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制度最終導致波蘭在近現代歷史上的衰亡。
從君主專制邁向貴族民主制的中世紀波蘭王國
古羅馬帝國後期，斯拉夫人逐漸在東歐興起，後來分裂為東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而波蘭就是西斯拉夫人所建立的國家。10世紀初，西斯拉夫人所建立的波蘭王國逐漸從原始社會進入到封建社會時期，公元995年，勇敢者波列斯瓦夫一世統一波蘭，成為了首任波蘭國王。他建立了君主專制統治，特別設立御前會議和地方會議，御前會議國王和議會成員一起進行國家重要事項的表決，而地方大會通常由當地貴族所把持。通常來說，御前會議的議會成員都是由國王親自選定的，其身份往往和國王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
不過好景不長，公元1138年，國王波列斯瓦夫三世在臨終之前宣佈，將波蘭國土分封給自己的4個兒子，使得原本統一的波蘭王國陷入了兩個世紀的封建割據混戰之中。隨著國家的四分五裂，波蘭王國的領土成為了周圍強國所覬覦的物件，在加上公元13世紀蒙古人的西征，分裂的波蘭王國更是處於岌岌可危的地步。
為了結束混亂的局面，重新統一波蘭王國，波蘭大公瓦迪斯瓦夫一世進行了長期的努力，最後終於在公元1320年一統波蘭故土的大部分地區，最終加冕為王。瓦迪斯瓦夫一世上臺之後，取消了原先的地方大會，將其改之以中小貴族所組成的地區性議會，至此，波蘭的御前會議和地區議會成為了波蘭王國的兩大權力機構。隨後，御前會議和地方議會逐漸發展成為波蘭王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最後形成了兩院制制度，但是波蘭國王在此時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公元1505年，波蘭議會通過了《1505年憲法》。憲法明確規定，波蘭王國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國王、參議院和眾議院三部分組成，國家政權由三者共同享有，這標誌著波蘭國體制度從君主等級專制開始轉變為貴族民主制。除此之外，該憲法還限制了國王的部分權力，比如說未經議會批准，國王無權頒佈任何法律，這就直接削弱了波蘭國王的權力，並且在隨後的幾十年之中，波蘭國王逐漸淪為了議會的傀儡。
自由選王制與自由否決權
公元1572年，波蘭雅蓋隆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齊格蒙特二世因病去世，由於他生前沒有子嗣可以繼承王位，使得波蘭國王的位置高懸未決。次年，來自波蘭各地的5萬中小貴族在波蘭王國的首都華沙舉行集會，準備從歐洲王室後人之中物色人物來繼承波蘭國王的位置。最終，他們選擇了法國的安茹公爵亨利（後來的法國國王亨利三世）成為波蘭國王。
但是由於亨利之前參與過屠殺新教徒的聖巴託羅繆日慘案，波蘭貴族們害怕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既得利益會受到國王的威脅，因此強迫亨利簽訂了著名的《亨利王約》，條約規定：國王的王位世襲制被廢除，波蘭國王此後將由國會推舉產生；國王必須每2年召開一次波蘭全國議會，議期兩個月；設立16位參議院所組成的常任委員會，具體研製波蘭的對外策略；未經允許，國王無權召集地方軍隊和徵收稅款，這就是所謂的“自由王選制”。
從這個對於國王近乎嚴苛的制度能夠看出，答應《亨利王約》的波蘭國王已經徹底淪為波蘭議會的傀儡，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發言權可言，這就使得波蘭國王處於名存實亡的地位。接受了《亨利王約》的亨利本人也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在僅僅6個月之後，他就向波蘭議會提交了辭職申請，辭去了波蘭國王的職位之後回到法國，後來成為法國國王亨利三世。
由於議會逐漸成為波蘭王國的主要政治主體，因此議員的決定直接決定著國家的未來走向。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之中，即使一項議案得到了多數議員的贊成，卻總有不滿意議案內容的成員投下反對票。公元1652年，波蘭議會成員經過討論之後提出了一項延長議會會期的決定，但是卻遭到了大貴族雅努什·拉齊維爾代理人的強烈反對，導致議會議程被迫暫停。不過，有很多波蘭議員覺得他的反對意見並無不妥，因此為了尊重每位議員的權力，此後的波蘭議會若想透過一項議案，只要有一位議員覺得不合適，那麼他就可以行使一票否決權，這就是“自由否決權”的開端。
國王王權為何會受制於貴族？
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待“自由選王權”和“自由否決權”的話，這種國家權力的執行方式很顯然並不如之前波蘭所實行的君主專制，特別是“自由否決權”的實施，使得某些心機叵測的波蘭大貴族有了強制中斷波蘭議會流程的特權。那麼問題來了，波蘭國王王權為何會逐漸受制於地方貴族呢？究其原因大約有以下三點：
第一，波蘭國王權力的日益衰微。從公元14世紀末開始，波蘭國王開始將大量封地賞賜給了立下軍功的貴族，使得王室自己直接所控制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少，由此導致了波蘭王室遇到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使得國王所擁有的財富嚴重不足；再者，波蘭國王能直接調動的親軍有限，而此時波蘭貴族們所控制的地方民團卻日益擴大，因此國王往往對於貴族手中所擁有的軍隊心存忌憚；最後，為了維持波蘭對外界的和平關係，波蘭國王往往和歐洲皇室進行聯姻，正是由於這一點，新任國王往往來自外國人，因此他們不能很好地控制波蘭貴族。
第二，波蘭所處的地理位置的不利。由於波蘭位於歐洲中部，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波蘭在中世紀曆史上曾經遭到過很多外國勢力的入侵，使得波蘭政府忙於應付外交事務，而忽視了波蘭國內貴族勢力的日益強大。而正是因為國王選擇聯姻制度來取得暫時的和平，使得波蘭國內的多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從長遠來看影響了波蘭國王的專制影響力。
最後，波蘭國內文化提倡“人人平等”。對於外來文化，波蘭人一律採取歡迎和採納的態度，這就使得波蘭國王的中央集權難以在這樣開放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根發芽。然而進入16世紀之後，波蘭國內逐漸奉行“薩爾馬提亞主義”，拒絕對成文法律和國家權力機構進行改革，以保持波蘭貴族的傳統文化為榮耀，因此反而陷入了“閉關鎖國”的文化怪圈之中不能自拔。
追求自由民主的波蘭法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以“自由選王制”和“自由否決制”為核心的波蘭貴族民主制，可以說是波蘭國內時代的必然產物，它的存在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從當時來說，這種政治制度賦予了波蘭貴族全體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由於當時波蘭貴族的數量很多，幾乎佔據了全國人口的10%，因此這種民主制度的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名為“貴族民主制”，那麼這就意味著佔據波蘭人數大多數的普通市民和農民們不能享受到這樣的民主權利，因此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和古希臘時期的民主制度一樣，只是一種有限民主制度。由於這種制度只能維護波蘭貴族的利益，因此它對波蘭的歷史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
從兩種制度所產生的影響來看，“自由選王制”標誌著波蘭貴族權力的巨大發展，在制度改革過程之中，中小型貴族獲益良多，而大貴族卻趁機獲得了監督國王的重要權力；“自由否決權”更是進一步壓榨了國王手中的權力，但是由於一般行使這種權力的都是大貴族，中小型貴族並不願意因為行使一票否決權而背上巨大的輿論壓力，因此波蘭內部的貴族民主制最終還是演變為了被幾個波蘭大貴族所操縱的寡頭壟斷統治。
利用這兩種制度，波蘭大貴族通常選舉外國人作為波蘭國王，然後兩者之間互相勾結，為了自己的私慾出賣波蘭的國家利益，這就使得波蘭的“貴族民主制”淪為了徒有虛名的框架。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大貴族對於“自由否決權”的濫用，導致了國家議會效率的極其低下，在17世紀至18世紀的波蘭歷史上，有著半數的國家議會因為自由否決權的實施而被迫停滯。由於政策長期未能得到執行，波蘭社會的國內發展隨之停滯，而這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更是方便了周圍國家對波蘭的入侵行動。
公元1791年，波蘭政府通過了《五·三憲法》，宣佈廢除自由王選制和自由否決制，這兩顆阻礙波蘭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終於被波蘭人一腳踢開。然而此時的波蘭卻已經陷入了滅亡的邊緣，僅僅4年之後，波蘭剩餘的領土被俄、奧、普瓜分殆盡，徹底消失了在歐洲版圖之上，直到一戰時期才得以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