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豐帝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病情加重，自感來日不多，祖宗基業別說重振，就連自保也岌岌可危。是到了安排後事的時候了，有一個問題，近來一直在困擾著這位即將逝去的年輕帝王，就是死後皇權應如何進行分配？咸豐帝僅有一個兒子，年僅六歲的載淳，還有一後一妃，皇后鈕鈷祿氏，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再者就是自己的宗室兄弟，如和自己爭奪地位失利的恭親王奕欣等。太子年幼，即位後如要大臣輔政，會出現康熙初年的“權臣專權”；如要後宮干政，致使皇權旁落的例子不勝列舉；如要親王攝政，多爾袞把持朝政加大叔嫂、叔侄矛盾的前車之鑑，好像就發生在昨天。思來想去，病榻上的咸豐皇帝，終於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

於是，在熱河行宮的煙波致爽殿，召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景壽、協辦大學士肅順、軍機大臣穆蔭等八位心腹大臣於病榻前。連下三道諭旨：第一道，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第二道，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等八大臣，盡心輔佐，贊襄一切政務；第三道，授予皇后鈕鈷祿氏“御賞”印章，授予皇太子載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貴妃掌管）。

咸豐皇帝是這樣想的，特製兩顆印章，作為日後頒佈詔諭的符信。就是說，奏摺“經贊襄大臣擬旨繕進，俟皇太后、皇帝閱後，印起用“御賞”之章，印訖用“同道堂”之章。這樣就是有皇后和懿貴妃與八大臣的聯合執政，避免任何一方出現專權的局面。八大臣擬旨，經后妃蓋章後生效，顯然後妃的實權是在八大臣之上的，她們對八大臣所決策的軍政大事有不予蓋章的否決權。反之，由內臣擬旨而不經過八大臣同意，加蓋兩章，也同樣能生效。

安排好權力移交這件大事，咸豐皇帝帶著“些許自豪”和他的遺憾和屈辱去見愛新覺羅家的列祖列宗了。我們知道，咸豐帝的精心佈局，只維持了一個多月，就由葉赫那拉氏聯合恭親王奕欣，發動的“辛酉政變”給推翻了，從而出現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和恭親王奕欣為議政王，聯合執政的局面。

為什麼咸豐帝苦思冥想出來的權力安排方式，這樣經不起推敲，即宣告瓦解？小編認為：咸豐帝在選定“八大讚襄政務大臣”的時候，犯了一個致命錯誤，沒有將其血親列入顧命之列。從表面上看，這次有八為輔政大臣，比順治留給康熙的四位，多出了一倍，從數量上不易形成“鰲拜專權”現象。而且，這八大臣是由滿洲貴族與軍機大臣結合，看似是一個權力平衡的結構，其實不然，因為咸豐帝沒有把滿洲貴族中的血親貴族勢力列入到“贊襄政務”的權力系統內，比如說，用恭親王奕欣“攝政”、或“議政”、或“輔政”，後來情況就會不一樣。

其結果就是：帝后勢力與血親貴族極有可能結合，摧毀八大顧命大臣勢力，八大臣在“辛酉政變”中，政治力量與其聯合後相比，不佔優勢，這也是肅順等朝臣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咸豐帝是清朝歷史，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遜帝溥儀除外），三十一歲便一命嗚呼了，咸豐帝沒有治國之才，他的上位，如果是靠僥倖，那麼他的離去，卻帶給了本人及王朝太多的不幸。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局面，影響中國近半個世紀，不僅僅是將清王朝推向深淵，更將整個中華民族帶入了水深火熱、任人宰割的艱難境地。