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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未動,印鈔先行,南宋朝廷濫發紙幣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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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用兵之道,可是在南宋,戰爭準備卻成了“兵馬未動,印鈔先行”。每逢大戰在即,增發紙幣幾乎成了南宋朝廷的常規操作。

當然,紙幣不能當飯吃。這些新印出來的紙幣最終還是會被換成糧草,送到前線將士的手中。

看起來這是一樁空手套白狼的白賺生意,畢竟印鈔的成本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買來的可是富含卡路里的實實在在的糧食。

但稍有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鈔票可不是想印就能印的,濫發貨幣雖然能解一時之需,但對一個政府來說根本就是飲鴆止渴,不僅會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還會讓政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古人雖然不懂得現代的經濟學理論,但濫發紙幣導致的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一定是能夠切實感受得到的。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南宋朝廷將軍隊和紙幣緊緊捆綁在一起,每逢戰事必先大肆印鈔呢?

這要從南宋全面實行募兵制開始說起

隋唐兵制為府兵制,兵農合一,閒時耕種,戰時打仗,兵器、馬匹、糧草自備。對朝廷來說,只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定數量的土地即可,所以對財政的壓力不大。

可是到了宋朝,募兵制開始全面實行,士兵從兼職走向職業化,他們的衣食住行乃至家屬的開銷都要由宋廷提供,養兵費用就成為了財政支出的大頭。

特別是在戰時,軍費支出更是天文數字,最嚴重時,軍費開支能佔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八成左右。

可以說,宋廷在享受募兵制帶來的好處時,同時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那就是燒錢。既然養兵打仗都要燒錢,那麼錢從何來?

南宋財政收入以貨幣為主

縱觀有宋一朝,朝廷的財政收入之中,貨幣所佔比例始終在逐年上升。

根據《朝野雜記》中《財賦》一卷的記載,宋真宗時“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到了宋神宗時期,“所入乃至六千餘萬” 。

到了南宋,貨幣財政更是被徹底發揚光大,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商品經濟空前發達。

一方面,稅收以貨幣代替實物,可以減少運輸途中的損耗,便於統計和管理;另一方面,朝廷在為軍隊撥付糧草時,只需將貨幣發下去,就可以就近糴買到所需軍糧,同樣可以提高效率,減少運糧之費。

當然,南宋財政偏好貨幣,還有一個不太能拿得上臺面的原因,那就是南宋始終面臨著北方強敵的威脅,政權朝不保夕,國都隨時都有被攻破的危險,皇帝他老人家時刻準備著要撒丫子跑路。在這種情況下,有錢傍身走天下,貨幣自然是比實物更加便於攜帶的東西。

古代多用金屬貨幣,南宋為何與眾不同,非要改用紙幣?

南宋金屬貨幣鑄行情況

其實南宋的貨幣體制和北宋相同,都以銅錢為本位,但是在銅錢的發行量上,卻和北宋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南宋經過宋金戰爭後,國力與北宋相比大為削弱。而銅錢的鑄造成本過高,是南宋朝廷無力承擔的。

關於鑄幣一事,南宋朝臣進行了大量討論。

比如吳曾曾在《能改齋漫錄》中專門用一卷內容描寫“鑄錢費多得少”的現狀,說:“予嘗為鑄錢司屬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

在《系年要錄》中更是記載當時鑄造銅錢的成本是“毎用十七錢而得一錢”,花費17塊錢才能鑄造出1塊錢的銅幣,這種比例看起來誇張之極。這則記載或許有誇大的嫌疑,但也足以能反映出當時鑄幣的成本之高。

鑄幣虧錢,這對財政狀況本就捉襟見肘的南宋來說自然是無法接受的,他們只能將目光投向製作成本更低的紙幣。

金屬貨幣不足,為了滿足流通所需,就必須發行紙幣

南宋立國之初,宋廷仍然記得北宋末年濫發紙幣造成的禍患,因此對於發行紙幣的態度十分慎重,只在四川、陝西等地小範圍發行“錢引”。

錢引實際上就是北宋的交子,二者除了名稱不同外,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別。

隨著鑄幣成本居高不下,在紹興六年,宋廷終於按捺不住蠢蠢欲動的內心,創立“行在交子務”,試圖在全國範圍內發行交子,不過這一計劃在眾多朝臣的堅決反對聲中夭折。

在這段時間,由於銅幣的鑄行量不足,民間為了滿足貨幣流通之需,富商們開始自己發行“便錢會子”。

宋廷一看,發行紙幣已經是大勢所趨,也就不再矜持,直接把紙幣的發行權徹底收歸國有,從紹興三十年開始在全國大範圍發行紙幣。

南宋紙幣發行情況

起初,南宋朝廷在發行紙幣上的做法還算穩健。特別是宋孝宗時期,雖然大規模發行紙幣,但也隨之建立起了一系列配套的管理制度。

在宋孝宗的精心呵護下,整個南宋的金融生態執行良好,紙幣的信用也得到了保證。

可是隨著宋蒙開戰,當敵人從女真變成了更加強悍的成吉思汗的子孫,一切再也無法維持了。

面對來自北方的重壓,宋廷不得不全力發展軍備,軍費開支瞬間爆炸。

面對天量軍費開支,宋廷很快出現了鉅額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虧空、供應軍需,宋廷只能靠增發紙幣來緩解燃眉之急。

第一個帶這個壞頭的是宋理宗。在端平元年,他野心勃勃地出動大軍想要收復北宋故土開封和洛陽,史稱“端平入洛”。

由於財政不足以支撐如此巨大的軍費開支,在市場上已經出現了通貨膨脹苗頭的情況下,宋廷一口氣發行了第十七界會子,發行總額為4。2億緡。

4。2億緡是個什麼概念呢?大概相當於之前十六界會子發行總量的一半。市場流通突然遭遇大水漫灌,壓力可想而知。

如果這仗打贏了還好說,收復失地、取得戰利品和戰爭賠款的紅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貨幣增髮帶來的惡果。

但問題就出在這仗打輸了。

在端平入洛失敗後,吳昌裔憂心忡忡地指出:“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陷失者,以百餘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凡邊民之骸骨相枕,國家之膏血無餘。”

可以說,端平入洛不僅僅是一次軍事層面的失利,它更讓南宋的財政惡化程度變得積重難返。在蒙元鐵蹄的巨大壓力面前,南宋的版圖一天天縮水,財政收入一日不如一日,但是在軍費開支上的花費卻一點都不能少,甚至還越來越多。沒辦法,物價飛漲,官府購買軍需的花費自然也水漲船高。

如此一來,宋廷就只能依靠大量增發紙幣來勉力維持軍費所需,也就出現了“兵馬未動,印鈔先行”的奇特景象。

結語

南宋一朝所面臨的外部壓力是空前絕後的,先女真,後蒙古,為求自保,他們不得不把大筆資金投入到軍備之中。

發行紙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南宋財政緊張的燃眉之急。可是戰事負多勝少,國土一天天淪陷,濫發紙幣就成了一劑催命的毒藥。

不喝,立馬會死;喝了,慢慢等死。

“咕咚”一聲,它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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